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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新乐府采诗谏言运作力行领袖
古老而文明的中华民族,素以“诗书之族,礼仪之邦”著称。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群星灿烂,唐代更是诗体出新,百花竞艳,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两千三百多个诗人作诗近五万首,李白、杜甫、白居易并称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公元772年生于河南新郑,公元846年终老洛阳。
自顾况引荐,进士及第,步入仕途,直到分司东都,退老洛阳,醉吟香山,白居易一直置身官场,以诗为伴,是我们熟知的政治家和大诗人。
他恪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为人处事,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标准作文赋诗,其人格诗品堪称表率,是享誉世界的一颗文化巨星。
白居易一生以诗为话,著述颇丰,传世诗文七十五卷,计三千八百四十篇,在唐代首屈一指,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讽喻诗和感伤诗,其中的新乐府、歌行曲尤其引人注目。
上个世纪20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据此在其《白话文学史》中首称“新乐府运动”。
其后,陈寅恪先生在其《元白诗笺征稿》中也认为,“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
这就是说,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波及到诗界,形成了诗歌革新运动,即胡适先生所说的“新乐府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劳动人民地位的提高,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受到高度评价,于是“新乐府运动”便被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定义下来,白居易也被定义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倡导”,“带头提倡并引导”也,不啻现在意义上的领导,实际上白居易正是“新乐府运动”的杰出领袖。
白居易是怎样“倡导”新乐府运动并成为新乐府运动杰出领袖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乐府”。
“乐府”,本为官署之名,始于汉代。
是汉代设立的音乐(实际是文化,因为它包括诗、礼、乐、舞等)机构,《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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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章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
艺文志》也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有感于哀乐,缘于事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考其史实,乐府之职“在采诗被管弦以入乐”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
而细分歌辞,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主要是由文人写作的;
配着“俗乐”(民间音乐),在普通场合演唱的歌辞,主要是从各地搜集来的民歌,这些乐章、歌辞统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
“后世因以乐府官署所采获、保存之诗歌为乐府”,“乐府”便为“乐府诗”的代名词了。
汉代的这种职“在采诗被管弦以入乐”的乐府,并非汉武帝的发明,早在殷周时代就有了。
《周礼&
春官》载:
乐祖,即大司乐,“凡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乐师,即大司乐之副,“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传》曰:
瞽宗,“殷学名,盖乐官之有道德者,使教国子,死则祀于学,以为乐之祖”;
国学,周代“天子,诸侯国都内所设之小学、大学言,所以别于乡遂之学也”。
学记》也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殷周时代,学在官府,其时的“乐”由学校掌管着,学校又是国家所设。
如此说来,就“乐”的管理形式而言,汉代和殷周是不相同的。
汉和殷周对“乐”的管理形式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
其职责都是“采诗被管弦以入乐”,目的也都是“观风俗,知厚薄”。
对此,《汉书&
艺文志》说的更明白: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这里的“古”,对汉代而言当指殷周时代,“观风俗,知得失”和“观风俗,知厚薄”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就是“诗三百”的来处(孔子入周问礼乐,遵老子言,从周王明堂带回殷周采诗三千多首,经删减仅保留305篇)。
而“采诗”所得的民歌产生于“街陌”之间,出于下层劳动人民之口,是“感于哀乐,缘于事发”的。
正像《诗经》中的“国风”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样,倾吐的是劳动者的肺腑之言,表达的是老百姓的爱憎之情。
这是“王者”听政于民的举措,是中国古代政治以民为本的优良传统,所以,汉武帝“立乐府”,将“乐”独立于学校管理之外,单独成立乐府机构,是“郊祀”所需,也是对殷商“采诗”以民为本,听政于民的优良传统的继承。
这是承继前人,也是开启后人,自此,两汉魏晋南北朝便“乐府”成风了。
还有,就是乐府的形式。
从形式上看,乐府的乐章固定,歌曲的牌名也固定,后人只须以曲填词即可。
“依曲填词”是方便,也是局限,于是自隋唐以来,有些人便不受旧曲调的限制而根据世情民风自度新曲,自作新辞,自创乐章了。
与原来的乐府,即古乐府相对而言,这就是“新乐府”。
据统计,且不说隋代,仅唐代,从长孙无忌到引领白居易步入仕途的顾况,就有近150首新乐府面世。
这是变革,这种变革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嘛。
《书》曰:
“诗言志,歌永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而“刺美见事”,诗歌表达的内容则是“事”。
这正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说:
“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这样作出来的,他所“倡导”的新乐府也是这样“运动”起来的。
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则是事出有因的。
时至中唐,安史之乱破坏了的唐代社会得到了相对的稳定,政权得到了相对的巩固,经济也得到了相对的发展。
统治者因此有了整顿朝纲,复兴大唐的希望,其途径之一就是采纳臣下的采诗民间,听政于民的建议。
另一方面,藩镇拥兵割据,宦官专政弄权的形势也更加严峻,更加剧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和对土地的兼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苛刻的政治,繁重的赋税,使劳动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顺口溜着咒几句,编着曲儿骂几声是情理中事,于是民歌风行,不胫而走。
当此之时,皇帝采纳了白居易的对策,采诗民间,听政于民,以“观风俗,知得失”。
请看白居易的《策林&
采诗》:
(皇帝)问:
圣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也,然则一人之耳,安得遍闻天下之言乎?
一人之心,安得知天下之情乎?
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子大夫以为如何?
臣(白居易)闻:
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
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
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
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
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
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
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
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
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
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
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
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
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
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
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
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
善理人者,宣之使言。
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之;
教之锱铢之失,上必闻也。
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
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
上下交和,内外胥悦。
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
《老子》曰:
“不出户,知天下。
”斯之谓欤?
笔者在此不厌其详,全文转录《策林&
采诗》,是想与读者共同感知这篇对策的魅力。
皇帝“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征求臣下白居易的意见。
而白居易不是只简单地回答可否,而是细陈“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可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臻至理”、“致升平”的益处。
可以说,这首对策句句在理,字字传情,皇帝当然点头称是而“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了。
笔者以为,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序幕也当由此拉开了。
我们平时多赞赏白居易的诗吟得好,这里我们也不能不赞叹白居易的文做得妙啊!
那么,皇帝何以向白居易问及“采诗”之事呢?
这应当还与白居易有关。
请看他的讽谕诗《采诗官》: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上流下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代,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闷。
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首《采诗官》运用赋陈其事的笔法,讽谕君王如果只听“郊庙登歌”、“乐府艳词”、“夕郎所贺”、“春官每奏”,只能使“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落得个“厉王胡亥之末年”的可悲下场,而“欲开壅蔽达人情”,重振国家社稷,就应该“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是一首讽谕诗,是以前朝史实从反面说明采诗的必要,至于说“采诗”的正面好处怎样,如何“采诗听歌”,亲自听听《采诗官》作者白居易的意见就清楚了,于是就有了上面那篇君臣之间关于采诗的问对。
可以想见,皇帝在向白居易问策之后,便“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新乐府”便紧锣密鼓地“运动”起来了。
可以说,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正是这样由白居易以诗“讽谕”而起的。
白居易不只是以诗讽谕,积极应对,提倡并促成了新乐府运动,而且上通下达,积极运作,起着中枢领导的作用。
对此,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留下了自己的形迹。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民)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民)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
这是一段难得的关于新乐府运动情况的文字记录。
皇帝刚刚即位,雄心勃勃,要重振朝纲,宰相(裴垍)也为官正直,积极辅佐皇帝,经常传下圣旨,要求采诗官采诗以了解民生疾苦。
一个“屡”字,足见新乐府运动并非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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