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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元738年。
开元:
唐玄宗李隆基年号。
②横行:
纵横驰骋于敌军之中。
《史记·
季布栾布列传》:
“上将军樊哙曰:
‘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
”
③半死生:
即死生各半的意思。
④三时:
指早、中、晚,形容整天都在打仗。
【译文】
唐朝战乱发生在东北边境,将士辞家击破残败的敌人。
男儿本就有横闯敌阵的胆量,更何况皇帝格外赐予恩赏。
鸣锣击鼓浩浩荡荡开出榆关,旌旗连绵不断行进在碣石山间。
校尉送紧急文书越过沙漠,单于打猎的篝火映照狼山。
山川萧条已到边境的尽头,匈奴战马来势象狂风暴雨。
士兵们浴血奋战死生各半,将军帐中美人仍轻歌曼舞。
深秋浩瀚的沙漠草木枯萎,落日下孤城斗兵越来越少。
边将受国恩却常轻敌误国,士兵们用尽力量未解关山之围。
士兵们长期辛勤戍守边地,家中思妇别后痛苦流泪。
少妇住在城南悲苦肠欲断,征夫在蓟北遥望空自回首。
边境动荡不安哪可度过?
无人的边地苍茫毫无所有。
整天杀气沉沉已化作阵云,寒风中夜里传来刁斗之声。
短兵相接只见刀锋鲜血淋漓,为国捐躯哪里是为争个人功勋?
你不见沙场上战争残酷,至今人们仍怀念着李将军。
【作者介绍】
高适(700~765),字达夫,渤海(今河北景县)人。
少贫寒,潦倒失意,曾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
后客游河西,为哥舒翰书记。
安史乱起,以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
潼关失守,他奔赴行在,见玄宗陈述军事形势,迁侍御史,擢谏议大夫。
后任淮南节度使,任彭州刺史,迁蜀州,代宗时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召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卒,谥忠。
高适以边塞诗成就最高,也有一些反映时事及民生疾苦的诗,语言质朴,直抒胸臆,气骨琅然,多慷慨悲壮之音。
传曰:
“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沧洲人。
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
后举有道,授封丘尉,未几,哥舒翰表掌书记。
后擢谏议大夫。
负气敢言,权近侧目。
李辅国忌其才。
蜀乱,出为蜀、彭二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还为左散骑常侍。
永泰初,卒。
适尚气节,语王霸,衮衮不厌。
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
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多胸臆间语。
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
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
中间唱和颇多。
今有诗文等二十卷及所选至德迄大历述作者二十六人诗为《中兴间气集》二卷,并传。
”《唐才子传》(元·
辛文房撰)
附:
关于作者的集评
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
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
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
且余所最深爱者:
“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
”吟讽不厌矣。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
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
(〔五代〕刘昫《旧唐书·
高适传》)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旧唐书》)
左散骑常侍高适,朔气纵横,壮心落落,抱瑜握瑾,沉浮闾巷之间,殆侠徒也。
故其为诗,直举胸臆,模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锋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
视诸苏卿之悲愤,陆平原之惆怅,辞节虽离而音调不促,无以过之矣。
(〔明〕徐献忠《唐诗品》)
高适、李颀不独七古见长,大段气体高厚,即今体亦复见骨格坚老,气韵沉雄。
(〔清〕方南堂《辍锻录》)
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中(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肯定了高适“在描写边塞的风光、战争的场面下,同时有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妇的情怀,故能于高壮的诗风里,呈现出慷慨之音”。
万云骏主编《新编古代文学精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顾伟列论述高适的边塞诗的特点是:
“将亲见、亲闻、亲感付之于诗,使其边塞诗的内容既具有深度,又具有广度”,而且“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艺术风格以慷慨激昂、豪放悲壮为主”,在表现手法上“直抒胸臆”、“长于大处落墨”、“善于运用对比的艺术”、“尤擅长七言歌行”。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
高适的《燕歌行》“结尾回忆李广,希望将军体恤士卒,点出了全诗的主题。
诗的思想内容极为复杂,但写得宾主分明。
错综交织的诗笔,把荒凉绝漠的自然环境,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士兵在战斗中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全诗雄厚深广、悲壮淋漓的艺术风格。
全诗四句一转,虽语多对偶而能避免整齐呆板的缺点,显出跳跃奔放的气势,也很有创造性。
不愧是唐代边塞诗中现实主义的杰作。
”“总的说来,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
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
【写作背景】
开元十五年(727),高适曾北上蓟门。
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
“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
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
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
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
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
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
“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
张守珪传》)。
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本诗打破了同一题材大多写征夫思妇的缠绵相思的格局,突出表现英勇的气慨和悲壮的情绪,批判的锋芒也十分尖锐。
诗的主旨是谴责在皇帝鼓励下的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兵士受到极大的痛苦和牺牲。
诗人写的是边塞战争,但重点不在于民族矛盾,而是同情广大兵士,讽刺和愤恨不恤兵士的将军。
【作品辑评】
词浅意深,铺排中即为诽刺,此道自《三百篇》来,至唐而微,至宋而绝。
“少妇”、“征人”一联,倒一语乃是征人想他如此,联上“应”字,神理不爽。
结句亦苦平淡,然如一匹衣著,宁令稍薄,不容有颣。
(〔清〕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
达夫此篇,纵横出没如云中龙,不以古文四宾主法制之,意难见也。
……《燕歌行》之主中主,在忆将军李牧善养士而能破敌。
于达夫时,必有不恤士卒之边将,故作此诗。
而主中宾,则“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四语是也。
(“岂顾勋”即“死是战士死,功是将军功”之意)其余皆是宾中主。
自“汉家烟尘”至“未解围”,言出师遇敌也。
此下理当接以“边庭”云云,但径直无味,故横间以“少妇”、“征人”四语。
“君不见”云云,乃出正意以结之也。
文章出正面,若以此意行文,须叙李牧善养士能破敌之功烈,以激励此边将。
诗以兴比出侧面,故止举“李将军”,使人深求而得,故曰:
“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
(〔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二)
句中含双单字,此七古造句之要诀,盖如此则顿跌多姿,而不伤于虚弱,杜工部《陂行》多用此句法。
转韵亦用对法。
(〔清〕黄培芳语,见《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下)
沈德潜云:
刺边将佚乐,不恤士卒。
通首叙关塞之苦,只以“战士”二句、“君不见”二句点睛。
运意绝高。
(〔清〕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卷三)
《燕歌行》主题辨
高适的《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
近人赵熙称之为高适诗中“第一大篇”,也是唐诗中的第一流名篇。
《燕歌行》乃乐府旧题,最早见于魏文帝曹丕之作。
其内容“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乐府解题》),或云“燕,地名也,言良人行役于燕,而为此曲”(《广题》)。
那么,高适《燕歌行》的内容如何?
