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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等特点,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国传统医学中虽无抑郁症病名,但对其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治疗上也有许多相关记载。
因抑郁症临床表现多样,在中医文献中则有多种病名,如“郁证”、“梅核气”、“脏躁”、“百合病”等。
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亦不断发展,本文就近年来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1病因病机认识
中医认为情志活动由五脏化生,五脏的正常功能活动可以通过情志调畅体现,如《素问》中所说“人有五脏化五气,可生喜怒悲忧恐”;
也认识到精神活动过极可反作用于五脏,表现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
因此对抑郁症的病因病机的认识多围绕五脏功能失调。
《素问·
六节藏象论》中云: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
”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景岳全书·
郁证》中云:
“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
”《医门法律》中亦有“五志惟心所使”的观点,认为“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
肝主疏泄功能与情志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医家将肝气郁结视为抑郁症的基本病机。
赵献可《医贯·
郁病论》中认为五郁以木郁为先导,陈士铎《石室秘录》提出“夫郁者,未有不伤肝者也”。
故有学者提出从“调肝”入手治疗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科疾病[2]。
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情志以气血为物质基础,因此脾胃与抑郁症亦有联系。
《证治汇补·
郁证》云:
“若夫思虑成郁,用归脾汤。
”现代亦有用归脾汤、六君子汤等治疗抑郁症的验案报道[3]。
对数百例抑郁症患者的观察也发现,舌体淡而胖大,有齿痕,舌苔腻或水滑者占到一半以上,并伴有肢体畏寒等阳虚症状,提示抑郁症与阳气有密切关系。
肝脾阳气失宣及肝脾之阳气虚弱是抑郁症病因之一[4]。
抑郁症患者常见兴趣下降,功能减退,与中医肾精不足的表现相似。
冼慧等[5]认为抑郁症以肾精亏虚为本。
一方面,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长期精神刺激或久病及肾,致使肾精受损。
因肾主骨生髓,肾精亏虚则髓海不足,会出现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兴趣索然、疏懒退缩及意志减退等神志功能低下的症状。
因此抑郁症的中医治疗除整体调理脏腑功能外,还提倡益肾疏肝法的运用。
历代医学著作及现代文献有关从肺论治抑郁的报道较少。
有人根据五志中肺主悲忧,从肺与肝、心、脾、肾的关系提出从肺诊治抑郁症的观点,拓宽了抑郁症病机研究思路[6]。
五脏对抑郁症的发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古代文献及现代研究结果,认为以心肝脾为主。
畅洪升等[7]对临床常用8类抗抑郁方剂(共42首)分析后发现,各类药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安神药,其次为补气健脾药、行气药,行气药以疏肝理气药为主。
除以五脏为病机研究基点外还有从病理产物方面阐述对抑郁症病因病机的认识,如朱丹溪提出了“气郁”、“血郁”、“痰郁”、“火郁”、“食郁”、“湿郁”的六郁观点,指出了郁证的不同致病因素,包括病理产物“痰湿”、“瘀血”等。
虽然此处“郁证”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抑郁症概念,但对后世从病理因素角度认识抑郁症病因病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痰是抑郁症的重要病因病机[8]。
抑郁症属情志异常,情志异常必以气血失调为基础,气血失调则易生痰,不同的病因最终均可产生相同的病理产物——痰,虽然最初以气机阻滞为主,但中后期气郁愈重,痰郁愈重,且气郁同时痰已形成,因此,痰邪贯穿抑郁症始终。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抑郁症患者神的活动减退在于气的郁结,气运则神健,气郁则神郁,神气郁结是其基本病机[9]。
