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向外扩张和中原文化圈的拓展最新文档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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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中心的地位逐渐显现,周边地域文化逐渐被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这是中国文明起源于早期发展的整体特点。
二里头文化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考古学文化,它因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而得名。
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者经过近
50年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贵族墓葬和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遗物。
如今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现二百余处,分布范围西起陕西东部,东至河南商丘,北部逾山西南部霍太山,南抵湖北北部。
其中豫西和晋南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心,所见遗址最为密集。
这与文献记载的夏人的活动地域恰好相符。
一般说来,二里头文化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二里头类型,分布在豫西地区;
一是东下冯类型,分布在晋南地区。
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其年
代属夏代后期。
的发展。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成为当时社会已经进入铜器时代的标志。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冶铜业的进步特征主要表现在铜器数量增加,器类大大丰富,尤其是青铜容器的出现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冶铸水平。
另一方面,青铜合金已占据统治地位,而且主要是锡青铜、铅青铜和铅锡青铜。
”就冶铸技术而言,“大约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在二里头这处大型中心聚落
(或为都邑),逐渐扬弃了石范这种对铸造技术发展有很大限制的模具,这一变化极大地刺激并提升了中原地区金属冶铸业的水
平”。
“到二里头文化晚期,又发明出高铅合金青铜,同样也是为满足铜礼器的需求而创新的技术。
随着上述一系列‘高科技'
的出现,使得中原地区的金属铸造业开始大踏步迈进,在铸造技术上将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身后,一跃而跻身于当时世界金属铸造业的前列。
”玉器制作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一种新兴的手工业,这时玉器已有成批量的出土。
在现已出土的该期近400件玉器中,有300多件出土于二里头遗址。
这批玉器不仅数量较大,而且品种繁多。
综观这个时期各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虽然都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但以二里头文化最为发达,而且周围各地域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夏王朝的疆域虽然主要限于豫西和晋南,但影响所及则达到了更大的范围。
由二里头文化聚落分布的考察看,整体上二里头文化的控制地域主要是今天的河南省和山西省南部,在范围上突破了自然地理单元的制约,出现了跨地区的更广大区域内文化的统一分布,其交流和影响的范围更是大于此。
例如,在内蒙古敖汉大甸子墓地贵族墓中出土了具有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陶酒器爵和盘,在上海马桥遗址中则发现了与二里头遗址相似的鸭形壶。
商族起源于东方,它以鸟为图腾,与少昊相同,可能是东夷的一个分支。
商族活动地区大约在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东部、山东西部一带。
其始祖契曾佐禹治水,加入了华夏部落联盟。
商汤灭夏后,在中原建立了商王朝。
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就是商代
前期的都城,安阳殷墟则是商代后期的都城。
商人在中原地区创造了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不仅出现了辉煌的青铜文明,而且
“有典有册”,使用成熟的甲骨文字。
商王朝不仅疆域比夏朝大,
而且将不少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它向四周的扩张,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商代前期无疑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王朝最强大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急剧向四周扩展,在东至渤海、西达关中、北抵冀中、南逾长江的广大区
域内,人们都使用着一套共同的日常生活用陶器,形成了范围相当广泛的二里岗文化圈。
特点鲜明的二里岗文化青铜器本身及其
造型和装饰风格传播到相当遥远的地方,形成了更大范围的中原青铜文化圈。
地域广阔的中原青铜文化圈形成以后,就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吸附作用。
在商代中期以后,尽管随着商
王朝国力的下降和周边地区势力的崛起,出现了商文化圈日益缩小的现象,但这些原先属于商文化或者原先受商文化影响的地区的文化面貌的许多方面都与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大同小异,原文化圈在商代仍然在缓慢地扩大。
F面分别简要说明夏商时期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
流互动关系。
、海岱地区
东夷人的一部分活动在海岱地区。
夏王朝与东夷族关系非常密切,夏代诸王都重视对夷人的统治。
在夏代前期,夏王太康曾
失其国,国人一度为东夷族统治。
史称“昔有夏方之衰也,后羿自组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襄公元年)。
组在今河南滑县东南,穷石在今河南孟州西。
后羿是东夷有穷氏之君,他夺取了夏政权。
历中康和相两代,华夏人为东夷统治。
但是据文献记载,夏王相居商丘时,曾经先后征伐淮夷、风夷和黄夷,致使“于夷来宾”。
“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
说明夏王少康
复国中兴,夏朝逐渐强大,夷人归附。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
华夏文化。
商王朝的统治中心比夏朝偏东,与东夷人的关系更为密切。
商国在与夏朝的斗争中,把夷人作为重要的依靠力量,曾联合东夷伐夏。
商王朝统治稳定后,夷人时有叛服。
史称:
“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
至于仲丁,蓝夷作寇。
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
武乙衰弊,东夷浸盛。
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从二里岗上层开始,商人就开始其东扩进程。
