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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内文导读：

中小企业沉浮三十年

唐宋或更早之前，针对“经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各科目，其相应传授者称为“博士”，这与当今“博士”含义已经相去甚远。

而对那些特别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者，又称“讲师”。

“教授”和“助教”均原为学官称谓。

前者始于宋，乃“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目的讲授者；

而后者则于西晋武帝时代即已设立了，主要协助国子、博士培养生徒。

“助教”在古代不仅要作入流的学问，其教书育人的职责也十分明晰。

唐代国子学、太学等所设之“助教”一席，也是当朝打眼的学官。

至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子学）一科的“助教”，其身价不谓显赫，也称得上朝廷要员。

至此，无论是“博士”“讲师”，还是“教授”“助教”，其今日教师应具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了。

困境刚刚开始？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中小企业贷款难倒了谁？

一个手机厂商的生存之道

产业“空心化”时代的超越者

出口转内销，看上去很美

近几个月，关于中小企业的坏消息纷至沓来：

广州的服装厂因订单锐减大面积停工；

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3家企业因老板出逃或经营不善濒临破产；

根据国家工信部日前出台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

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人工涨、汇率涨、原材料价涨；

用工荒、用电荒、资金短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危机，正在向中小企业逼近。

日前，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用“危在旦夕”来形容现时中小企业的现状，他认为，“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全哲洙预测：

估计8月份左右就有一批企业开始死去。

发改委2019年的资料显示，在中国中小企业有4200万户，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

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

其生产总值占全国总产值的60%；

上缴税收总数额占全国总税收的50%；

全国65%的发明专利和80%的新产品都是由中小企业所研发的。

因此，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绝非小事。

2019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中小企业被迫倒闭；

经过近3年的复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逐渐好转，当下，经济基本面也并没有发生拐点性的波动，而中小企业的处境却似乎“比2019年还要艰难”，为什么？

显然，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客观上还成了我们寻找经济问题成因的“替罪羊”。

而今年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严峻生存状况，更多的是经济体自身内在的原因，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的综合产物。

它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应该使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思考这样的问题：

它们陷入困境，是哪些体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

这次危机，也应该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破除制度和政策上的“内部人待遇”和“外部人待遇”区隔的重要契机。

归根到底，政府应该尊重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好公平的游戏规则，提供完善的体制保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中小企业沉浮30年

文|本刊记者|石勇

从表象上看非常奇怪：

即使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中小企业仍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近段时间，央行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恰恰此时媒体报道浙江温州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效应。

中国银监会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则否认温州中小企业存在“倒闭潮”，但承认其生存确有困难。

事实上，不仅温州，说长三角、珠三角等广大经济区域的中小企业，在今天多已陷入生存困境，并无夸张渲染之处。

而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与2019年金融危机所催生的“倒闭潮”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外部人待遇”，以及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和集中引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企业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

在中国，“中小企业”这个概念，远比其看上去复杂，并非人员、资产和经营规模等指标所能完全界定。

这是一个不停地运动的概念，它的变迁，反映的也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

反过来，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小企业的生死。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中小企业，以及国有、民营的大企业所置身的市场环境，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并非独立于权力，而是权力主导构造，并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努力去控制的一个场域。

把市场置于权力的操控之下，从逻辑上，这意味着权力想让哪个行业赚得多，哪个行业就会赚得多，比如现在的房地产；

而权力想让哪些企业死，它们就很难活下去，比如“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这一逻辑强大到这种程度，就全国范围而言，甚至哪个地区先发展，哪个地区后发展也取决于这一逻辑。

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从来不会在短时期内形成。

中国也的确不太可能在短短的30年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

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在民间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博弈层面，需要一种自发演进，而在秩序层面，则需要国家提供体制性的基础条件。

后者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像变魔法一样，企图呼唤出一个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是把国家和市场分开，而是直接以市场而非市场的收益来服务于国家的需要。

