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研究生法律硕士《法制史》简答知识点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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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礼不下庶人”，说的是庶人以下“遽于事而不备物”，既忙于生产劳动，又不具备贵族的身份和礼所要求的物质条件，因而不可能按各级贵族的各种礼仪行事，这些礼也不是为他们设立的。

但这绝不意味着庶人可以不受礼的约束，因为礼所强调的是等级差别，天子有天子的礼，诸侯有诸侯的礼，不能僭越，任何越礼的行为都要受到惩罚，对庶人更是如此。

　　所谓“刑不上大夫”，原指大夫以上贵族犯罪，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某些宽宥，在适用刑罚时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对贵族一般不处以残损身体的肉刑（即肉刑不上大夫）;

必须处死者在郊外秘密执行;

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等等。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在广大被统治者面前保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

但这些礼遇绝不等于大夫以上贵族可以不受刑罚制裁。

在实际生活中，官僚贵族犯重罪同样要加以惩罚，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的贵族，更是严加惩处。

史籍上关于官僚贵族因犯罪被杀、被刑的记载不胜枚举。

　　宗法制度：

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组织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形势。

嫡长子继承;

小宗服大宗，祝弟服长兄;

各级诸侯、卿大夫、士既是一种家庭组织，又各自构成一级国家政权，共同向最高宗子——周天子负责。

　　4、简述西周主要刑罚原则。

（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原则。

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三赦是：

“一曰幼弱，_二曰老耄，三日蠢愚”，凡此三者皆赦免其罪。

西周时期80岁、90岁以上的老人及7岁以下的年幼者犯罪都可减免刑罚。

（2）区分故意——非sheng与过失——sheng，、惯犯——wei终与偶犯——非终原则。

在西周时期，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惯犯与偶犯在观念上已有所区别。

虽犯小罪，却不是由于过失，而是惯犯，就不可不杀;

反之，罪虽大，但不是惯犯，又出于过失，就不可处死。

　　（3）罪疑从轻、罪疑从赦原则。

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防止错杀无辜，凡是疑案难案，都采取从轻处断或加以赦免的办法，即所谓“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

（4）宽严适中原则。

西周时期，基于“明德慎罚”的主张，在定罪量刑问题上强调“中道”、“中罚”、“中正”，即要求宽严适中，符合正道。

5、所谓“五过”，其具体内容是：

“五罚不服，正于五过”①“惟官”，指畏权势而枉法;

②“惟反”，指报私怨而枉法;

③“惟内”，指为亲属裙带而徇私;

④“惟货”，指贪赃受贿而枉法;

⑤“惟来”，指受私人请托而枉法。

6、简述西周的婚姻原则。

西周时期，婚姻的缔结有三大原则，即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

凡婚姻不合此三者即属非礼非法。

（1）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

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即嫡妻只能是一个。

（2）“同姓不婚”也是缔结婚娴的一个前提。

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于两点：

第一，长期的经验证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第二，禁止同姓为婚，鼓励多与异姓通婚，是为了“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家天下和宗法制度，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

　　（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又一原则。

在宗法制下，子女的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家长来决定，并通过媒人的中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礼非法，称为“淫奔”，必不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

七出三不去：

不顺父母;

无子;

淫;

妒;

有恶疾;

多言;

盗窃。

有所取无所归;

与更三年丧;

前贫贱后富贵

　　7、简述西周的“五听”制度。

答：

“五听”制度是西周时期审理案件时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方式。

其具体内容是：

（1）“辞听”：

“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理屈者则言语错乱。

（2）“色听”：

“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

（3）“气听”：

“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的呼吸，无理则喘息。

（4）“耳听”：

“观其听聆。

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的听觉，理亏则听语不清。

（5）“目听”：

“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即观察当事人眼睛与视觉，无理则双目失神。

　　8、简述春秋战国成文法公布的历史意义。

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是中国法律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成文法的公布，标志着奴隶制的法律体系在走向瓦解，封建制法律体系逐步形成。