在鲁北和鲁南地区,商人与当地人混居。
这从大辛庄早商、中商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出,到后来就逐渐商化。
商朝对东夷的征伐最著名的就
是后期的“征人方”。
有学者认为人方即夷方。
武丁时曾征夷方。
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商朝的国力也消耗殆尽。
岳石文化属于东夷人的文化,存在时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
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两种文化交接地带,均发现对方的文化因素。
如河南杞县段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典型的岳石文化遗
物、鹿台岗遗址岳石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物;
而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在二里头遗址内出土了一组岳石文化遗物。
少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海岱等地区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尤其是海岱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对中原地区文明的影响和文化基因作用。
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中的觚、爵、簋和瓦足器等陶礼器应来自东方,或与东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推测属夏文化上层建筑的礼制可能来自东方。
李伯谦进一步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是
来自东方的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
郑杰祥、王克林也认为二里头文化与后羿代夏有关。
二、关中地区
陕西境内有关夏代的考古遗存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
区龙山时代客省庄二期的文化特征,又含有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和
中原地区二里头早期文化的因素,表明约在夏代早期,关中东部
及丹江上游地区就形成了一支与上述文化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差别的新型考古学文化。
而在大荔赵庄、华县南沙村、商州东龙山等遗址中发现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遗存表明,到了夏代晚期,关中东部及丹江上游已属于夏王朝的势力范围。
陕西境内比较典型的商文化遗存数量很多,分布地域也相当广大。
商王朝建立之初,早商文化就迅速覆盖了关中东部及丹江
已发现
上游,现已在大荔赵庄、西安老牛坡、商州东龙山等遗址中发现了二里岗下层早段的遗存。
以二里岗期的文化遗址而言,
1980
者还有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等处,铜川三里河则出土了典型的二里岗期的青铜器。
这些地点都近于渭河。
和1981年,陕西城固龙头镇两次发现这一时期的礼器和兵器,多达75件,其形制、纹饰的特点同于河南等地所出者,表明商代前期中原文化已传播到汉中一带。
二里岗期的商文化也影响到周原。
1972年在岐山京当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二里岗风格的觚。
次年,在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青铜器里,又有二里岗风格的鬲和杯,这些器物可以估计属商代中期。
礼县朱马村、扶风壹家堡以及周原等遗址中发现的二里岗上层或略晚的商文化遗存,则表明在商代中期,商文化在占据关中东部地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控制范围推进到关中西部偏东的周原以东地区,形成了以商文化为主但也含有地方文化因素的
京当型”商文化。
商代晚期即殷墟期的青铜器,在陕西出土更多。
它大致可分为三个地区,一是关中的渭河两侧,二是晋陕交界地区的黄河两岸,三是汉中地区。
1986年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了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大部分形制、纹饰均与中原所出者类似,同时也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
开始崛起于泾渭地区并终居统治地位,从而促使凝聚多种文化优势的西周文明的诞生。
三、长江中游地区
在长江流域,目前还未发现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年代基本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约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普遍出现了新的考古学文化。
这些文化的下限往往进入商代。
如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
化、
中游的荆南寺文化、下游的斗鸡台文化、点将台文化和马桥
文化等。
现有材料都表明长江流域诸考古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都发生着程度不同的联系。
如荆南寺文化早期的陶深腹圜底罐、大口尊,斗鸡台文化的单扉铜铃,马桥文化的陶鸭形尊、觚、簋等都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物相近。
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较早地进入了铜器时代。
中原以南长江流域的青铜艺术如同青铜技术一样,
都来自中原。
和东部的长江以北地区分布着早商文化盘龙城类型。
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表明二里岗商文化已经到达长江流域,那里出土的青铜器很多,也很典型。
商代中期以后商王朝南扩的成效颇为显著。
《诗?
殷武》云:
“维汝荆楚,居国南乡。
自彼
狄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
铜、锡、铅是青铜时代珍稀而重要的战略资源。
中国的铜矿密集分布在长江南岸,锡矿和铅矿更在其南。
中原地区铜矿的蕴藏量不大,寻找并开采铜矿成为中原王朝南下的重要动因。
都在中原的夏朝和商朝缺少有色金属资源,不得不到长江流域去找,后来的周朝当然也如此。
铜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正是以铜为纽带连结起来的。
1988年在江西瑞昌县铜陵发现的古铜矿,开采年代上限为
商代中期。
湖北的阳新县和黄石市的古铜矿,已知开采年代上限为西周,但附近有不少商代的炼铜遗迹。
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出土青铜器四百八十多件,大方鼎类似中原里岗上层的器物,形制和纹饰特征则显属殷墟期。
这些青铜器,既受到强烈的中原文化影响,又表现出明确的本地特色。
湖南也发现了不少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铜器,铸造水平不低于中原,造型和纹饰则既有纯属中原风格的,也有富于江南特色的。
湖北、湖南发现的商代青铜器,罕有特异的带浓厚地方色彩的器物混出,而且某些商代青铜器上有殷人的族徽。
这些器物,“从风格上说,
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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