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支援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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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行为
一、引言
对口支援研究当前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研究的一个学术热点。
“完善运行机制”被认为是这一制度性安排的重要基础,是整个运行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对口支援的顺利启动、开展及管理关键在于理顺中央政府、支援方以及受援方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府、支援方与受援方是理解对口支援的核心三角框架。
中央政府作为真正的执政者,具有自己的执政目标和利益诉求,其执政稳定性又受到广大欠发达地区受援方政府的影响。
中央政府自身利益的实现,还要依靠发达地区支援方政府的行动来实现。
因此,中央政府、受援方与支援方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对口支援内部运行最为重要的关系。
支援方政府的行为,影响了对口支援的数量和质量,制约受援地区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广大受援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效果,又会影响到受援方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态度,这其中涵盖了三方行为博弈关系。
随着现实的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入推广和广泛开展,对口支援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口支援的模式、政策绩效以及制度演进等方面。
在对口支援模式方面,学者们从对口支援的起源、形成及演化入手,认为对口支援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资源横向转移与跨界合作治理机制,已经由初期的厂厂包社发展为目前的对边疆地区的对口支援、对重大工程的对口支援、对灾害损失严重地区的对口支援三种主要模式,具体表现在对口援藏和对口援疆、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以及对口支援汶川灾后重建等。
在政策绩效方面,学者们往往通过具体的对口支援工作进行分析,有的学者以汶川灾后重建对口支援为案例,分析对口支援对灾后重建后的可持续恢复的重要作用和长期效果、分析对口支援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应,以及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有的学者以三峡库区移民工程为例,分析对口支援的基本经验及应对措施。
在制度演进方面,学者们认为对口支援制度化是一个趋势,应加强法制化建设。
在对口支援演进过程中,有的学者认为对口支援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府际关系。
认识到地方政府既是中央政府又是民众代理人这一双重委托关系,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经济目标,且自主性逐步增强,导致受援方政府与支援方政府立足和期待都不同,出现分歧和错位,必须实现对口支援向协作发展转变。
尽管学者们意识到对口支援中的利益攸关方诉求的不一致,且这种不一致导致了援助的效率损失,但对于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如何进行的鲜见阐述,如何科学地设置条件使得援助各方都能积极做好对口支援也较为少见。
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自1950年和平解放后,就得到了中央各个方面的扶持,也得到内地发达省市和中央企业的支援。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做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藏决策,确定14个省市(不算后增加的重庆市)对口支援西藏7个地市,共计10年。
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继续加大对口援藏工作力度和延长对口援藏工作的时间,并把未纳入对口支援范围的29个县和双湖特别行政区纳入支援范围,同时,还增加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参加援藏工作。
至今已形成全部中央部委、17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的区直单位和全部的74个县的援藏体系。
因此,西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最早安排对口支援的区域,是发展援助中的典型,做的时间最早,援助过程中涉及的利益主体最多,学术界关注度也最高。
本文以对口支援西藏为例,分析在支援过程中涉及的利益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重点分析中央政府、受援方与支援方之间的行为博弈,分析各主体间的相互制约与影响,旨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以提出改进对口支援制度的相应政策建议。
二、博弈参与主体及其利益目标
对口援藏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存在着局部地区、局部领域低效或者无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口援藏中存在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
对口援藏政策的利益攸关方主要是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以及作为受援方的西藏地方政府,各主体之间存在着责任、权利、利益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尽管存在共同的利益结合点,但同时也有差异,各方都希望能在对口援藏过程中达到自己的目标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不同的相关利益主体,在采取行动时,必然考虑到其他方对这种行动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从而形成了一个博弈。
在这种博弈过程中,既有合作中的效率,也有不合作的效率损失,影响了对口援藏政策的运行效果。
利益攸关方是指极其有可能受拟议中的某项干预活动影响(无论是积极或消极)的或者指那些会影响到这项干预结果的人、群体和单位。
对口援藏是中央政府安排下的各对口支援单位帮扶西藏的政策安排,对口援藏工作涉及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利益)、支援方政府(代表支援地区)、受援方政府(代表受援地区)等利益相关者,各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策略选择和收益函数,其目的在于通过策略选择实现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
(一)中央政府
困境一:
西藏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维稳的选择。
对口援藏可以为西藏单项输入大量的劳动、资本和技术,推动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国际上有反华势力的干扰,面临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压力。
此外,西藏脆弱的自然环境,生态保护问题也不容忽视。
困境二:
中央政府与支援方政府的利益关系。
要使支援产生良好效果就必然需要有一定规模的支援量来支撑,但一方面如果中央要求支援方支援规模和比例过大,会影响支援方本身经济发展的速度;
另一方面,如果规模和比例过小,支援方的付出就会较少,但会造成援助效果的低下,又不利于对口援藏的进行。
困境三: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利益关系。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也存在着利益关系。