也有认为是思虑过度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元神失养,病位在脑[10]。
2辨证分型
对辨证分型的研究包括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和标准制定等多个方面。
章洪流等[11]对近10年(1994年~2004年)关于抑郁症中医证型的文章进行分析,认为抑郁症的辨证分型主要有肝气郁结、心脾两虚、肝郁脾虚、肝肾阴虚、气滞血瘀、肝郁化火、阴虚火旺。
胡随瑜等[12]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1977例情感性障碍抑郁发作患者进行了中医辨证及证候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的常见中医证候是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痰阻和心脾两虚等4类,其次为肝肾阴虚、肝郁痰阻、脾肾阳虚、肝胆气虚,极少见的证型有心肝火旺、阴虚阳亢、肝郁化热和湿阻中焦。
在抑郁症常见中医证型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证型的舌脉深入分析,发现抑郁症肝郁气滞证为中医肝病的起始证候,病情较轻,舌象、脉象变化不明显,而肝郁导致脾虚时则见齿痕舌、脉细之脾虚表现;
肝郁痰阻则见舌苔白腻、脉弦滑等痰湿内阻之象[13]。
抑郁症患者舌象异常率达88%,其中,以暗红舌最多,约占1/3,其次为红舌、青紫舌,淡白舌最少。
从舌苔看,以腻苔为多,占一半以上。
部分患者舌象表现为虚证,如舌形胖大,伴有齿痕,舌体娇嫩,此多由于气虚、阳虚和脾虚所致[14]。
由于辨证的主观性特点,辨证分型标准不一,已成为辨证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关于辨证标准的制定,陈泽奇等[15]提出了不同抑郁症证型的诊断标准,如肝郁气滞证诊断标准为情绪抑郁、悲观厌世、表情沮丧、烦躁、善叹息和脉弦等6项中情绪抑郁必备,且其他5项需具有3项。
这些工作为中医客观辨证提供了依据。
此外,中医证型研究中亦借鉴量表评价的方法[16],将主观内容客观化。
但由于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国外的差异,部分内容不适合我国国情。
王哲等[17]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及专家调查问卷的基础上[1820],建立了中医证候自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将证型研究带入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
3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抑郁症有中药复方、单药和针灸、拔罐等多种疗法。
何宇芬等[21]用甘麦大枣汤结合氯丙咪嗪治疗80例大学生抑郁症患者,其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用西药组(p&
lt;
0.05),且不良反应少,药物依从性明显增加。
陈微等[22]用百合地黄汤(百合、生地、柴胡、香附、郁金、远志、合欢皮)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40例,在抑郁障碍的改善方面与帕罗西丁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刘娟云等[23]用解郁宁神汤(柴胡、白芍、枳壳、郁金、当归、川芎、石菖蒲、远志、百合、佛手、合欢皮、夜交藤)与多虑平联用,有解郁宁神、疏肝解郁、行气活血、调节阴阳和宁心安神之效,配合心理疏导,显著提高了疗效。
王伟民等[24]自拟抗抑郁ⅰ号方(柴胡、香附、郁金、石菖蒲、苍术、半夏、茯苓、厚朴、川芎、大黄、栀子、黄连),有疏肝解郁、化痰散结之效,与氟西汀联合使用的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纯使用氟西汀治疗(p&
张学真等[25]用小柴胡汤(柴胡、黄芩、人参、甘草、半夏、生姜、大枣)联合多虑平可以有效改善恶劣心境,优于单用多虑平(p&
从肝脾论治以逍遥散加减,罗和春等[26]采用随机双盲对照方法,观察了丹栀逍遥散对32例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不仅疗效与麦普替林相当,而且不良反应明显减少(p&
从脾论治多用小建中汤、六君子汤、归脾汤及黄连温胆汤等。
张丽萍[27]针对脾胃为全身气机枢纽这一点,认为湿、热、痰、瘀等致郁病理因素的产生与脾胃运化、输布气血津液的功能密切相关,在抑郁症治疗中注重脾胃的调护,主要体现在温胆汤的灵活运用上,如痰气郁结型以温胆汤为主随证加减,痰郁重者加半夏厚朴汤,气郁重则合柴胡疏肝散化裁,痰热内扰型予以柴芩温胆汤。
此外,心肺阴虚者予百合地黄汤;
阴虚火旺者予黄连阿胶汤;
肝肾阴虚者予一贯煎、滋水清肝饮等[28]。
总之,中药复方不仅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且副作用小,与西药合用还可增效减毒。