它有无本事?
前辈学者对此说法不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下列几种:
其一,认为并无本事。
清人何焯评曰:
“常侍有《燕歌行》一首,亦是梁陈格调。
”又唐汝询曰:
“此述征戍之苦也,言烟尘在东北,原非犯我内地,汉将所破特余寇耳。
盖此辈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礼貌,能不生边衅乎?
于是鸣金鼓,建旌旆,以临瀚海,适值单于之猎,凭陵我军。
我军死者过半,主将方且拥美姬歌舞帐下,其不惜士卒乃尔。
是以当防秋之际,斗兵日稀,然主将不以为意者,以其恃恩而轻敌也。
何为使士卒力尽关山未得罢归乎?
戍既久,室家相望之情极矣,则又述士卒之意曰:
吾岂欲树勋于白刃间耶?
既苦征战,则思古之李牧为将,守备为本,亦庶几哉!
”(《唐诗解》卷十六)
其二,认为事关幽州节度使张守,是歌颂还是讽刺难定,但定有所指。
此说始于清人陈沆:
“张守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
守因纵兵击败之,故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之句,然其时守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
要之观其题序,断非无病之呻也。
”(《诗比兴笺》卷三)
其三,即刺张守说。
今人岑仲勉说:
“此刺张守也……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也。
”(《读全唐诗札记》)前此赵熙亦云:
“其于守有微词,盖与国史相表里也。
”似与岑仲勉观点相似。
从以上几说不难看出,“刺张守说”出现最晚,但由于岑仲勉在文学、史学界的地位,这一说法成了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说法。
1980年《文史哲》第2期发表蔡义江《高适燕歌行非刺张守辨》一文,对岑仲勉说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蔡义江说:
“高适《燕歌行》讽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此说诗者并无异议。
”“然细看序文,知高适所刺者并非张守。
”又说:
“客所示高适之《燕歌行》未知作于何时,或在还归之前;
若然,则客诗所言之事,更必在二十六年之前。
”“守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逼令平卢军使乌知义邀叛奚与战湟水之北,先胜后败。
此事乃赵堪等‘假以守之命'
而为之者,实与守无干。
至事后守知而隐其败状,以克获奏闻,唐书本传虽记为二十六年,但真相泄露,守坐贬括州刺史,实乃二十七年之事。
故《资治通鉴》……载入开元二十七年。
此又二十六年已‘从张公出塞而还'
之客与高适均不得预闻者。
蔡义江谓讥刺的对象是指开元二十四年奉命讨奚、契丹而轻敌致败的安禄山。
文中引《资治通鉴》、《新唐书·
张九龄传》、《张曲江文集》中《上张守书》、《上平卢将士书》。
由以上记载,蔡义江云:
“知禄山入朝,本恃勇骄蹇,以后又得玄宗宥赦,则高适诗‘天子非常赐颜色'
,或于明皇亦有微词。
”又云:
“安禄山喜好歌舞声色,能自作胡旋舞,此史书中屡见,与诗中‘美人帐下犹歌舞'
亦合。
”甚至认为这是“有感于禄山重罪不诛之事,因此作《燕歌行》以寄讽。
此后几年,唐诗研究者就高适《燕歌行》之本事及所感“征戍之事”,究竟针对什么而言,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其中陈伯海发表于《中文自学指导》1985年第6期的《高适〈燕歌行〉三题》,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
他反对《燕歌行》为“刺张守而作”;
对“刺安禄山作”之说也作了分析,认为“根据也很薄弱”。
他说:
“《燕歌行》中有‘身当恩遇常轻敌'
一句,常被引为诗歌批评将帅轻敌致败的佐证,实属误解。
细观上下文意,这里不是单指统帅,而是总写作战的将士。
“轻敌显然不是轻敌冒进的意思,而是指藐视敌人,甘愿为报答国恩而奋战到底。
”由此他认为“不必拘泥于一时一事。
高适本人是一位胸有宏图、好谈王霸大略的诗人。
开元十八、九年至二十二年间,他曾北上漫游蓟门,对边地生活和军事形势有亲身体验。
这次再听到友人叙说前方所见所闻,自然会激起自己的种种回忆与感受,于是用诗歌的形式集中反映出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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