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新起点温耦州发展历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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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地处东经119度4分至121度12分,北纬27度4分至28度38分。
“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全市1178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355公里,大小岛屿150多个,故称:
“瓯居海中”。
温州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江南鱼米之乡,称之“温和之州”。
清朝诗人孙广图在《忆江南·
温州好》一词中赞美:
“温州好,别是一乾坤!
宜雨宜晴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山色异朝昏”。
温州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作为我国东南海疆的历史古城,温州人历来被誉为心灵手巧,富于创新,擅长工艺、善于经商。
北宋以来温州就是著名的手工业城市,产业灿若群星。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温州己成为商业发达的中国东南名镇,被朝廷辟为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温州的农产品为柑橘、蚕桑、茶叶、桐油、木材等都很丰富,陶瓷、造船、造纸、雕刻、漆品、刺绣、制伞、皮鞋、绫、绢、绸等手工业产品名闻全国。
温州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繁荣。
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温州知州杨蟠于有诗描写温州的繁荣称:
“一片繁荣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将温州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称的杭州来比拟,有过: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升平日,犹生笙歌彻晓闻”的繁荣,温州成为“大商海船辐辏之地”。
元、明、清时,温州经济发展兴衰交替,相对停滞。
抗战期间,温州经济也曾一度出现畸形繁荣。
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客商和采办军需物资人员汇集这里,温州港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唯一的对外口岸,1938年港口吞吐量达80多万吨,比战前的1930年增长了2倍多;
194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707万元。
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兴工商企业和服务行业。
但好景不长,接踵而来温州三次沦陷,工商业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经济亏败惨重。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温州工商业一撅不振,加上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整个温州处在动荡不安,风雨飘摇之中。
1949年解放时,温州仅有小型私营工业企业、手工作坊369家,职工5000多人,现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1949年全地区总人口276.06万人,工农业总产值只有3.2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53亿元,工业总产值仅0.68亿元;
港口吞吐量20.69万吨,仅为1938年的四分之一;
中、小学校学生数分别只有0.39万人和11.15万人。
在经济萧条、百业凋零之中,1949年5月温州迎来了解放。
解放之后,温州与全国一样,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工农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得到解放,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稳健的恢复和发展。
到“一五”结束的1957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为8.26亿元,即比1949年增长1.56倍,年均递增12.45%;
其中工业产值2.6亿元,即比1949年增长2.8倍,年均递增18.25%。
同时,温州港的吞吐量也由20.69万吨增加到167.46万吨,即增长7倍多,平均每年递增29.87%。
但从1957年到十年动乱长达20年的时间里,温州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到197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11.9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仅5.6亿元;
财政收入3708万元,入不敷出。
从1957年到197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均递增仅1.98%,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为4.12%,农业总产值总共才增长12.72%,年均递增只有0.6%。
工业总产值在1966—1976年期间,年均递增只有0.5%。
在十年动乱中,温州经济基本上处在停滞状态。
二十八年来温州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究其原因除长期以来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和破坏外,有其特殊的客观原因。
群众概括为“四线”:
即50年代是“前线”(温州临近台湾,地处前线),60年代是“火线”(文革中两派武斗,炮火连天),70年代是“短线”(粉碎“四人帮”后因洋跃进而缩短战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温州才有了“起跑线”,温州人民面对温州的实际:
人多地少(680万人口,人均仅有耕地0.41亩);
无大城市依托(远离杭州、上海,一面临海,三面隔江,交通不便);
国家投人少(由于“三线”,过去30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
集体经济薄弱(1957年前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仅7.6亿元)的状况,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用足、用活、用好党的富民政策,逼出了一条“自我投资、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路子。
在形成初期采用简单的、分散的、以外延扩大为主的数量增长式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与温州手工业小城市的传统经济模式相复合,其经济运行方式以市场机制为核心,形成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个体私营经济为动力,以购销员队伍为骨干,以股份合作经济为导向的“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
温州的这路子是怎样走出来的?
