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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汉代是诗体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简单以句式和句子的字数来分别诗体的话,我国古代的主要诗体形式在此时都基本上具备了,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一节为《两京当诗体穷会之变》,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
不过,我们认为变化始于西京,完成于东京。
四言诗作为《诗经》的嫡传,受经学影响,箴戒劝谏的意味多于抒情意味,西汉有韦孟的《讽谏诗》、韦玄成的《自劾诗》和《戒子孙诗》,东汉傅毅有《迪志诗》。
虽然张衡《怨诗》清典可味,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都有超迈前人之处,但是已无力挽救诗体的衰微。
骚体诗本来自于楚歌,有很浓的歌体的特点,此时主要向两方面转变,一方面和辞赋发生融合,如梁鸿《适吴诗》,马积高先生《赋史》直接写作《适吴赋》。
另一方面进入堂庙,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典雅,脱离楚歌朴实自然的本色。
五言诗在西汉不登大雅之堂,乐府机关不收,各种礼仪场合不用,故只在民间流行,也有部分诗人用来进行艺术创新。
而到东汉时代,则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
七言诗是此时新兴的诗体,以后一千多年的诗歌发展中五、七言诗起着主导作用。
汉代,尤其东汉时期正是这两种文体发展的关键时期。
所以,在讨论东汉诗体流变时,这两种诗体将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
清费锡璜《汉诗总说》谓《三百篇》后,汉人创为五言,自是气运结成。
沈德潜《说诗zuì@①语》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
五言诗是汉代最有成绩,且对后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体,正像钟嵘《诗品序》中所说五言居文辞之要,要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
文人五言诗创作热潮的出现,使一些新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
东汉五言诗,除作者情况相对明确及史书记载为歌谣谚语者外,我们习惯上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因为时代邈远,人世难详,故名为古诗。
以《李陵录别诗》、《从军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
另一类,它们或在魏晋六朝乐府中演奏而被记载,或标题见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或收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或古书径称乐府者,统名之为乐府。
其内容颇为总杂,内中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等成就最高。
尽管这些作品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瑰宝,却因为在当时并未引起史家重视,从而造成人代冥灭,清音独远的遗憾局面,甚至连其创作时代也未能断定。
五言古诗,大都是文人创作,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钟嵘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
钟嵘《诗品》中提到的数量为五十九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包括残诗残句共收录六十一篇。
分别为《文选》收《古诗十九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详述见后,《玉台新咏》中《古诗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四首和《古绝句四首》,《古诗类苑》据《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辑录《古诗三首》橘柚垂嘉实、十五从军行、新树兰蕙葩和《古诗》步出城东门,《华阳国志·巴志》中《咏谯君黄诗》、《刺巴郡郡守诗》、《思志诗》三首,《艺文类聚》中的采葵莫伤根及《太平御览》中的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上草,另有残句八篇其一为见于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
关于这些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
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
同意其中有西汉之作。
钟嵘虽也说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
但在《诗品·上品》中把古诗放在李陵诗前,李陵是西汉武帝时人,依照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铨次的原则,古诗中应有部分作品在武帝之前,枚乘恰恰生活在文、景之时。
梁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及古诗兰若生春阳九首诗归于枚乘名下,当不误。
又《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经学者考证用太初以前历法,亦属西汉之作。
其余作品冉冉孤生竹,刘勰确定为傅毅之辞,去者日以疏,钟嵘引旧说,疑此一类是建安中曹王作,又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二诗言及东都,四篇作品当肯定成于东汉。
《十九首》中余下五篇因无确凿证据证明为西汉之作,权归于东汉。
世传李陵、苏武赠答诗历来争议颇多,《文选》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
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李陵骚体歌一首和《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骚体歌见于《汉书·苏武传》,作者明确;《录别诗》全为五言,包括《文选》收《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和《苏武诗》四首、《古诗苑》收《录别诗》七首、残句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及苏武《别李陵》童童孤生柳一首、《艺文类聚》收苏武《答李陵诗》双鸾俱北飞一诗,又有岩岩钟山首、远送新行客,《古文苑》等书作孔融诗,前诗《文选》注引作李陵诗,《文镜秘府论》引文有少卿以伤子为宗语,和后诗内容相符,故逯氏收入李集。
此外,逯氏又以为红尘蔽天地二句和《文选·陆机〈演连珠〉》注引许由不洗耳,后世有何徵二句为同篇;《北堂书钞》清凉伊夜没,微风动单帱和《文选·陆机〈拟明月皎夜光〉》注引招摇西北驰,天汉东南流为同篇;《文选·〈三良诗〉》注引严父潜长夜,慈母去中堂和《文选·〈王明君辞〉》注引行行且子割,无令五内伤为同篇。
逯氏指出所谓苏诗实则出于李集,他说
又检《隋志》,只称梁有李陵集二卷,不言有苏武集。
而宋、齐人凡称举摹拟古人诗者,亦只有李陵而无苏武。
据此,流传晋、齐李陵众作,至梁始析出苏诗,然仍附李陵集,昭明即据此选篇也,以出于李集,故《文选》苏武各诗他书尚有引作李陵诗者。
要之,此二十一首诗,即出李陵众作也。
此说精辟。
注见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336页中华书局。