　　⑴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是对传统的法律观念、传统的法律制度以及传统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

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说明法律制度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私产，而应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公开的调节器，传统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⑵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成文法的公布，有利于新兴的地主阶级将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固定下来，为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⑶成文法的公布，也标志着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公布成文法，将零散不系统的法律规范变成相对系统、严密的法律条文，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⑷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活动，为战国时期及战国以后封建法律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经验。

在春秋各国的成文法基础上，战国时期的封建法制进一步完善起来。

　　9、简述《法经》的篇章结构和历史地位。

《法经》共有六篇：

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网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

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惩罚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盗法》和《贼法》列在法典之首。

《网法》也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法》、《捕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

第五篇《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等。

第六篇《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历史地位：

《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

　　⑴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

《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种肯定。

　　⑵《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

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封建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因此，无论从其历史作用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法经》都是中国法律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10、简述商鞅变法的内容和历史意义。

主要内容：

（1）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

商鞅“受法经以相秦”以后，曾“改法（平之如水）为律”。

商鞅“改法为律”。

“律”，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必行性，具有“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

的功能。

“改法为律”，是在法律观念上的又一进步（平等性-普遍性）。

（2）连坐法。

商鞅在变法期间广泛实行连坐制度。

这些连坐制度在最大限度内把各种危害国家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维护国内的社会秩序，保障政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3）分户令。

为了鼓励发展小农经济，扩大户赋的来源，商鞅还颁布了《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立户，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变法的历史意义：

商鞅变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改革。

这次变法不仅给秦国守旧势力以沉重打击，而且为秦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秦国的封建法制也在变法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为秦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11、简述秦朝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

①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秦律规定，凡属未成年者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处罚。

要负刑事责任者，秦律确立以身高为标准。

　　②区分故意（端）与过失的原则。

秦律重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别。

秦律中故意称为“端”或“端为”，过失称“不端”。

故意犯罪处刑从重，过失犯罪处刑从轻。

　　③盗窃按赃值定罪的原则。

秦律中把赃值分为三等：

一百一十钱、二百二十钱、六百六十钱。

对于侵犯财产的盗窃罪，根据以上不同等级的赃值，分别定罪。

一般赃值少的定罪轻，赃值多的定罪重。

　　④共同犯罪与集团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

秦律在处罚侵犯财产罪上，集团犯罪（五人以上）较个体犯罪和一般共同犯罪加重量刑。

　　⑤累犯加重的原则。

本身已犯罪，再犯诬告罪，则应加重处罚，除去耐为隶臣原有刑罚外，还要判处城旦苦役六年。

　　⑥教唆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

按秦律规定，教唆未成年人犯罪者加重处罚。

　　⑦自首减轻处罚的原则。

秦律规定，凡携带所借公物外逃，主动自首者，不以盗窃论处，而以逃亡论处。

若犯罪后能主动消除犯罪后果者，可减免处罚。

⑧诬告反坐原则。

秦律规定，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者，即构成诬告罪，按被诬告人所受到的刑罚，对诬告者处罚。

　　12、简述文景帝时的肉刑改革。

汉文帝下令废肉刑，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

改劓刑为笞刑三百，改斩左趾为笞刑五百，斩右趾为弃市刑。

　　汉景帝时期，在文帝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刑制改革。

遂下令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

后又下诏令：

“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

”同年，景帝又颁布诏令，改革刑具，以及行刑时不得换人等。

这使得刑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刑法适用原则：

上请（官贵犯罪，请示皇帝给有罪者某些优待）;

亲亲得相首匿（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

　　13、简述“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是指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特别是作为决断疑难案件的重要依据。

它为汉朝统治者所提倡，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

“春秋决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即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的精神定罪，若符合，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罚。

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反儒家倡导的“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

即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

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准五服以制罪”——晋律;

官当——北魏律，陈律;

八议入律——曹魏律;

重罪十条——北齐律

　　14、简述“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

《晋律》首立“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

“服制”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

规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一种制度。

　　封建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

斩衰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