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论证方法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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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理论性论据，二是事实性论据，三是比喻性论据。

从理论论据到论点，必然是演绎论证法；

从事实论据到论点，必然是归纳法或称例证法；

从比喻到论点，必然是类比法。

然后再加一条：

凡论据间构成对比关系的，都是对比法。

本文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推理严密，逻辑性强，论据充分有力。

作者先谈历史，以秦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

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都来自诸侯各国。

作者一方面列举客卿对于秦国的历史功绩，得出“使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以负于秦哉”，打动秦王；

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晓以利害，“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然后反复推论，归结到重色乐珠玉而轻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这就是“动言中务”，从利害关系上立论，正点到秦王要称霸的雄心。

接下来又从“地广者粟多”等联系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转到“弃黔首以资敌国”的错误，归结到“今逐客以资敌国”的危殆，进一步证明逐客关系到秦国的安危。

这样波澜起伏，正是“飞文敏以济辞”（刘勰语），终于打动了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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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

“对事的论断”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

“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

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

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

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

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

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

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

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

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

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

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

《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

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

开头这一断语的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

新序》：

“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

”），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

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

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

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

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

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

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

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与“却客不内”（虚笔）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

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

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

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

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

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

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

再说“弃黔首”、“却宾客”，是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

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

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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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

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

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

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

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

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

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

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

“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

”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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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

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

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

“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

”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

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

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

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

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

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

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

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

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

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

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

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