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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明曹操杀杨修在他自汉中退兵,又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即建安二十四年(219)秋季,而此时距他本人的死期也仅“百余日”──这跟《武帝纪》说他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完全相合。
由此大致可以推断杀杨修的决定是在他病重期间作出的,目的是剪除曹植的羽翼,以巩固他的接班人曹丕的统治,所以给了杨修一个“交关诸侯”的罪名。
而杨修自知他跟曹植的关系太密切,处境十分险恶,但曹操处死他不在建安二十二年(217)立曹丕为魏太子时,而拖到二十四年秋病重之时,这对他来说的确是“死之晚也”。
由此看来,曹操处死杨修是不得已的,他是为身后国家的安危考虑──陈寿说的“终始之变”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杨修共出场三次,第一次是在第六十回,蜀人张秋欲献川中地图,而曹操傲慢无礼,张松讥讽操手下人时,杨修现身,这时作者有几句介绍:
“此人博学能言,智识过人。
松知修是个舌辩之士,有心难之。
修亦自恃其才,小觑天下之士。
”第二次出场是在七十一回,曹操兵进汉中途中在潼关访蔡琰,与杨修一起解“黄绢幼妇”之谜,“众皆叹羡杨修才识之敏”。
第三次出场则是第七十二回的“鸡肋”事件,由此引出杨修生平中一系列犯曹操之忌的事情。
其实,对于小说中杨修这个形象的评价亦有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杨修的“有才与不义有时是混合在一起的,他的性格还是有诡诈和凶恶的特点”,杨修的被杀“并非属于卓越人物或一般轻佻者的被枉杀,他本人亦有诡诈和不义的一面”,因而他并非是个正面人物。
有的观点认为“杨修不乏可爱、可贵、甚至可敬的地方”,他“未曾卖尽自己,这既是他难能的那么点‘骨气’,也正是他‘不识时务’的口实”,他是一个“不易养”的奴才,“也不是一个乖顺的典型的中国人,所以他也一直不讨中国人的喜欢,至今我们还在骂他,笑他”。
“他的天性不够奴性,不够世故,也不够中庸”。
还有的人对杨修评价很高,认为他具有“正直的道德”“正义的品质”“勇敢的气质”和“深刻的洞察力”,会“为被压迫者鸣不平”。
一般人都认为,杨修之死,是他与曹操矛盾发展的高潮,也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
这是个性格的悲剧,即他的“恃才放旷”。
杨修所“恃”之才,既非明君贤相治国平天下之才,也非谋臣良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或可称小有文才,充其量只是敏捷应对之才——说穿了一点小聪明而已。
《史记》中汉景帝对窦婴的评价:
沾沾自喜,恰为杨修画像。
以军中主薄(也就是个小文书)的身份,兼窦婴式的沾沾自喜和灌夫式的任性使气,取死必矣。
但若至此戛然而止,原不免令人感到突兀。
于是接下去作者在“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一句后,连续叙写了六件事,在交代曹、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杨修轻率的性格特征。
第一件事,曹操在花园门上写一“活”字,本是有意和工匠们逗智,而杨修却自作聪明地揭破谜底,这委实是不知趣。
第二件事,杨修近乎恶作剧地把曹操的“一盒酥”给分吃了,这说明他目中无主,过于自恃。
第三件事,曹操梦中杀人,杨修揭露其故装洋蒜,虽是处于正义,但也很不策略。
第四件事,为了扶持曹植上台,杨修极力投曹操所好,密告曹丕用筐装人入府,结果画虎不成,反招诬害他人之嫌。
第五件事,唆使曹植立杀门吏,又被人告,说明办事欠稳慎。
第六件事,暗教曹植作答,答稿竟被人偷走,落得个欺王之名,致使曹操极为反感,遂生“杀修之心”。
正因为他平生养成了这么一个好为人师、狂妄轻率的习惯,所以,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他都是放纵不羁,无所顾忌,以致招来杀身之祸。
再看曹操其人。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一个集“功首罪魁”于一身的两面人物。
他有治世安天下的雄才大略。
能够唯才是用;
同时又刚愎自用,阴险虚伪,老奸巨猾。
这一性格特征在《杨修之死》中,可窥一斑。
且看:
