余秋雨经典哲理散文阅读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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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那么远的路，准备是在语言不通的前提下，比比划划地来一番猎奇探胜的，谁知人家早知道你们会一批批光临，张开大网等着呢。

语言通了好办事，但这要办的事，已经有点走味。

　　原先瑞士的手表厂商经过多年挣扎已判定手表业在当今世界的衰败趋势，正在努力改弦易辙、寻找生机，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国人对他们滞销日久的货品产生了狂热，他们一开始十分纳闷，后来就满面笑容了。

　　说起来，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定时器还是要数中国东汉张衡制造的漏水转浑天仪，但是如果说到普遍实用，我看确实应该归功于欧洲定时器。

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锺的，后来改成机械锺，不知花费了多少天纔工艺师的纔智和辛劳。

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用简单机械打点的锺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事，到十六世纪初德国人用上了发条，后来伽利略发明的重力摆也被荷兰人引入机械锺，英国人又在纵擒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

反正，几乎整个欧洲都争先恐后地在为定时器出力。

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和商业大潮中的分秒必争，互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业，则得益于十六世纪末的一次宗教徒大迁徙。

法国的锺表技术随之传了进来，与瑞士原有的金银首饰业相结合，使生产的锺表更具有了装饰功能和保值功能。

十九世纪出现了制表机械，瑞士的这个行业便突飞猛进，举世瞩目。

　　依我看，手表制造业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达到，尽管当时还是以手工业为主，没有形成生产规模。

那些戴着单眼放大镜的大胡子工艺师们，把惊人的创造力全都倾泄到了那小小的金属块上，凡是想得到的，都尽力设法做到。

　　这便是令人兴奋的创造期效应。

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推动，天天精彩勃发，连再难的角落也能快速拿下。

　　二十世纪的手表业也有不少作为，但都是在十九世纪原创框架下的精巧添加，属于次一等的行为等级。

我想十九世纪那些大胡子工艺师如果地下有灵，一定不会满意身后的同行，那神情，就像最后一批希腊悲剧演员，或最后一批晚唐诗人，两眼迷茫。

他们的出色成就使后代失去了创造的空间，真不知该抱怨谁，他们，还是后代二十世纪对手表业而言，比雕饰更重要的任务是普及。

其间的中枢人物不再是工艺师，而是企业家。

　　要普及必然引来竞争，瑞士手表业在竞争中东奔西突，终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

这对手表业来说究竟是一个喜讯还是凶兆我想当时一定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此间悖论，即新的电子计时技术必然是机械计时技术的天敌，它的方便、准确、廉价已经构成对传统机械表的嘲谑。

　　表面上，机械表还会以自己的历史、品牌嘲谑电子表，但这种嘲谑只是一种伦理性、辈分性的发泄，而电子表对于机械表的嘲谑，看似逆反了伦理程序，却是一种历史必然。

试想，那种可以随时随地贴附在各种器具、建筑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闪光数码，不正绿莹莹地宣告着机械计时时代的基本终了在这种情况下，机械表可以勉强固守的阵地大概就剩下装饰功能了。

但是电子技术多么灵巧，它们很快也在装饰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

平心而论，现在不少电子表的外形设计，与最精美的机械表相比也不见得差到哪里去，然而它们又那么廉价，机械表所能标榜的其实只是牌号。

牌号也算是一种装饰吧，主要装饰在人们的心理上。

　　现代人实际，很快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除了极少数收藏家，大家都不再看重机械表的装饰功能，于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表所打败，失去了世界市场。

　　瑞士的手表商痛定思痛，纔在二十年前设计出了一种极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针表，自造一个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译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欢迎，连很多小学生都花花绿绿戴着它，甩来甩去不当一回事儿。

　　就这样，瑞士手表业纔算缓过一口气来，许多传统名牌一一都被网罗进了“Swatch集团”。

这相当于一个顽皮的小孙子收养了一大群尊贵的老祖宗，看起来既有点伤感又有点幽默。

但光是这个集团的名称至少可以说明，人家瑞士制表业已经不按原来的价值系统论资排辈了，可惜这一点中国的旅游者怎么也明白不过来，一味鄙视当家的小孙子，去频频骚扰年迈的老大爷。

　　瑞士的Swatch主要是针对日本锺表商的。

日本锺表商当然也不甘落后，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价的电子技术，那么它就来玩昂贵的电子技术，价钱可以高到与名牌机械表差不多，却集中了多种电子仪表功能，让Swatch在电子技术层面上相形见绌。

　　其实，电子技术的优势是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锺表商没有这么做，他们用归并、组合的办法使复杂更趋复杂，让小小一块手表变成了仪表迷魂阵。

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却能吸引那些贪多求杂、喜欢炫耀的年轻人。

这种营销手段，在我看来是不太符合商业道义的。

相比之下，反倒是瑞士手表业从机械表到Swatch，都比较正经。

　　我在这里看到一种日本电子表，二百多美元一块，据厂方的宣传数据介绍是专为美国空军或海军设计的，其实也就是把各种电子仪表集中在一个表面上罢了。

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的那么多功能说明白，也没有一双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数码、指针、液晶看清楚。

我们的一位伙伴买了一块，同时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手表扣在手腕上，放大镜晃荡在裤带下，看手表的时候还要躲着人，怕人家笑话。