如果中央政府制定较高的支援标准,西藏地方政府会获得较高规模的支援量,但支援成本会增加,还有可能产生援助依赖;
相反,如果支援标准过低,中央政府负担自然较低,但有可能会影响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稳定。
综上,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利益,是对口援藏政策的制定者。
因此,为保证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一般要平衡各方并兼顾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利益。
同时,中央政府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考虑,有较强的对口援藏意识。
(二)支援方政府
支援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都存在利益博弈。
一方面,支援方政府既是中央对口援藏政策的实施者,完成中央下达的支援任务,又是本地区民众利益的代表,需要实现本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支援方政府是一个多目标执行者,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
支援方政府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其更多考虑的是本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以及官员业绩。
在一定范围内,当局部利益大于整体利益时,在缺乏中央强大的政治监督或行政压力下,支援方政府往往怠于执行对口援藏政策,甚至有在支援中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
另一方面,援助方在支援的物资、资金和人才等资源在西藏的使用效率较低,或者支援给其带来的经济、政治效益较低时,援助方的积极性会较低;
而西藏由于本身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相较内地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支撑,当支援规模不能满足其预期时,就有可能与支援方政府产生冲突。
(三)西藏地方政府
西藏地方政府作为受援方的代表,既有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加的压力,有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的压力,也有政府政绩的动机。
因此,现实中他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援助,以共同承担巨大的责任,但是援助也可能产生依赖,并会有巨大的心理成本和心理负担。
因此,西藏地方政府本身存在着需要大量的援助客观现实,但是内心又存在着想自力更生以实现尊严和自尊,并不想过多的依赖帮助的心理矛盾。
(四)各行为主体对口援藏目标差异
首先,中央政府本应追求西藏地方政府和支援方政府利益之和的国家福利最大化,但西藏的特殊性以及援藏的目标决定了中央政府应该首先保护西藏地区的利益,这里我们假设中央政府的利益诉求和西藏地方政府一致。
其次,中央政府对口援藏政策的目标在于促进西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支援方政府是对口援藏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方向上支援方和中央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在财政分权化制约下,支援方政府追求地方政府部门利益最大化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利己理性往往与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国家理性存在差异。
可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博弈。
最后,支援方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对口援藏的效果而大量单项输出,更要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本辖区内的企业和群众获益,更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西藏地方政府虽然内心不愿意拒绝援助依赖,但是现实经济发展的成本较高,需要大量的外部支援来支撑,于是就有支援方政府与西藏自治区政府利益诉求的差异。
三、不同利益主体行为博弈分析
(一)基本理论假设
在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对口援藏的博弈过程中,为使博弈模型简化,特做出以下假设:
1.假定对口支援中,利益相关方对彼此都具有完全信息,对对方的行动完全可以观察到。
2.假定支援方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只有一级,包含省(直辖市、区)、市、县、乡四级政府。
3.假定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西藏地方政府都是理性经济人,在对口援藏中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二)中央政府与支援方政府博弈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和支援方政府在对口援藏过程中形成的博弈模型的基本要素如下:
表1反映了中央政府与支援方政府的监督博弈支付矩阵,给定支援方政府积极对口援藏的概率为x,中央政府采取监督检查(y=1)和不进行监督检查(y=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当支援方政府积极对口援藏的概率小于、等于和大于x*时,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分别是“进行监督”“可随机进行监督”和“不进行监督”。
同理,给定中央政府采取监督检查的概率为y,支援方政府采取积极对口援藏(x=1)和消极对口援藏(x=0)时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如果中央政府监督的概率小于、等于和大于y*时,支援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分别为“不积极”“随机选择”“积极”。
通过以上各式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罚款力度越大,支援方政府积极援藏的概率就越大,积极化倾向越强烈,同时中央政府可以以更小的概率进行监督。
(2)中央政府对“积极”的奖励越大,支援方政府积极援藏的概率就越小,消极化倾向也越强烈,而中央政府监督的概率也越小。
(3)监督成本越大,支援方政府积极援藏的概率越小,不积极倾向越强烈。
(4)支援方政府积极援藏的成本越大,中央政府监督的概率越大,积极援藏的倾向越强。
以上4种情况,第二、三种与实际情况不符,第一、四种与实际情况相符。
因此,为刺激地方政府积极对口援藏,应加强中央的监督以及对不积极对口援藏的经济惩罚力度。
(三)支援方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博弈行为分析
支援方如果选择积极援藏,现实的需要使得西藏地方政府不会选择不配合,因此,支援方政府如果从西藏的角度出发而做出是否积极支援的决策,那么就会鼓励西藏地方政府积极配合。
所以,在支援方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行为博弈中,主要考虑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
假设西藏地方政府采取消极配合的概率为β,积极配合的概率为1-β,支援方政府采取消极支援(α=1)和积极支援(α=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四、结论及建议
从上面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对口援藏中的各个行为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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