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人间的厚障壁读《故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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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人间的厚障壁读《故乡》
打破人间的厚障壁──读《故乡》
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绍兴老家探亲、搬家,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
故乡的荒凉、家庭的败落、农民的不幸,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这一切所见所闻孕育了《故乡》这篇小说。
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是不同的。
关于童年的生活、故乡的往事,鲁迅写过许多优美的散文,多辑入《朝华夕拾》中。
那些回忆的文字,多半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如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百草园、三味书屋、父亲的病……鲁迅说过,这些人和事,包括故乡的菱角、罗汉豆等,“都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朝华夕拾·小引》)。
但《故乡》不同于上述文字。
《故乡》是小说,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虽有共同的生活素材,但小说的创作过程是对生活的艺术的认识和表现的过程,是经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加工,对主题进行提炼而成的。
这就是创作的典型化过程。
《故乡》中的闰土,本名章运水,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记载,“小说里把土代替了水字,闰运是同音的,也替换了,在国音里,闰读如润,便有点隔离了。
他的父亲名叫章福庆,是城东北道墟乡杜浦村人”,孩子们叫他“庆叔”,既种地,又是个手艺人,逢年过节或者收租晒谷的时候,他常来周家帮忙。
有时来取稻草灰,值祭的年头来看守祭器,这些都是实有其事的,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曾描述过闰土的父亲在雪天捕鸟的情景,《故乡》中则是闰土捕鸟了。
塑造闰土这个形象时,鲁迅就把章运水父子的特点集中起来,不是“专用一个人”,也不是把某个人的特征生硬地套在另一个人身上,而是取其有用的部分罢了。
鲁迅说,“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
”(1936年2月21日致徐懋庸)这就是“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手法。
鲁迅熟悉闰土父子的生活,热爱他们,同情他们,将他们再现笔端的时候,许多个闰土的特征就集中在一个闰土的身上了,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就是典型人物。
杨二嫂这个形象也是如此。
周遐寿回忆道,“近处豆腐店里大概出过这么一个搔首弄姿的人,在鲁迅的记忆上留下这个名号,至于实在的人物已经不详,杨二嫂只是平常的街坊的女人,叫她顶替着这诨名而已。
她的言行大抵是写实的,不过并非出于某一个人,也含有衍太太的成份在内。
”《故乡》中的杨二嫂可能取了某个街坊女人的外形,而将一切小市民的自私、占小便宜、爱慕虚荣等恶习集中在她身上,从而塑造了这个“辛苦恣睢”的典型。
故乡确是鲁迅的故乡,那里的风土人情、乡野的故事,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鲁迅的作品里。
但我们绝不能把小说《故乡》看成是鲁迅的传记或是传记体回忆录。
歌德把自己的自叙传题名为《诗与真实》,“诗”,那是为了强调自传的诗意,而自传的本质乃是真实,写自传不允许创作,不能把自己当典型来塑造,不能虚构。
鲁迅1919年底回家一事在他的日记里有真实而详细的记述。
四日日记载:
“雨。
上午渡钱江,乘越安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
”是晚上到家的,但为了塑造一个能揭示主题和人物的典型环境,小说把到家时间改作“清早晨”,正如许钦文所说,“如果说晚上回家,那就不好写瓦楞上枯草断茎的当风抖着了。
”(《〈呐喊〉分析》)这样,深冬的故乡,阴晦的天气、萧索的荒村……一副农村破产的景象便展示给了读者。
廿四日日记载,“睛。
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
”小说却只说同行人是母亲和宏儿,“事实上同走的连他自己共有七人”,其中“次子还没有名字,生后七个月,小说中便将他诗化了,成为八岁的宏儿,因为否则他就不能与闰土的儿子水生去做朋友了。
”(周遐寿: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多余的人物在创作中是没有用处的,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他的场景、他的戏,都有他与其它人物的特定联系。
鲁迅的作品所以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是因为他善于运用典型化创作原则。
他不仅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而且还有精辟的理论见解。
总结起来,不外两点:
1、“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写的事实,见过或听过,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以现实生活为依据。
但创作不等于现实的照搬,“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创作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1933年12月29日致徐懋庸)。
可以从事实出发,采取一端,加以改造,对题材进行选炼,然后生发开去,把握和挖掘主题,创造出来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特征,更感动人。
小说《故乡》就是对回乡一事进行改造和生发之后写成的一个完整的故事。
2、塑造人物时,“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就是“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方法。
“杂取”、“拼凑”都不是生拼硬凑,而是指艺术的集中概括。
《故乡》中的闰土毫没有拼凑的感觉,他的形象是杂取了千百个闰土式的农民的性格特征而塑造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具象化了的人,一个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人。
我们读了小说,会觉得闰土这人物很亲切,离我们很近,他所受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压是旧中国农民所共同遭遇的,而他的童年,他和“我”的友情,是“这一个”闰土的。
按照典型化的创作原则,对生活素材进行选择、剪裁,对题材进行提炼,主题便逐渐形成了。
这就是鲁迅说的“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的意思”即作品的主题。
《故乡》的主题,是通过对辛亥革命后农村破产和农民悲惨命运的描写,悲哀那人与人间的隔膜。
造成这种隔膜的原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等级观点,“人生来是一气的,后来却隔离了”这一思想贯穿作品始终。
