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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生活之丑转化为艺术之美。

结论部分总括全文，进一步明确《儒林外史》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在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描绘了封建社会的各阶层的人物，其中有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秀才、江湖名士、封建官吏、乡绅恶霸、帮闲无赖、富豪，还有艺人、农民、妓女等。

小说之所以几百年来备受人们称道，与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不无关系。

小说以描写各类典型人物为其主要特色。

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的描写，很好的体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

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

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

‘众人劝着不住。

金有余道：

你看，这不是疯了吗？

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

’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

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

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

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

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

“噫！

好！

我中了！

”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

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

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

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

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

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

“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

‘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

’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

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

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

两边看的人多笑。

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

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

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

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

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

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

“古语说得好：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而今什么是书？

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

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

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

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

“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

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

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

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

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

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

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

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

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

”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

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尽管从王冕到杜少卿，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企图恢复文人群体自尊和优越感觉的强烈愿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不同的人物典型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

《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塑造取得的思想成就固然引人注目，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该书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

一、成功的运用了写实主义的讽刺艺术

鲁迅说：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儒林外史》塑造人物形象的讽刺艺术正好体现了这个精神。

它以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描摹人物，从而达到讽刺事态人情的创作目的。

《儒林外史》具体的讽刺手法千变万化，摇曳多姿：

或冷嘲热讽，或不动声色，或突出其外貌，或剖析其灵魂，或突出其言行不一，“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或描绘其行为的卑鄙无耻，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合情合理的概括和夸张……但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核心即描摹现实。

书中所描写的儒林群丑，他们的丑恶行径，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

取材于现实而白描直写，不加任何说明，作者的思想倾向便通过情节和人物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读者心领神会，从而达到讽刺事态人情的目的。

对哭贡院的周进，中举发疯的范进，宣扬举业的马二先生，悭吝成性的严监生等等，作者均未显出任何褒贬，作出任何评价，但这些形象本身，无不产生了讽刺效果。

写实主义讽刺艺术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以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最足以表现人物的情节和细节，并将这些情节和细节集中使用，以突出讽刺对象的个性特征。

据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统计，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人物形象达三十多人。

如范进是以芜湖陶镛为原型，而以中举发疯，居丧外出打秋风，吃大虾元子，身为主考而不知苏轼为何人等一系列典型情节和细节，写出了他的迂腐、庸俗、无能和虚伪。

这样，一系列的情节和细节写完了，讽刺对象也就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二是善于运用前后矛盾的情节，揭露讽刺对象的言行不一，表里相悖，让其当场出丑。

如第四回写严贡生正在吹嘘自己：

“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

”这时，小厮就来报告他家强圈了人家的猪，被人发现了。

一下子揭穿了他贪婪霸道的真面目，他还强辩说：

“这口猪原是舍下的。

”范进故作孝子状不用银镶的杯子，也不用瓷杯、象牙箸，必换了“白色的竹子筷子”，但吃起来，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

”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三是善于运用对比和衬托的艺术手法，以突出讽刺对象的性格特征。

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梅玖在周进中举前后的前倨后恭的态度等。

这可以从《儒林外史》人物设计的成双成对中看得十分清楚。

如周进与范进，严贡生与严监生，王仁与王德，秦二侉子与胡八乱子等。

当然，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

周进撞号板；

范进中举发疯；

范母一喜而死；

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

严贡生因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地批判作用。

由于作者态度的严肃和爱憎的分明，他还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

他对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这批贪官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鞑；

他对具有诚笃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难，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举的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讽刺。

对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王玉辉，作者揭露了他的矛盾心情，同时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

作者的讽刺有时还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如范进中举以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虽对他有一定讽刺，但主要是同情他；

后来，他中了举，作了官，变得很恶劣，作者的态度也虽之改变，就对他采取了辛辣的嘲讽。

总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

而不是人身攻击。

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二、喜剧性与悲剧性的高度和谐统一

《儒林外史》对讽刺艺术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儒林群丑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因而取得了与西方十七世纪瓜里尼等人的悲喜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