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问题调查报告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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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10年以上的占总数的17.5%.　　（三）初次犯罪与重新犯罪的罪名重合度与其犯罪间隔成反比。

犯罪间隔3年以下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为61.1%；

犯罪间隔为三年以上的人中，前后触犯罪名相同、即重合度仅为22.7%.由此可以看出，犯罪间隔时间越短，罪名重合度越高，且罪名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

而犯罪间隔时间较长的犯罪嫌疑人，其再次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情节也趋于严重，被判处的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

　　（四）团伙犯罪现象在重新犯罪中不明显。

未成年人在初次犯罪时互相撑腰、壮胆，所以团伙犯罪现象比较明显；

但在重新犯罪时，由于其年龄、身体的增长，多数不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单独实施犯罪行为。

　　（五）从犯罪动机上看，再次犯罪的动机比较单一。

犯罪嫌疑人在初次犯罪时的动机比较多样：

有为泄私愤故意伤人的，也有受不良影片影响一时冲动的，有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的，还有的是为获取金钱；

而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时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六）在校生初次犯罪后绝大多数流向社会，外来务工未成年人原本就缺乏监督约束。

在实践中，在校生一旦犯罪，就被打入另类：

或是被送往工读学校，或是被开除学籍推向社会（一般学校都有规定，只要受到刑事处罚就要开除学籍，判处缓刑也不例外）。

而不愿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而拒绝入校的未成年人，实际上等同于流向社会。

实质上多数犯罪的在校生没有返校学习的机会，只能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

这部分未成年人更容易再次犯罪。

而未成年外来京务工人员来京后处于游荡状态，没有相应监督机构，在服刑期满后如无正当工作，很多会再次犯罪，成为惯犯。

　　（七）暴力型犯罪主体在犯罪前多受过相似暴力侵害。

犯罪学生所在学校的周边，往往存在不良社会氛围：

如高年级同学或退学同学的拦路滋扰，社会青年的敲诈勒索等，一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尤为严重。

由于学校及相关部门没有有效措施，或是没有长效治理机制，致使一些受害未成年人思想发生变化，不认为这种现象是犯罪，反过来拉帮结派，以暴治暴，从暴力受害人转为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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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八）犯罪主体的家庭教育多存在问题。

不论是来自离异家庭还是普通家庭，普遍存在家长对未成年人疏于管理或是只知虚寒问暖、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的状况。

特别是在未成年人初次犯罪后，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没能及时将未成年人引向正途。

　　二、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犯罪未成年人的“二次污染”情况值得忧虑。

一些未成年人由于交友不慎或是一时冲动触犯法律，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或是执行刑罚期间，在牢房内受到同号犯人的教唆、传染，会沾染上很多不良习气，甚至学习到各种犯罪的方法。

等到其刑满释放时已经变成“五毒俱全”的社会不稳定人员。

这样的关押环境不适合未成年人的改造。

（二）令人惊异的是，一些未成年人不以坐牢为耻。

“坐牢前受气挨打、坐牢后扬眉吐气”的奇特现象使部分未成年人沉溺于“扬眉吐气”的快乐中。

一些问题少年和社会青年有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的心理，对在校学生颐指气使、连打带骂，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则存在惧怕心理，唯唯诺诺。

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不会体会到受刑事处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坐牢反而使自己在“朋友”和欺负过自己的“敌人”人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可以召集众多社会青年对以前欺负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而不必担心遭受袭击。

　　（三）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确认识“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

在其看来，犯罪被抓也不过是被取保候审再被判处缓刑，不用坐牢也不用受苦。

在心理辅导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法律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威慑力大大减弱，使未成年人产生“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思想。

　　（四）沿袭以前的不良生活习惯和朋友圈子，是重新犯罪的重要诱因。

未成年人被判缓刑后或是刑满释放后，多赋闲在家，一时难以重新回归社会，而原来的朋友都找上门来，不良生活习惯继续延续，未成年人的行为就在不构成犯罪与构成犯罪的边缘徘徊，很容易再次触犯法律。

　　（五）未成年人的犯罪心里矫正工作缺失严重。

在现阶段，单纯法律惩罚不能达到教育矫正目的；

而学校老师在课余的简单说教，无法成功完成心理矫正辅导；

如果家庭又没有做到耐心帮助和教育（有的甚至没有家长关心），又将其推向学校和社会，未成年人有一种被抛弃感，继而在不良社会青年的小团体中寻求归属，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六）学校和有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的治理缺乏实效。

在当前的一些学校，老师们在保证教学质量之余，多以“保证学生在校时间安全”为标准进行管理，对学生走出校园后遇到的问题无暇顾及，使得学校周围发生的社会青年滋扰学生现象比较突出。

学生轻则被抢走小额金钱，重则被殴打至伤，严重危害了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生观，使一些人形成“暴力至上”的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暴制暴”，从受害人变为加害人。

