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发展观演变历程的思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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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观都有可能是不同的。

我国经济发展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终于由片面走向了全面，由主观走向了科学。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经济发展观又一次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在新形势、新任务下，挑战更加严峻，问题依然很多。

对于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观的探索，仍在继续。

反思历史为得是更好地把握今天、开启明天。

　　我国长期以来固守的“超阶段”高速度发展思想，导致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反复性特点。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一种脱离实际的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建设的，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和物力的承受能力。

这种发展思想分别在不同时期以“超英赶美”、“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等形式表现出来。

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的只是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根本的经济思想核心没有改变。

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次次曲折的发展道路，经济反复出现“过热”现象，1958年的“大跃进”、1971年的“三个突破”、1978年的“洋冒进”等，虽然每一次“过热”持续时间长短不一，发生原因不尽相同，造成损失多少有别，但只要是“过热”了，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经济建设就会放慢步伐。

“过热”使我们失去了多次机会，失去了应有的速度，也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最终导致重大经济比例关系陷入严重失调的局面，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往的曲折是“欲速”造成的，一次次的经济“过热”，只能导致一次次实际上经济后退的经济调整。

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过热”现象，虽然情况更为复杂，但同样有求成过急的思想动因，最终又一次导致我国经济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的调整时期。

这种“过热”与调整的多次反复交替发生，不得不令我们思考为什么这种“超阶段”的冒进思想如此难以根除？

难道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反思

　　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来自马、恩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以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再加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致使我们离开了生产力标准，陷入社会主义空想论；

离开经济效益盲目追求经济速度和数量，把速度当作经济建设的中心，甚至看成是经济建设中的路线问题。

由于人们对生产力的漠视以及对其内涵认识的片面性，在实践中也就不能真正坚持生产力标准，从而也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经济规律。

　　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

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生产力发展规律，是经济发展观确立的基本原则。

　　经济发展是受各种经济规律支配的，我们只能在正确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来发挥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便会受到规律惩罚。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

确定经济发展观，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并选择正确的发展途径。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谈不上现代化的实现。

正如邓小平所说：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结果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偏误有关，即现代化主题与主要矛盾的二元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三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并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思想，极大地调整了人们衡量社会主义优劣标准的意识流向。

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主席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曾指出：

“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在处理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关系方面，毛主席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生产力基础性的决定作用。

实践中用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模式去构建社会主义，并且以非生产力标准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公有化程度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必将是一条不成功的建设道路。

　　2对国情、世情把握上的反思

　　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反复出现的主要错误倾向，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思想严重脱离国情和世情。

没有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中，搞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

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我们党一度低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同时，对国际形势的恶化和战争的危险性方面，我们又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夸大了战争的紧迫感，曾经把军事工业提到第一位，并制定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使国民经济转入备战轨道。

可以说，原有经济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经济发展观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思想的彻底转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

如果没有对国情和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也就不会有经济发展观的根本性改变。

　　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正确认识国情、准确把握世情是确立经济发展观的前提。

　　国情实质上是国家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等各方面实际的综合表现，构成国情诸方面的内容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在确立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时，立足点应放在长期性的目标上。

长期性目标确立后，若干发展阶段任务的细化也非常必要。

认识国情的相对稳定性，从而确定分阶段完成的长期战略目标，就可以从根本上克服我们党曾多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避免再走弯路。

当然，经过艰苦努力，会使国情中的某些因素发生变化，如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等，这就需要在总的战略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对阶段性的任务进一步作出及时调整。

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将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将侧重于哪一方面，都应当根据当时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和具体情况，来确定阶段性的具体目标和发展思路。

　　历史主题和时代特征历来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能否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是关系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关系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

时代主题、世界形势既是一定时期的客观存在，但又具有着不确定性，它变幻莫测，扑朔迷离。

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要深刻认识国情，还要准确把握世情，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观也要作出相应的转移，从而确立更能贴近社会主义现实、更具操作性的发展观，以促进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3对高速度发展观的反思

　　作为一个“后发式”的国家，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被动落后的局面，这样似乎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因此，高速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某种意义上讲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事实上，我国在战略决策上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更加科学和完善。

　　周恩来曾经对于高速度发展有过这样的解释：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这句话比较好地概括了高速度发展思想的本来涵义，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超越。

可见，高速度发展的思想本身包含着真理性的内涵，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

在实践中，在一些重要领域，如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等方面也达到相当高水平。

因此，对于我国经济建设中追求高速度发展思想的评价，就不可简单的将其否定。

尽管我们在建设中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几乎都无法摆脱这一思想的影响，但是从其本意来讲，就我国当时极其落后的国内状况和严峻的国际形势来看，尽快地把我国的经济建设好，使我们国家尽早强大起来，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事实中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当然不能否认。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片面主观性，又要看到它合理的一面。

　　进一步讲，高速度的发展观从其本来涵义讲，也不应该完全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思想的失误，而是由于对客观实际估计、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不够准确，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从而使得高速度发展的思想走入极端。

经历挫折后，我党开始重新认识国情、把握时代，注意进一步研究速度与效益、平衡与不平衡问题，使得高速发展的战略思想向着比较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提出的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以及实现有效益的高速度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立足于国情的科学的高速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追求高速度发展思想中所固有的真理性内涵。

　　社会发展的长河奔腾向前，对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观的探索仍将继续。

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在我们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还会有曲折，但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力求及时总结经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一定能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1］邓小平文选［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2］周恩来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3］莫里斯•梅斯纳着.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4］克莱门德.蒂斯坦尔着，杨瑞龙等译.中国的经济发展［M］.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