除以中医病机为理论基础指导临床治疗外,还有部分治疗是建立在对中药抗抑郁成分的研究基础上,如开郁安神胶囊(贯叶连翘、刺五加)的抗抑郁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贯叶连翘可抑制中枢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的单胺递质浓度升高,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其对轻、中度抑郁症的临床总有效率为67.14%,与氟西汀相当(p&
0.05),且不良反应少[29]。
巴戟天寡糖主要通过兴奋5羟色胺能神经系统起作用,以其为主要成分的巴戟乐胶囊治疗抑郁症患者11例,总有效率为62.5%,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的34%(p&
0.05)[30]。
针灸是中医治疗抑郁症的另一重要手段,常选穴位有百会、印堂、足三里、三阴交[31]。
罗和春等[32]运用电针治疗抑郁症,采用现代科研方法,验证了电针百会、印堂对抑郁症的疗效与阿米替林相当。
赵志国等[33]发现电针完骨、太冲穴治疗抑郁症的疗效与舍曲林相当(p&
0.05),且起效时间早。
黄泳等[34]电针头部顶中线、额中线、额旁1线,疗效与氟西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拔罐法亦是传统疗法之一,走罐是其中一种。
因督脉为诸阳之会,膀胱经背部腧穴中与脏腑及神志有关的腧穴最多,因此走罐多以督脉穴及膀胱经背俞穴为主穴治疗,调节五脏六腑功能,起到宁心安神、调和阴阳、通达气机之效。
走罐疗法可显著改善抑郁患者的躯体症状及情绪,对周身疼痛不适感改善最为明显[35]。
针灸、走罐或与药物的联合应用同样具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
将走罐疗法与抗抑郁药合用,可以缩短抗抑郁药的起效时间,降低抗抑郁药的不良反应,并对躯体不适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加[36]。
孙蓉新[37]以百会、神庭、膻中、风池(双)、内关(双)、神门(双)、三阴交(双)为主穴采用毫针刺法,配合督脉、膀胱经穴拔火罐,达到补肝肾、健脾胃、解郁宁心、安神定志之功。
张捷等[38]对电针、走罐、毫针刺法等多种疗法予以归纳,并指出了何种方法适用于何种抑郁症类型,如电针适用于各种抑郁症;
背腰部督脉以及两侧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走罐适用于治疗实证抑郁症;
虚证及本虚标实型的抑郁症采用毫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五脏背俞穴和膈俞。
针灸治疗时可配合心理疏导,安定患者情绪,解除思想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更有助于提高疗效。
4问题及展望
目前,抑郁症中医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对抑郁症的中医病因病机的认识未达成共识。
之所以出现不同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现象,可能与抑郁症本身病机复杂(会随疾病发展而改变)有关。
总的来说,五脏功能异常是抑郁症的主要病因病机的观点较为普遍,其中以心肝脾与抑郁症的关系最为密切。
从病理因素角度阐述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相对较少,但从病理因素出发有利于以点至面,通过共同的病理产物认识不同的致病因素,解释复杂多变的临床表现,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
第二,由于病机认识是临床治疗的基础,对抑郁症病机的认识不同,直接影响到了辨证论治的标准难以统一,加之主观判断等因素,影响了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工作。
第三,治疗方法多样,在复方研究方面由于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特点,一证一方,给临床应用带来困难,尤其是抗抑郁中药研发的一大障碍。
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样本量过小,纳入、排除标准不合理等问题[39]。
目前有些研究将流行病学调查、专家问卷等方法运用到中医抑郁症研究工作中,是一个良好开端,为抑郁症理论研究及标准制定等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临床研究最终目的都是指导治疗,中医药抗抑郁有一定的疗效,具有副作用小及患者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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