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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宣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缺乏公平性、可持续性、平衡性,掀起了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又一轮争论热潮。
正是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逐年扩大。
而且美中双方在逆差的统计数据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各学者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存在各种争议,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的差别;
(2)隐藏在巨额顺差数据背后的实质;
(3)关于美国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举措。
笔者以这三个方面为线索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
一、中美贸易在统计数据上的差别及修正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很多,首先最显著的问题是中美官方统计的贸易数据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统计口径、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值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修正估计才具有可比性。
1.中美统计口径的不同夸大了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数额Fungand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指出中国的出口采用FOB,而美国的出口采用FAS,FOB与FAS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装船费用,这项费用一般估计为比FAS高l%,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向上调整1%。
在进口方面中国采用CIF统计。
CIF包括商品自出口国到进口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或者由第三国获得或者列入服务贸易项目下,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国是在海关记录的基础上统计进口,基本上与FOB统计的结果一样,因此在计算两国贸易差额时中国的进口额应该向下调整10%;
原玲玲(2005)认为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
李毓灵、余翔(2006)认为美国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
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记人中国对美的出口,夸大了中美贸易数字。
2.香港作为中美贸易中的一个特殊港口.其转口贸易及转口增加值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数额各界学者普遍认同香港的转口贸易及转口的增加值是造成中美官方公布数额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由于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港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香港转口而完成的。
Fungand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主张,美中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
美方在进口方面,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在出口方面却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出口统计为对香港的出口。
中方在出口方面,由于不能确定货物转口到香港后的目的地,无法将经由香港转口最后运抵美国的所有产品记入对美国的出口,因而也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Jialin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是美中两国对双边贸易失衡做出了十分不同的估计.美国使用原产地原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
中国国务院白皮书(1997)指出按原产地原则统计难以真实地反映中美贸易状况,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这是美中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被扭曲的实质之所在:
USCBC(2004)指出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香港的转口增加值达25%之多.大大夸大了自中国的进口值。
ChaodongHuangand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统计双边贸易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情况导致公众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有十分不同的看法。
中美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存在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计算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
3.美国的贸易优势是服务
贸易,但其在计算两国的贸易平衡时却未记入服务贸易数额。
夸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谢康、李赞(2000)认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发展结构,或者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这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反映,符合发达国家贸易结构的一般规律。
即使中国对美贸易不存在贸易顺差.美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原因也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是美国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不断向着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型方面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结果。
因此这种体现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特征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损害中美双方长期的国家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现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USCBC(2004)指出算入服务贸易时美中贸易逆差会进一步下降。
但是,由于服务贸易自身的特性,低估现象普遍存在,正确而又精确计算出中美服务贸易额也是件困难的事情;
尹翔硕(2001)也指出由于服务贸易很难统计,误差和遗漏可能比较大。
比如,美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包括旅行、旅客运物费、其他运输、特许和专利费、其他私人服务、以及军事国防和各种政府服务几大类,显然,在服务统计中非常重要而且美国具有相当优势的金融、保险、咨询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都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而没有作为独立的大类分别计算。
因此可以推测,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是低估的。
中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使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温,于是国内外一批学者致力于对中美贸易数额的修正:
尝试以统一统计口径、纳入香港转口贸易和剔除转口的增加值、将服务贸易差额一并计入的中美贸易数据来真实反映中美之间的贸易情况。
最具代表性的是K.C.Fung.LawrenceJ.LauandYanyanXiong(2006)。
经过一系列数据演算得出对中美2005年商品和服务贸易相结合的双边贸易平衡的最佳估计值是中美贸易顺差1707亿美元⑥。
二、隐藏在中美贸易顺差数据背后的实质近年来中美贸易每年都创新高。
中美贸易顺差亦逐年攀升,中美贸易存在顺差是无庸质疑的,而中美贸易为何是顺差,隐藏在这些统计数据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许多学者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视点,对中美贸易顺差进行深层次的探究,现将其原因归纳如下。
1.东亚地区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东亚地区产业转移是隐藏在中美贸易顺差背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NicholasR.Lardv(1994)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其他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减少造成的:
RobeaRubin(1997)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以很快的速度增加,但同一时期美国对亚洲贸易逆差总额大致没有变化,贸易逆差构成之所以向中国倾斜,大体上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的缘故;
LauraTyson(1997)也明确指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近年来增长迅速,但这种趋势已大体上被香港、新加坡以及台湾等地贸易逆差的减少所抵销。
尹翔硕、王领(2004)运用数据分析了1993-2002年中国对东亚贸易、中国对美国贸易以及美国对东亚贸易的变动情况,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虽然不断扩大,却并没有使中国总体贸易顺差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虽然不断增加,但是这一逆差占其总的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并没有显著提高,维持在20%左右,由此得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结论。
由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来,他们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了。
由此可得出两个推论:
第一个推论是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可能比现在出现的还要大。
这是因为原来在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生产的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可以更便宜地生产。
假定美国的需求总量不变,较低价格的进口使得美国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使美国在得到同样多商品的同时,付出比以前较少的成本,即在进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口总额降低;
第二个推论是由于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因此,只要这种趋势不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就不可能完全解决。
而这种生产转移的趋势估计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国家间比较优势转变造成的;
JiawenYang(2004)指出,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
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大陆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因而美中贸易逆差的增加,部分是美国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贸易逆差转移的结果;
亢梅玲(2006)认为中国正在替代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正在向中国转移。
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进口,大部分是低科技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服装和鞋类产品;
柴海涛、廖育廉(2006)认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还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型相关。
目前东亚新兴经济体已逐渐将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
这一方面导致了中国对东盟各国、韩国、日本和祖国台湾地区的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使上述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锐减。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5)对美国对华贸易数据专门做了分析,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扩大了从中国的进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减少了从其他太平洋地区市场进口的结果,因为这一地区的企业均已把制造工厂迁移到了中国。
例如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上年上升了24%。
而同期其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下降了12%;
AlanGreenspan(2005)指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上升,但从2000年开始基本保持稳定,这是由于最后的加工程序和出口程序都集中到了中国,对华逆差替代了对其他经济体的逆差,如果按出口的“增值部分”来计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小得多,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逆差会大得多:
NicholasR.Lardy(2006)指出应该用全球化的整体观点来看美中贸易赤字,在大部分的加工业里面,一般最后制成品的价值的60%-70%都是进口的含量,而电子类产品中进口含量的比例可能高达90%。
所以当中国越来越发挥加工厂的作用,其实是中国越来越成为组装最后一道工序的环节。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
“中国制造”主要是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料及原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产品,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全亚洲的贸易逆差。
2.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掩盖了帐面贸易的实质JialinZhang(2000)认为,资本流动是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因素,中国对美的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加工生产的,大多数增值都回报给美国和这些企业所属的国家,而中国只挣得很少的加工费;
潘越(2003)指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在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2.58%猛增至2000的47.97%。
显而易见外资企业由此所获得的利润并非中国政府的收入,中国方面所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格,这部分收入通常只占产品价格的10%左右;
Burke(2000)证实,快速增长的美中贸易逆差是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运营的增长直接相关的。
美国在华某一行业直接投资增长10%,则该行业美国从华进口量将增长7.3%,美国对华出口量将下降2.1%,由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将会产生贸易替代效应:
Taiku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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