　　（七）家庭教育没有发挥有效预防作用。

在重新犯罪的案件中，家长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方式一般都存在问题：

不是过分溺爱就是不闻不问；

不是窒息管束就是放任自流。

但有一点大致相同，就是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关注甚少，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

这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

而成年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基本形成定势，如果没有外界帮助，家长往往很难自行发现教育方式的缺点。

家长得知孩子犯罪后在失望和焦急心情的驱使下，反而会出现更为不当的教育形式，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帮助未成年人矫正不良思想和行为，还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教育效果。

--empirenews.page--]　　三、当前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中存在的问题　　

（一）“谁都管、谁也管不深”的多部门分段保护，严重制约此项工作的发展。

　　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处于多个部门分头进行但都无法深入下去、只能点到为止的状态。

检察院在侦查监督处、起诉处都设有专门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办案组，在预防处还有专人负责青少年犯罪预防。

在法院、公安也设有类似的部门和办案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在程序上公检法各管一段的未成年人矫正方法成效甚微。

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仅靠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顺带进行不是有效举措。

（二）预防总体思路圄于狭窄，程序改良现象成为主流。

　　现阶段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以在司法阶段的程序保护为主，而对其人格转化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

　　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方面，有不少关于程序改良的先例：

如公安系统对轻型犯罪的未成年人尽量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检察系统对此类案件加快审理节奏，减少犯罪带给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

一些法院采取“缓审”制（推迟开庭时间考察未成年人，考察表现良好者作无罪判决），或是“前科淡化”制（也是通过考察表现良好者由司法机关出面淡化其曾经犯罪的经历，有的法院直接建议从档案中撤出判决书、视为没有犯罪经历），还有的采取“圆桌审判”（将传统八字形审判格局改为半圆形，消除未成年人的恐惧感），以此消除犯罪记录可能带给未成年人的人生伤害。

但是，应该看到，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只限于司法机关在程序上的试点改良，涉及未成年人思想转化的少之又少，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全社会都参与进来的“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体系”，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效果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连贯性。

　　（三）在保护、转化方式上过于程式化。

　　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上，各部门工作人员基本上都采取程序化帮助、说教式为主的方式。

就是指程序上规定要进行教育就口头说几句，且以套路说教为主，对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和心理状况知之甚少。

这样的教育枯燥生硬，未成年人根本听不进去，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抵触心理，收效甚微。

这是现行矫正制度的明显缺陷。

　　（四）没有配套有效的“心理矫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各种保护性规定不但不能起到教育挽救的功能，反而减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法律程序在各方面都对未成年人进行了优待。

在量刑时给予从轻或减轻；

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都对未成年人进行照顾，最为明显的是对未成年人能取保候审的就取保候审，能判缓刑的尽量判缓刑，减少未成年人被“二次污染”的机会。

但是，由于心理矫正工作没有及时跟上，一些被取保候审或是被判缓刑的未成年人会由此产生“我没事了”的感觉，认为做坏事被抓住也不过如此，把犯罪经历当作资本炫耀，变本加厉地进行犯罪活动，进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成为犯罪加速剂。

由此可见，心理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

--empirenews.page--]　　（五）相关立法单一，且没有实施细则和相关培训。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匮乏现象比较严重，现有法律不仅单薄，而且可操作性不强。

根据这些原则性的规定无法界定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也无法真正发挥法律的规范性作用。

具体执行的人员更是没有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法规资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

　　四、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几点对策　　

（一）加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法规的立法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制度如果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

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研究，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践。

要将理论转化为司法实践和社会实践，加强实证研究。

在理论适度超前的前提下，加快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的建立，尽快解决现存的各类实际问题。

（二）加强未成年人心理矫正是预防重新犯罪的根本。

　　心理辅导是目前对犯罪未成年人最有用的方法。

因为他们的心智本来就不成熟，走向犯罪的道路多半是误入歧途，但是要想让他们彻底与过去的不良生活告别，就必须要在特定时期内由专人对其进行多次深入接触，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予以矫正，仅有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的批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专职进行。

建议在司法局或教委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心理矫正辅导机构，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及问题少年系统性的心理辅导，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三）集学校、公检法、社会等多方力量，统一进行青少年犯罪预防，找出能够贯穿整个诉讼程序的保护方案。

　　为了进一步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应当对矫正工作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仅靠公检法或是学校的力量远远不够，要充分发挥社团的力量，由专门机关牵头，对犯罪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现象进行统一研究，寻找对策。

　　（四）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设立未成年人专用刑罚，引入犯罪未成年人社区服务。

英国针对未成年人的“反社会行为”制定了各种形式的惩戒项目，其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还对监护人进行的裁决，并剥夺不尽职父母的养育责任，将未成年人转移到其他家庭或社会收养部门收养；

美国对于未成年人违法行为有一套单独的刑事司法程序，并从70年代开始，对于罪行比较轻微的、初次涉足犯罪的青少年，判处8-2000小时不等的社区服务作为处罚。

我国应在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判处缓刑等刑罚措施之外，增加强制性社区服务这项刑罚。

社区服务主要是让犯罪未成年人参加力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