当时的鲁迅虽然还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但他清楚地感到阶级存在的现实,人与人间隔膜的日益加深,正是中国农村日益衰败、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的过程。
“我希望他们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他盼望着能走出一条人间没有隔膜的新生活的“路”。
二
瞿秋白曾把鲁迅比作希腊神话里的莱谟斯,说他是野兽的奶汁喂大的,“而且他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
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
这使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他战斗了一生,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乳母”并寻找着回到“故乡”的道路。
闰土便是这野孩子群里的一个,他是生活在最底层被剥削被压榨的贫苦农民的形象。
童年的闰土活泼刚健,无忧无虑,有智有勇,懂得许多生产斗争的知识,简直是一个神奇的小英雄。
作者描写道: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胯下逃走了。
”
闰土不仅告诉“我”西瓜的危险经历,他还会在大雪天捕鸟,到海边拣五颜六色的贝壳,潮汛时去捉跳鱼儿……这无穷无尽稀奇的事,打开了“我”的心扉,“我”以往“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这一下子把“我”带到一个无比广阔充实、无比壮美丰饶的世界里去,“我”爱闰土,敬佩闰土,“我”和闰土建立了纯真的友情。
这友情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东西,理应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成熟,然而没有,20年过去了,当“我”再见到闰土的时候,彼此都已到了中年: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
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
人间有许多久别相聚的场面都是描写热烈的、多话的情景,《故乡》却相反,写到这里,把本来应该很热烈的情绪一下子降了下去: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样说才好,只是说:
‘啊!
闰土哥,──你来了?
……’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我也说不出话。
”
使人感到痛心、残酷的,就是这种人间精神的隔膜。
人物的性格是在他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闰土的性格不能从年龄上找寻解释,应当从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传统观念中去找寻答案。
辛亥革命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地主买办豪绅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各派新旧军阀的战争连年不断,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用闰土的话说,就是“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感到闰土的忧愁和愤怒的情绪。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
”这才是闰土的形象和精神变化的真正原因。
鲁迅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作品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投注了很大的注意力,表现了与时代的紧密联系。
农民问题,在鲁迅的作品里占着重要地位。
“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
”(《英译文〈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他深刻了解农民的苦痛,肉体的和精神的,尤其是阶级压迫所带给农民的精神残害,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厚障壁,这曾经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
鲁迅从劳动人民身上发掘了他们的善良、勤苦和智慧。
昔日的故乡所以可爱,因为有勤劳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活。
闰土的形象告诉我们,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是可以创造新生活的,他们应该是新生活的主人。
他们世世代代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却极其低微。
近代中国日益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所给予他们的是三个字:
“吃不够”,连最低微的生活要求都达不到,他们的奴隶地位使他们连“人的权利”都没有争取到。
农民的善良灵魂与他们的悲惨命运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悲剧是深刻的。
那么,什么是造成农民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呢?
怎样才能使广大被压迫的人民摆脱困苦的命运呢?
鲁迅说,“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就是说把偶像当作希望,像祥林嫂捐门槛一样,好象愿望很快就能实现,很切近,实际上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还是要踏出一条路来,虽然显得茫远,但那是切实的。
闰土生活在辛亥革命以后,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地位,没有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这力量来自下面,来自千百万被压迫的群众。
鲁迅是站在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点上来探讨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
正如冯雪峰同志所说:
“闰土的形象可以概括当时中国大多数农民,他们还没有在‘辛苦麻木’里觉醒过来,但他们是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的基础和基本的动力。
这篇作品展示着当时正在濒临破产的农村的景象,这种景象就预示着农民的觉醒和革命不久即将到来。
”(《鲁迅的文学道路》)
“我”是《故乡》中又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
“我”过着辛苦辗转的生活,从二千余里之外,冒着严寒回到故乡,为了卖掉老屋,搬家到异地去谋食。
“我”不属于上流社会,而是一个家境衰败的大家族中的一员。
“我”目睹故乡20年间的变化,人事沧桑,百感交集。
但“我”不是一个消沉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同情、热爱劳动人民,时时自我解剖而又对未来抱着热切希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内心独白的方式,通过“我”的眼睛和感受,观察周围的一切,既写出“我”对故乡的依恋和伤感,也写出“我”对世事的愤懑、对人间隔膜的无限感慨。
“我”在《故乡》中的地位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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