身为堂堂魏王,可有心与工匠逗趣弄诡,“操往观之,不置可否,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
这是写他的诡谲多端。
当杨修揭穿其中奥秘,他口上“虽称美,心甚忌之”;
他得知杨修以“一人一口酥”的玩笑,把他的“一盒酥”给分吃之后,也是“虽喜笑,而心恶之”。
他佩服杨修的聪明,而又嫉恨他的才智,这是写他的刚愎虚伪。
为了防范行刺,他假装梦中杀人,杀了人之后还故作无事的“复上床睡”。
半晌起来,佯装吃惊地问是何人杀的,甚至于“痛哭,命厚葬之”。
当杨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隐私后,他就“愈恶之”。
这是写他的阴险残诈。
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
开始,他欲立曹植继位,当有人径告他曹丕用竹筐装人去内府密议反策时,他不轻易相信,而是派人去曹丕府内伺察,其老谋深算可见一斑;
他让曹丕兄弟出邺城门,而又“令勿放出”以致不惜草菅门吏性命,可见其心术残诈;
尤其是当他发觉杨修插手曹氏家族的继承人选的纠纷时,更是视杨修为心腹之患,先“疑修谮害曹丕,愈恶之”,继而“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于是“有杀修之心,”,最后终以“乱我军心”的罪名把杨修杀掉了。
短短一段文字,把曹操机变狡诈、阴险残忍的“这一个”的性格特征,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完全吻合《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艺术形象的性格主调。
还一种意见认为:
杨修数犯曹操之忌,曹操内心深恶此人,早有斩杀之心,此时不过借“鸡肋”事件安其一个“造言”“乱我军心”的罪名,乘机除去而已。
也有人认为:
课文中插叙的六事中,前三事属生活小节,操虽“恶”,也只是“厌恶”,操作为治世能臣,不会为此小事杀修的;
后三事才是真正令曹操疑惧的,因为杨修直接介入了曹氏家庭内部争宠夺位的斗争,这是操不能容忍的,所以杨修是死于曹家内部废立之争,即使操不杀修,别人(如曹丕)也不会放过他的。
有人认为:
曹操杀杨修的实质是维护曹氏根本利益,曹操为防止袁绍“废长立幼”招致的兄弟俱亡的惨痛教训再次发生,当然要巩固太子曹丕的地位,而必须剪除植党势力,植党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杨修,因而杀修是必然的。
另一种观点则讲:
曹操因“忌贤妒能”而杀杨修,认为作者本意是“鞭曹”,曹操杀修即是为了表现操的好恶本质,并引罗贯中在嘉靖本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中的话来证明:
“操平生为人,虽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已。
”还有人认为“杨修之死的原因在于曹操的极端利已,阴险、残忍”的性格。
还有人认为,“杨修之死其实是封建主奴关系演绎的恶果”,“是人们的个性活力在封建专制意识形态下的悲剧”,“杨修‘恃才放旷’不过是表面,关键在于他冲撞了固有的封建等级秩序——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杨修的悲剧就在于对自己的奴才命运缺乏认识。
在主子君临上界,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现实社会里,奴才所表现出的‘自主’精神和‘平等’要求,不论是何种形式,在原有的框式之内,“都只能以悲剧告终。
”再一种观点是毛宗岗在修订评刻《三国演义》第七十回的回评中提出的:
“或疑操以才,忌杨修者,非也”,“盖才而不为我用则忌之,才而为我用则不忌耳”。
“彼谓修之以才见忌者,殆未为笃论矣。
”陈寿《三国志·
陈思王植传》有一段话也涉及杨修的死因:
“太祖(曹操)既虑始终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袁绍)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
汉末魏初,在文学上是一个暂时繁盛的时期。
所谓建安七子,便是那时候的有名的文人。
曹操自己也写诗文,加以他善于笼络一班有才名的文人,所以他把许多文人(其中也有方士)都收集到自己的身边,为他效劳。
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都是依附于曹操的。
曹操一方面把许多文人拉到他身边,但同时,对于那些有傲气、不讲他好话的文人,却是很不放心。
从他先杀孔融,后杀杨修,便充分说明曹操对敢于反对他的文人的忌恨。