　　说笑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来看看大批到瑞士来采购手表的中国游客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糊涂，知道手表的计时功能已不重要，装饰功能又非常狭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里也明白按现代生活的消费标准，几块瑞士手表的价值于事无补。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那么热衷呢我想这是昨日的惯性，父辈的遗传，乱世的残梦，很需要体贴和同情，而不应该嘲谑和呵斥。

　　既然是惯性和遗传，就不讲现实逻辑，但细细追索，它们的形成还有历史逻辑，这是今天年轻一代所不知道的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都想随身藏一点值钱的东西。

王公贵冑会藏一点文物珍宝，乡坤地主会藏一点金银细软，平民百姓会藏一点日用衣物，而大城市里见过一点世面的市民，则会想到手表，因为藏手表比藏文物、金银安全，也容易兑售。

我小时候就见过一对靠着一些瑞士手表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历史的概括力。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

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

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王争王争王争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是很难听得下去的，幸好他们夫妻俩白头偕老，昏花的眼神在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怅然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

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

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临终时是不是还剩下瑞士手表。

不管怎么说，这是瑞士手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悲凉而又温暖的生命游戏，但相信它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有机会还要劝劝挤在瑞士手表店里的中国游客，不要为过去的时代过于执着。

手表在一刻不停地辞旧迎新，它最知道时间不会倒转，因此，这也是手表本身对我们的劝告。

　　余秋雨经典哲理散文阅读篇二：

心中的恶狼

　　在各种凶杀案中，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哪一种？

我认为是没有具体理由的那一种。

有理由，就有逻辑，伤害具有针对性，人们也有可能提防;

如果没有理由，只能听天由命，谁都手足无措了。

　　其实，没有具体理由的犯罪，总还是有心理理由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关注人类的心理黑箱，说不定什么时候，那里会蹿出来一条恶狼。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云南省通海县县城的一个歌舞厅里，一个握着长剑的青年男子见人就刺，不到半小时就刺死四人，刺伤多人，他边刺边大声吼叫：

”我孙玉峰曾经是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事业的成功，对社会有益，我事业失败，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

　　那么，他有什么事业呢？

这完全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读过一些江湖武侠故事的农村无赖子的狂想。

他偶尔进县城，见路上没什么人理他，就在日记里写道：

”每走到人群之时，竟然当我是死人，视如无物，阴恻恻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过去。

”他恨一切不理他的人，但所有的人都不怎么理他，于是他断言”天下人人可杀”。

　　看来，他走向罪恶的心理程序，是从狂妄自大的心理幻觉开始的。

总觉得自己十分重要，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人们实在没有注意他的理由。

我估计他曾多次自我卖弄，一再招惹别人，甚至恨不能把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人引出来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吵一架，可惜连这也没有发生。

他的招惹因形态卑下，别人只须眼角一扫就会立即厌恶地转过头去不再理会。

这种极度的孤独和无聊引起了他的仇恨，但仇恨又没有特定的对象，只能拿起长剑，朝那些活得最快乐的人群走去，按照他的认知范围，他选择了歌舞厅。

　　应该说，这个心理程序的前半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眼熟。

明明是自己招惹了别人，却不躲开、不道歉，反而觉得别人对不起他，甚至越来越义愤填膺，这是为什么？

　　有一位作家曾大惑不解地问我：

”某某人，我完全不认识，他在五年前一边剽窃我的作品发表，一边写文章骂我，这样做我还能理解，贼喊捉贼嘛！

我不理解的是，五年来我对此事完全不理，而他对我的批判却接连不断，而且口气越来越凶，这是为什么？

　　我想了一想，说：

”问题大半出在你的完全不理上。

开始，他一边剽窃你又一边骂你，是为了堵你的口，遮人耳目;

但你居然对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反应，使他感觉到，他在你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无足轻重，这使他产生了彻底的自卑，并由自卑变成愤怒。

　　”不是欺软怕硬？

”他问。

　　”不是。

欺软怕硬只是表象，”我说：

”你的完全不理，看上去是软，但已超出了软的底线，是一种不可理解之软，而不可理解之软其实就是一种超强度的硬，因此引发了他极度的不自信。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深奥。

　　儿时在乡间，常见夏天的中午一头头水牛浸在池塘中消暑，总有群蜂围着它们转。

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烦了，会甩起尾巴驱赶一下，而有的水牛则纹丝不动。

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动的尾巴附近，恣意逗乐，但时间一长，全都向着纹丝不动的水牛进攻了。

它们不是在纹丝不动中寻找安全，恰恰相反，它们一浪接一浪地去招惹，频率越来越快，恨不能把顽石般的水牛整个儿挑动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过类似的现象。

　　一个同学，来自农村，生怕城市里的同学瞧不起，成天找机会作态，连夜间上厕所时穿的拖鞋都坚持用木拖板，响彻楼层，还声言是”保持贫农本色”。

这样的人，”文革”一来，很容易造反。

一天，造反派开会斗争教师，适逢他外出，回来后听说，深感失落，居然决定一个人拉一名教师出来游街，补补”风头”。

他来到集中关押教师的地方，吆喝几声，教师们诚惶诚恐，唯独余上沅教授不惊不怒，平静如水。

这个同学一看，突然傻住，似有恐惧，然后火气上扬，独独把余上沅教授拉出来，由他一个人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