因此，权力习惯于对市场发号施令，其资源的配置，通过内部条子、制度性的安排、政策性的倾斜等等，都能操控市场中的企业的命运，进而实现对市场的掌控。

这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时时陷入尴尬，“权力市场经济”的身影忽隐忽现。

这也导致企业所要面对的，除了市场本身的风险，还有来自权力意志的风险。

换言之，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中，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不可避免地被预设为国家主义的工具。

中小企业的命运变迁

作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一种伟大的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生产力”不能论证制度合法性的一种焦虑。

它与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的民间在改变贫穷的渴望上不谋而合。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饱受压抑的民间创富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

在这一时期，中小企业，其概念的外延主要是乡镇企业和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充满活力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它拥有两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

其一是市场需求，特别是国内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巨大；

其二是国家，尤其是对本地财政极为敏感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

可以说，以1992年为界，当时中小企业的创富功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完全契合。

这是中小企业的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这样的“关键词”，通不过仍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检验，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身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

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很多企业都戴上了“集体企业”这样的合法性帽子，以寻求庇护。

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埋下伏笔。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分税制改革确立，改革也完全转向城市，深入到国有企业后，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突然间都失去了对权力的吸引力。

在权力的庇护撤去和“改制”热潮的夹击中，它们在一夜之间，似乎都神秘地消失了。

1994年后，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而在这个时候，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已经大大不同。

比之80年代，外需最醒目地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强大杠杆；

分税制和GDP主义的登场，则鼓励权力更深地介入经济市场，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这是比80年代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由于产值在GDP主义中完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它和政府有了利益上的共同语言。

民营中小企业继续得到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的阳光雨露，甚至，在劳资矛盾中，它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

靠压低劳动力成本而生存发展的“路径依赖”稳固地形成。

而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来说，已经面临大限。

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势必把被认为效率不高、成为一个包袱的它们逐出体制；

官商对于国有资产的渴望也使“改制”运动疾速推进。

到2019年左右，中国新的经济结构已经成型。

“放小”使国有中小企业大多消失，包袱卸去；

而“抓大”则成全了央企、垄断国企的霸主地位。

这个时候，“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基本上成为民营企业的代名词。

这一新的经济结构体现为一种二元经济结构：

一“元”是巨无霸似的央企和国企，它们拥有庞大的市场和体制资源，获得权力的直接庇护，享受“内部人待遇”，能够攫取巨大的“市场收益”；

另一“元”则是占企业总数99%的民企，它们一方面承担繁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在资金和政策优惠上边缘化，在产业链中位于低端，更多地是一种“血汗经济”。

这一二元经济结构宣告：

离权力越远的企业，越不能活得很好；

而离地方政府利益越远的行业，越是赚不了钱。

而做实体的中小企业，恰恰符合这两个特征。

从1978年一路走来，中小企业走过乡镇企业的阶段，躲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风险，失去国有中小企业的缓冲，除了已经做大做强而“华丽转身”的以外，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面对已经改变了的现实：

整个社会的投机行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新一代劳工对权益的诉求。

这已经是危机重重。

在政府的执政理念、社会管理理念、经济增长方式、政绩考核方式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亟待蜕变。

终结“外部人待遇”

困境之中，“拯救中小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尤其是政府的责任。

道理简单不过，中小企业垮掉，或在结构性收益有利于垄断国企，有利于投机的情况下不做实体而加入炒房、炒股、炒中药材、炒食品的大军，无论是所催生的庞大失业率，还是加速物价上涨、加剧整个经济的泡沫化，都会是一个噩梦。

有一串数据被一再重复：

在中国，中小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附加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纳税额则达到国家税收总额的50%。

警示性的信息清楚不过——中小企业的每一次危机，无异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痉挛，它的灾难超越经济主体的自生自灭范畴，而会引发社会灾难。

不仅中小企业，整个社会，就公共利益而言，都需要政府出手。

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复杂性，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恐怕还很遥远，但的确，在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劳工权益的觉醒，总体上已经对“血汗工厂”的模式说“不”。

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工成本上升导致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只是一种描述，乃是以过去的“血汗经济”是合理的，并且应该继续下去作为背景预设，但这种恍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生存模式，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保证工人的权益是企业继续生存和整个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