孔融依仗自己是孔子后代,当时又很负盛名,他不大把曹操看在眼里。
而且,看来他也不大看得起依附曹操的一班文人。
这一点,从祢衡口里可以知道。
祢衡经常推许孔融和杨修,说“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这不用说是包括王粲、陈琳等在内的。
祢衡同孔融关系很好,他的话当然也反映孔融的观点。
孔融比祢衡、杨修大十多岁……他们三人,在当时的文人中算是一派,即,不肯阿谀曹操的一派。
祢衡虽年纪轻,但才气很大,曹操想侮辱他,叫他充当“鼓吏”,结果祢衡把衣服剥光打鼓,反而侮慢了曹操。
曹操叫人去找他来,他便拿着一根大棒,坐在曹操军营门前大骂。
曹操虽然很火,骂他为“竖子”,并说“孤杀之忧鼠雀耳”,但碍于他的文名,竟不敢杀他,后来是送给了刘表,刘表又假黄祖之手把他杀掉的。
再看杨修,他年纪跟祢衡不相上下,但祢衡是个平民,杨修则是洛阳的第一二名的世家,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四代都任过太尉。
(东汉时,太尉是相当于宰相的官衔)而且,都是有名的忠于汉室的名臣。
他父亲杨彪在董卓作乱的时候,为了保护汉献帝,几乎死难。
杨修很早就负文名,除了祢衡推祟他的话可证之外,还有曹植写给他的信,也把他同六子并列(孔融除外),说六人都不过著声名于一方,而杨修则是“高视于上京”,可见杨修在洛阳的影响有过于六子。
对于这样的人才,不用说,曹操是要罗致的。
所以,在建安中,曹操就任他为主簿,那时正是曹操南征北战,军事倥偬的时代,据说杨修“总知内外”,总是把事情处理得很好。
但如果考察一下,我们会发现“恃才放旷”正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特色。
所谓“魏晋风度”其表现形式正是“恃才放旷”。
从“清谈祖师”何晏到竹林名士刘伶的“死即埋我”“何为入我中”,连“有林下风气”的谢道蕴也敢以“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来公然奚落自己的丈夫。
魏晋时期思想箝制并不严重,甚至曹操本人的“任人唯贤”对这种风气的形成起了直接作用。
那么为什么刘伶阮籍们得终天年,而孔融杨修何晏稽康们身首异处了呢?
可见,单是“恃才放旷”不一定必死,关键还在“数犯曹操之忌”,那么他犯了什么忌呢?
此时的曹操已俨然有九五之尊。
统治者无不喜欢制造神秘感来造成对被统者的威压。
他们自命为“龙”,龙的灵异就在云遮雾掩,不使人见,所谓《乾》之“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便是此意,倘若失却了掩蔽,又与虫蛇何异?
所以极力欲给在下者形成“天威不可测”的印象,无知易产生敬畏,敬畏则形于盲从。
历经两千余年封建统治,这套权术越玩越精,清代帝王可谓登峰造极。
时至今日,老百姓往“上”看,依然雾气腾腾(此乃民主之大敌)。
曹操自然也不例外,《世说新语》中的“捉刀人”故事,追杀匈奴使者是他懊恼之余维护神秘与尊严的狠辣手段。
再加上他自己也是个文人,忍不住时时手痒,卖弄一下,杨修却偏要处处窥测他的心思,把他的云雾拨得干干净净,又怎能不令他杀心顿起?
但此一忌,还是小忌,以曹操之心腹深沉与知人尚任,或许会再隐忍一段——或如对关羽之不忍杀,或如对祢衡之不屑杀。
真正促使他决心除去杨修,是杨修介入了夺嫡之争,这才是统治者的大忌!
因为无论夺嫡最终胜利者是谁,其结果都是父子兄弟骨肉相残,削弱其“家天下”的基础,或破坏其苦心安排的均衡格局,而臣下一旦投机成功,却可坐收厚利,甚至趁乱取而代之。
愈是英主,愈常在继承人问题上碰得焦头烂额,贤明如唐太宗,也毫不犹豫杀了功臣候君集;
沉稳如康熙,也奈不住向“本朝第一罪臣”索额图等亮出了屠刀。
在政治的成熟上,曹植比不上曹丕,杨修也比不得吴质,杨修不避与曹植亲厚,只想除去政敌而不顾及方法,只想糊弄曹操而不顾及后果。
做事轻率,思虑不周,急于求成,显示出他政治上十足的幼稚。
以曹操的雄才大略焉能不知经国之才与文章之才的区别?
他最终选定曹丕而非曹植作继承人绝非受蒙蔽,而是深思熟虑、忍痛割爱的。
他也深知杨修之才不足以成事,但足以坏事,怎能容忍小小主薄上窜下跳破坏他苦心创下的基业?
于是乎杀掉。
没有鸡肋事件,杨修也会死在另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
阮籍式的“放旷”是消极的放旷,不受欢迎,不成其为主流,但也不会带来麻烦;
杨修式的“放旷”是“积极的”放旷,主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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