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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对于这样的话题考虑不周,只是后来才渐渐清晰起来。
白话文的提倡,乃寻找表达的突围,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胡适提倡白话文于前,陈独秀、钱玄同等呼应于后,系一代人精神的共振。
胡适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要解决“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而文学问题与语言问题是可以在相近的逻辑里解释的。
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中,胡适把文学改良和汉字简化看成同样重要的事情。
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字,考量其间的得失,恰是那代人自觉的使命。
在整个新文化运动里,钱玄同在文章理念与汉字改革方面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尤深。
在钱玄同看来,文章的改良,乃必然之道,他觉得旧文章毛病很多,与今人的思想不符,是大有问题的。
中国旧的文章和文字,乃旧时代思想的载体,书写已经走近僵化之途。
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一文里,他与陈独秀说:
“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
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
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
”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并非没有道理。
中国文章脱离现实生命的体验,流于形式主义,可能与士大夫的价值走向有关,当文字的价值在书写里变大的时候,一些笔墨游戏的过分之举,成为文章里的弊端,其实也是伤害文化的精神惰性。
就思想表达的奇异性而言,章太炎对钱玄同的影响不可小视。
无论在文章学还是音韵学上,都有承传之迹。
章太炎当年的文章变化,与他的学术理念有关。
他以古文为基础的思想表达,隐含着一种寓意,那就是在意象、韵律与节奏方面,与当下精神拉开距离。
文章之道原也有内在规律,不应马虎而敷衍之。
与章太炎一样,他弟子们都不太看得上梁启超一类人物,因为梁氏缺少精神的亮度,文章还在旧的路上。
《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就说:
“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旧气未尽涤除,八股调太多,理想欠清新耳;
至于新名词,则毫无不合。
我以为中国旧书上的名词,决非二十世纪时代所够用;
如其从根本上解决,我则谓中国文字止有送进博物馆的价值。
”③连梁启超都不太及格,那中国的文字与文章,则非有大的变革不能解之。
章太炎的办法是向后转,走向复古之路,在晚清已取得学术上的胜利。
不过因为时间的跨度过大,难以与现实对话,自身的局限也显示出来。
章门弟子们大凡拥护新文化者,后来都以为那是一条险路,与大众的距离甚远,故没有谁再沿着此路而行。
而面向民众,从大众的接受角度与思想普及的角度看,语言文字的通俗化,才是应当考虑的一种选择。
胡适认为,白话文即口语文的一种,需让百姓喜爱。
而文字方面,拼音化之前,简化字的实行,才更为重要。
关于文章之道,则一清如水的书写,才是应当提倡的选择。
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希祖等章门弟子,对此是颇为赞佩的。
白话文之所以很快流行,与西方文化的翻译有关。
在交流增多,西学渐进的过程中,汉语表达面对许多问题,如美文不可译的问题就出来了。
如何对接西方的思想,较为准确表达对方的意识,汉语的限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钱玄同与友人通信时就讨论过这类问题。
在《关于西文译名问题》中,他写道:
“弟以为凡用中国字译西文人名地名,万难一一吻合。
其故因字音之理,母音可单独成音,子音不能单独成音,必赖母音拼合,始能成音。
中国文字之构造,系用六书之法,与西文用字母拼成者绝异。
”他的办法是,“竟直写原文,不复译音”,而“译音务求简短易记”。
④可以看出,他们那代人希望从未有的方式里解决翻译里的问题,是颇有道理的。
在汉语里夹杂一些外文,既可保存原意,亦能激活句子,使段落有一种别样的意味。
伴随着文学改良运动,世界语的话题在学界蔓延。
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都提倡世界语。
连吴稚晖、刘师培、章太炎也加入了问题的讨论。
早在1908年,吴稚晖在《新世纪》第44号上发表《新语问题之杂谈》提出“弃中国野蛮之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优良文字”。
这是主张汉字改革思想的延续,也是走拼音化道路的探索。
为什么如此,钱玄同在《论世界语与文学》中说:
日前孑民先生语我,谓用世界语译撰之书,以戏曲小说之类为最多,科学书次之。
是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也。
世人说到“文学”一名词,即存心以为必须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删去几个虚字,倒装宾主名动,效法“改‘龙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之故智,写许多费解之怪事,以眩惑愚众,学选体者滥填无谓之古典,宗桐城者频作摇曳之丑态⑤世界语的理念背后,也与世界主义的思潮有关。
相信未来的世界是大同的,不再被民族的封闭语系所囿,打破表达的界限,那就多了几重梦幻之意。
世界语是人造的语言,它与自然语有很大的不同。
就交流的便捷而言,是很有价值的创造。
但因为没有历史文化的背景,信息量相当单薄。
就审美的精神传达而言,自然语的功能是无法代替的。
“五四”那代人是创造性强烈的一代,他们觉得人造的语言必将给世界的交流带来曙光。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语言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倘使缺失了千百年的记忆,诗意与哲思都会有所减轻。
文明是绵延性的和发展的,不是断崖式的决裂可以解之。
在后来的文化进化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二
主张世界语的普及,思路上受到了欧洲和日本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文学的国际性颇有关系。
