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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育内容。
其中“礼”、“乐”、“书”中包含着相当多的语文教学的内容。
封建社会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在文化上也实行专制主义政策,突出表现在:
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典籍为主。
而大量的语文教学内容,也综合在经学教育之中。
2.发蒙先识字,后读经书
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语文教学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语文教学历时最长,影响最大,也最具特色。
其基本特点是:
先教学蒙学读物(影响最大的是“三、百、千、千”),集中识字;
然后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体的儒家经典;
以文选作为补充读物和写作范本。
“三、百、千、千”是我国古代流传的、最著名的蒙学读物,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主要的作用是集中识字。
《三字经》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该书言简意赅,容量丰富,从教学的重要性谈到封建礼教,从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到历史知识、勤勉好学的范例等。
在编写方面,采用三字一句,押韵成文,读起来朗朗上口。
《百家姓》相传为北宋人所编,全书集姓氏400余个,每四字组为四言韵语,文中字与字之间并无意义联系,但因句句押韵,读起来和谐流畅,易于记诵。
《千字文》相传为南朝梁周兴嗣所著,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
全篇文句对仗工整,押韵自然,四字一句共250句,恰为千字。
作为蒙学诗歌读本的《千家诗》是在南宋刘英庄编造的《千家诗》基础上选录编订的,流传广泛的有王回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和谢枋得选、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后来把这两种《千家诗》合二为一,共选出200余首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
3.诗经为主,文选为辅
“五经”、“四书”是中国古代封建教育的主要课程。
“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的合称(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
“五经”的内容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学、伦理等方面,在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的合称。
宋代朱熹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作为封建王朝科举取士的考试用书。
“五经”、“四书”作为我国古代语言教材的典范,一直被沿用至清末。
它们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但它们对我们整个汉语文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世的政治、教育、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选读本是我国古代用来进行读写训练的主要教材。
我国现在存在最早的诗文总集是南朝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其后影响较大的还有宋代真德秀编的《文章正宗》,谢得枋编的《文章轨范》,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等。
各类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各个朝代的名家名篇,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
(二)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经验
我国古代语文教学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语言教学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的经验主要有5条。
第一,集中识字,为读写打下基础。
“三、百、千、千”三书收单字共2000左右,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基本识字量。
主要进行字形、字音教学,也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字量教学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而定,以后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巩固。
第二,识字课本使用韵语和对偶,便于朗读、记诵。
韵语和对偶的使用符合汉字和汉语的特点,“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因为,“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兴趣,又容易记忆”。
第三,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
伦理道德基础的教育在识字教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三字经》中就有这样的内容: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
尊师友,习礼仪。
”第四,识字教学联系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识字教学内容注意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
“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选读《三字经》,以习见闻;
《百家姓》,以便日用;
《千字文》,亦有义理。
”“习见闻”、“便日用”、“有义理”,足见“三、百、千”等启蒙学识字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
第五,注重激发儿童的兴趣。
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中编入简短的故事、浅显的诗歌,有时配以插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例如蒙学读物中的孔融让梨、磨杵作针、击瓮出儿等故事,直到今天,仍为儿童所喜爱。
2.阅读教学
阅读教学方面的经验主要有两点。
第一,熟读,精思,博览。
我国古代语文教学十分重视熟读,朱熹在《朱子童蒙须知》中说: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古人云: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为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
”在熟读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读和思的关系,所谓“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
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谈到他的体会:
“读书须将文本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
理会不得处,且宜深思;
思之不得,然后将注脚看,始有益。
”在提倡熟读、精思的同时,古代语文教育也主张广泛涉猎,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百、千、千”和“五经”、“四书”的狭小范围里。
很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广泛读书、接触社会,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许多人还认为广泛涉猎即可学会作文,古人所说的“观千剑则晓剑,读千赋则善赋”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评点法。
对文章进行“圈点”、“评注”,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
“圈点”是指在阅读时给字句画上符号。
“评注”是把对内容和文字的评论写在正文旁或行间。
3.写作教学
写作教学经验主要有四点。
第一,注重基本功训练。
蒙学写作练习,注重进行分解练习。
作诗之前,往往要靠练属对,先是“一字对”,渐增至二至三字,直到十一字。
写议论文,往往要先练习写段落,先练习写“破题”,然后练习写“承题”,直至整篇的文章。
格律化、公式化对写作来说有不足之处,但从单项训练开始,渐至整篇作文的训练,基本训练扎实,循序渐进又是古代写作教学的长处。
第二,多读多写多改。
我国古代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
《奉赠韦亟丈二十二韵》)等说法,十分重视“多读”对写作的作用,但又强调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
“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工夫,其益相去远也”(唐彪:
《读书作文谱》,卷五)。
我国古代语文教学还有精于改文的传统,要点如下:
先生改文要“随其立意而改之”(吕本中:
《宋诗话辑佚》,卷下),避免沮挫学生的才思;
批改要精当;
要教学生懂得改文之方。
第三,作文从模仿入手。
朱熹曾说过:
“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文。
益学之既久,自然纯熟。
”(朱熹:
《朱子语卷》,卷一百三十九)这是前人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反应了宋代对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
第四,先放后收。
“先放后收”是历代学者主张的写作原则。
苏轼说:
“凡文字少中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平淡。
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了。
”(梁章钜:
《退庵论文》,引苏轼《与住简书》)谢枋得也主张:
“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
”(谢枋得:
《文章轨范》)
(三)中国古代语文教学的弊端
张志公先生在《汉语教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对此从四个方面做了概括。
这四个方面是:
第一,脱离口语实际。
古代语文教学全部以书面语言为训练的内容,完全脱离口头语言实际,不重视听话能力和说话能力的训练。
我国古代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两汉之后就基本定型了,很少变化,面口头语言则是一刻不停地变化、发展着,所以,二者的距离越拉越大。
第二,脱离应用实际。
读、写大都与日常生活和实际应用无关。
读书皓首穷经,苦练八股,只为功名。
第三,忽视文学教育。
北宋王安石变法后,科举考试只考文章不考文学,导致忽视文学知识和文学鉴赏教育的倾向。
第四,忽视知识教育。
我国有起源很早的文字学、训诂学知识,但始终没有建立起适宜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培养和提高语文能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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