一是“逼”出来的。
因为温州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劳动力大量过剩,而温州城市工业基础又比较薄弱,农村社队集体企业得不到大工业的有力支持和帮助,发展不快,这就逼着温州人千方百计找出路,谋生计,闯出了一条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商品生产新路子。
二是“放”出来的,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政策放宽,为广大农民放开手脚,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广阔的天地。
这一“逼”一“放”,造成了喜人的形势、难得的机遇。
温州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敢于冲破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的束缚,从温州实际出发,走出了自己区域经济的新路子。
二、“走南闯北”走新路
面朝黄土背朝天,“锁”在小块土地上,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生产,这是多少年代留传下来的农民形象。
但在温州,给人全新的印象是,大批农民打破旧格局走南闯北走新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走上了富裕道路。
温州素称“手工业名城”,温州人历来有心灵手巧之美誉。
历史传统对现实经济发展具有顽强的表现力和深刻影响。
温州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具有悠久、发达的家庭工商业发展历史,代代相承的工商业传统,使温州人具有经营工商业的独特优势。
早有史书记载,温州人“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人小机巧”、“民以力胜”。
这就为改革后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迅速崛起提供了众多传统技术、工艺和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造就了大批善察行情,经营有道的生意人,形成一支规模宏人的购销员队伍,改革开放初期号称十万大军,供销员队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1986年达14.7万人,如今已达100余万人“走南闯北”,“走遍全国”。
他们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供销大军,他们来自千家万户,走了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用了千方万计,历经千辛万苦,挣了千金万银,为推销产品,联系业务,签订生产和经营商品合同,推销温州货,集散全国各种商品,繁荣温州市场作贡献。
另一类是用五把刀子走遍全国,即菜刀(饮食业)、剪刀(缝纫业)、劈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利用车、摊、担、棚,走街串巷,解决群众的“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的问题。
外地人说:
“高山峡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温州人”,正是他们用“四千四万”精神,订来了千万份合同,购入了千万种产品,有效地解决了“买难卖难”的问题;
正是他们,捕捉、收集和反馈经济、市场和技术信息,把市场“看不见的手”转化为有意识的调节机制,和时地组织和引导了当地生产;
正是他们,像辛勤采蜜的“工蜂”,不断开发和寻找新的蜜源,使温州产品不断更新,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这些走南闯北的温州人自己也积累了资金、学到了技术、沟通了信息,学会了经营,成为温州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
目前,温州有“三个一百万”,即100万人从第一产业转向二、三产业,一百万外地人在温州打工,一百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当小老板。
据北京、天津、西安、昆明四个市的调查,温州人约有50多万人(北京20万,西安、昆明各10万人,天津6万人),他们主要经营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灯具、小百货的经销批发和房地产开发经营、承包建筑安装等。
在这四个城市务工经商人员按原籍地划分,人数最多的是乐清市,大多经营低压电器、服装鞋帽;
其次是永嘉县,主要经营机电阀门产品和钮扣小百货;
再次是瑞安市,以经销眼镜等为主,此外瓯海、平阳、苍南等县区也占一定比例。
从各县(市、区)外出人员现今从事生产经营的行业、项目上,仍可看出我市当年“一乡一品”、“一县一市(场)”产业结构的深远影响。
从改革、开放、搞活以来陆续离土离乡,走出家门的这部分温州人,经过少则五六年,多则十来年甚至十七八年的走南闯北,市场拼搏,砒砺磨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营成就,显示了温州人的价值。
1.出现了一批经营大户。
现在外出经商的温州人,已经不再是十多年前的走街串户弹棉郎、提篮叫卖小商贩和木工油漆等手工劳动者,大多数成为商场柜台的承包者,市场建设的领头人,开办工厂的企业主,或温州产品的批发商。
经营的方式从走千山万水的游击战,到安营扎寨的阵地战;
经营的商品从单一品种到门类繁多的商品,以至走向资本经营;
经营的场所从沿街马路小摊小贩进入大商厦、大市场,已渗入当地经济血脉,站住了脚根;
大部分人由过去单枪匹马、飘泊不定到现在携妻带子、安居乐业,有了固定的处所,较为稳定的收人。
总之,已走出小打小闹的初级阶段,渐入成大器、做大事的佳境。
形成有一定规模、资本积累已达一定程度、产品质量已上一定档次的经营大户。
如由王伟鉴等八个乐清人股东组成的北京龙湫商贸有限公司,租赁位于木樨园的北京市水产局的用房,改造修建了有1700个摊位、16800平方米营业面积的商贸批发中心,自1995年5月开业以来,日均营业额达200万左右,年商品成交额逾七亿以上。
以乐清芙蓉人应泽从为董事长的天津“应大”皮革时装有限公司,其产品“应大”皮服获中国皮革工业协会颁发的“真皮标志产品”证书,获1993年、1994年全国畅销国产商品“金桥奖”、1995北京国际精品暨经贸洽谈会“金奖”,并成为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推荐产品,年产值达5000万。
1978年到昆明,以推销汽车配件起步的乐清黄华人郑自逸,现在是昆明黄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昆明繁华商业区环城南路一幢七层3300平方米的营业房兼写字楼——黄河大厦的所有者,并在昆明风景旅游区大观楼拥有13亩开发土地,等等。
这部分人是温籍外出人员中的佼佼者,虽然在外出人口中只占较小比例,但他们一般年龄较轻,文化较高,财力雄厚而又胆气非凡,因而无论在当地社会或温州乡亲中,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发展的轨迹,对其他温州人产生了一定的示范导向作用。
2.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温州人外出经商,在发展、壮大、致富自己的同时,对当地市场繁荣、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做的贡献,随着温州人的到来给当地带来的可喜变化。
一是兴起了一批市场,搞活了流通。
许多城市的大市场,是在温州人的启动、参与之下蓬勃兴起并形成规模的。
如:
以温州人为主要经营者的天津兴业鞋帽市场,是天津最大的鞋帽市场,在华北以至三北地区均有较高知名度。
在北京,经营主体是温州人的“京温服装市场”年成交额达15亿元。
在西安郊区的李家村一带,平地冒出一个西安最大服装市场,号称“西安浙江超级服装城”,兴办这个市场的是江金波等6名乐清人。
而且,出现了更多的以温州人为主的专业街,如昆明市环城南路低压电器、机电阀门一条街,西安市文艺路服装一条街等。
体现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就有温州人去开拓”的状况。
二是增加了当地税费收入,富了一方百姓。
地处昆明五华区的螺蛳湾市场,是云南省最大的日用商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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