日本学者小坂狷二在《世界语反对文学》中阐述了世界语必然流行的道理。
认为人类语言经历了方言时代,民族文语时代,民族文语与国际补助语时代,世界共同语时代。
他以日本语内在的问题为例,谈到世界语必然形成的道理。
⑥中国的文人与学者与日本人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有共振。
说“五四”学人是在世界思潮里反省自己的母语也并非不对。
在开放的语境里建立新的精神表达,改造文章与词语书写就有了可能性,也催促了新的文化意识的诞生。
比如钱玄同不仅在思想层面讨论西化的可能问题,于书写的形式上亦多有用心。
他自己是书法家,却不滞于旧习,而有一种变革的冲动。
我们看那篇《〈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
“我所看见的,第一个改用横式的是美国留学生所办的《科学》。
后来教育部出版的《现象丛报》,也是用横式。
这两种杂志,都是讲科学的,常有算式表谱嵌在文章中间,用横式便利,自不消说得。
至于别种杂志书籍,既不纯粹讲科学,或完全和科学不相干的(小说诗歌之类),也是用横式比用直式来得便利。
因为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
”⑦文章的表达都不过分,所思所想,未尝没有道理。
后来中国报刊的“左行横式”流行于今,他的建议都有所应验,可谓功莫大焉。
钱玄同在自己的判断里,作了大胆的预言,未来的中国文学,应以世界语为之。
这个简便、可用的新式表达,当在未来成为一种可能。
他在《答陶履恭论Esperanto》中谈及了自己的依据:
“进化之文字,必有赖乎人为,而世界语言,必当渐渐统一;
因玄同对于文字之观念,以为与度量衡、纪年、货币等相同,符号愈统一,则愈可少劳脑筋也。
”⑧钱玄同的表述流露出的是乐观之思,简单化的一面也流露其间。
但他的更为激进的说法还在后头。
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里他干脆说:
“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
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除汉文。
”⑨他又说: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
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
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
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⑩不难看出,他的表述是有内在的逻辑的。
大凡懂得一点拼音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到汉字与汉语的缺点。
现代学者已经意识到,在翻译英文的时候,因为古语不能对应,遂造出新词,而中文的单位是字,“英文没有对等于字的文字符号”。
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到汉语的一些问题。
“五四”那代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国人的精神表达,而中国文化的落伍大概与这种载体的落后有关。
应当说,这给钱玄同等人一个错觉,那就是把汉字假设为一种与现代性不可兼容的存在。
它在逻辑的绵密与传达的精细方面可能存在先天的弊病。
胡适、蔡元培也多少抱有类似的看法,他们对于拼音方案的态度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多少说明了彼此的心灵相通。
其实汉字有技术功能,也有承载功能。
人造语可以解决技术功能,但无法与自然语那样有承载的功能。
钱玄同大概更多从技术的层面讨论问题,对于承载的功能思之甚少。
在翻译实践不多、白话文不得发展,文言文一统天下的时候,他的判断显得急躁和脱离语言的规律。
在意图伦理支配一切的情况下,文字的表达的复杂性未得彰明。
“五四”新文人那时候的精神困顿和突围意识里的问题,都给后人留下诸多思考的难题。
三
新文化运动一个重点,是开启民智。
但因为教育普及困难,文字变成了人们审视的对象。
不仅国内的学者如此,外国的思想者到中国来,也发出汉字改革的感叹。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说:
“因为中国有这种文字障碍,你们知识分子,不但与欧美的文化相隔绝,并且与你们自己的人民相隔绝。
这种障碍,比古代的万里长城更坚固,比专制君主的野蛮性还要危险。
”
美国的杜威来华,也感叹汉字的难认,“中国无论如何倾向进步,其文字殊足为前途的大障碍”。
这两种势力的会合,在民国知识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许多作家学者加入汉字改革与中国语文的思考者的行列。
争论也在此间出现。
黎锦熙与聂绀弩的看法不同,郑振铎和魏建功有别。
在讨论语言、文字、文章的时候,聂绀弩认为:
不但我们现在的文章,还有浓厚的文言文的色彩,就是我们的语言,也驮着一副死文字的重担子,局促在文言文的影响之下,使人们养成一种轻视语言、重视文字的观念,无形中削弱了新的语言的创造的可能。
这副担子,无疑地是由汉字这特殊形态所规定,它将和汉字相伴始终。
如果不把汉字根本推翻,决不能把我们的语言从汉字的束缚之下解救出来的。
可以看出,从白话文的提倡,到文字改革的呼吁,有一个精神的必然过程。
那就是寻找新的、适用的载体。
人们对于文言文的唾弃,可能是因为其内在的肌理缺少现代性的表达途径。
文言的缺点,可以在白话文里克服,这还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而汉字的简化,可能伤害语义表达的内在逻辑,也被漠视了。
聂绀弩的思想,直接从钱玄同与鲁迅那里来,但一面也简化了论述的逻辑。
他所佩服的鲁迅文章,难道不是用这古老的文字所书写的么?
“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在启蒙的激情里的诸种思考,都有历史的合理性。
他们只是在思想的层面追问选择的可能在何处。
不过,在与强大的旧势力抗衡的时候,主张汉字改革的人忽略了两点事实。
一是民智的开发,要靠社会改良,通过结构的变革,是可以使千百万人成为使用汉语的主力。
二是,白话文还在实践中,它有与文言不同的功能。
钱玄同、聂绀弩所说的汉语的问题,都是文言里的问题。
而后来的白话文的实践证明,外来语可以融汇在口语里,而其内在的弹性是文言所没有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语言与文学问题的争论,显示了一代人的表达的焦虑。
除了世界语的提出外,对民间语言资源的调查、借用也成为研究的话题。
这种选择的价值走向就是由象牙塔走进民间,由古代语走向现代汉语。
他们在文学的大众化的思考里,把文章与文字视为被动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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