逯氏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册有《汉诗别录》一文,可参考。
关于从李陵集分出苏武诗始于梁代,也可以从钟嵘《诗品》看出一些迹象,钱钟书先生曾就《诗品》不录苏武诗提出质疑,说顾罗网古今‘才子’,仅著李陵而不及苏武,已甚可异,或犹有可说;复标举‘五言之警策’,才得二十二人,苏武却赫然与数,‘子卿双凫’亦被目为‘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
’不啻举子下第,榜上无名,而其落卷竟被试主选人本科闱墨也。
注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144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这或许是钟嵘一方面遵循历史载记仅著李陵,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出现的意见而在《诗品序》中提到苏武诗,所以徘徊于两者之间。
刘勰《文心雕龙》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
知道在刘勰之前就已经有人怀疑,不过六朝时期的学者可以说还是坚信李陵有诗的,例如钟嵘就明白地把李陵诗放在古诗之后。
近几十年,学术界也倾向于怀疑李陵诗歌时代的传统说法。
我们认为宋颜延之《庭诰》所谓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是比较客观的。
因为从作品看,除《文选》所定三首为西汉李陵诗外,中间确实混入其他人的作品,如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始归,归时与李陵告别,地点当在塞外,而诗中河梁、江汉、日南等语皆与史实不符。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说钦立曩写《汉诗别录》一文,曾就此组诗之题旨内容修辞等,证明其为后汉末年文士之作。
依据《古今同姓名录》,后汉亦有李陵其人,固不止西京之少卿也。
以少卿最为知名,故后人以此组诗附之耳。
逯先生的考证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将此组诗全部放在后汉末也难令人信服。
不过,认为后汉亦有李陵其人的推测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今查《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②都夷白狼、pán@③木、唐@④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称臣,且献诗三章。
益州刺史梁国朱辅遣从事史李陵与郡掾田恭护送诣阙,并上乐诗。
知东汉中期
有名李陵者,不仅有诗歌创作经历,而且有鸟西南飞、俯观江汉流、暮宿日南陵、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都与其身世相符。
所以,我们怀疑这组诗中烛烛晨明月、晨风鸣北林当属东汉李陵,而因姓名相同误入西汉李陵集中,《艺文类聚》八十二载古诗泛泛江汉萍,飘荡水无根二句疑亦为集中作品。
有鸟西南飞、陟彼南山隅句意颇同于屈原《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及望南山而流涕句意。
其余十七首虽不能定其作者,也当放在东汉。
钟子歌南音中说,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不类西汉李陵语,李陵兵败,一家族灭,故于武帝怨恨最深,此从《汉书·苏武传》中和苏武对话中表现得最明白,恐不会在朋友私下的赠诗中称当时为清时。
相反,明帝永平正是东汉最兴盛的时代,不仅后代人这样看,当时人也这样看,班固《东都赋》中的颂辞就足以说明。
童童孤生柳中有依依恋明世语,当作于东汉中期。
注按此处的观点及材料均为赵师所提供。
当代学者多以为古诗产生在汉末桓帝、灵帝之际,执此主张者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从五言诗体的发展来考察,认为傅毅与班固同时,而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只是完成了五言诗的体裁,与班固伯仲之间的傅毅当然不可能作出佳丽的古诗来。
二是从作品内容来考察,认为这些作品表达知识分子失意沉沦之感,反映了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前夕矛盾斗争的侧面。
注说详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及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
实际上,这两个理由的说服力都不足第一,用个人的诗歌成就来类推整个时代的诗歌成就,在逻辑上本来就欠严密。
况且班固所存几首佚诗,也颇有含蓄蕴藉之意。
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五所引
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
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衿。
借以刺朝廷对亲贵宠幸之过。
又《北堂书钞》卷百二十二所引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
《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四所引延陵轻宝剑,虽为断句,寄情亦深,入之《古诗十九首》中,未见不及处。
今所存班固诗皆咏史,而非无兴寄之作。
事实上,五言诗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西汉时的邪径败人田等民间歌谣,虞姬的《和项王》,枚乘的九首诗作,戚夫人、李延年、班婕妤等人之作都表明早在西汉文帝武帝时代五言诗在民间、妇女中和个别不太受时俗观念束缚的文人中有相当发展。
而东汉明帝时之李陵亦有一定数量的《别诗》,则五言诗之大量产生,不一定到东汉之末。
第二,任何时代都有生活的成功者和失意者,汉文有道恩犹薄,知识分子的仕途失意沉沦落拓,固然多与政治黑暗相关,但也不能完全将其失志归结于此。
此后,汉末的赵壹身处社会最黑暗的时期,有《秦客诗》和《鲁生歌》表现直士不遇之情,和《古诗十九首》比,就别是一种风味了。
东汉李陵诗和《古诗十九首》写亲友离合,人生悲欢,并没有对社会的直接批评,语气含蓄委婉,温柔敦厚,也可以看出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人情相对平和的环境下写出来的。
注张如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4期和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文人五言诗新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都举出大量证据说明古诗中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并不始于汉末。
赵敏俐书中又指出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仅代表个人创作,不能说明当时五言诗发展水平。
东汉五言乐府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包括残句共收录四十一篇,它们是《江南》、《鸡鸣》、《陌上桑》日出东南隅、《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仙人骑白鹿、《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豫章行》白杨初生时、《相逢行》相逢狭路间、《长安有斜狭行》、《陇西行》斜径过空庐、《折杨柳行》默默施行违、《艳歌何尝行》飞来双黄鹄、《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白头吟》、《怨诗行》天道悠且长、《梁甫吟》、《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枯鱼过河泣》、《离歌》晨行梓道中,《文苑英华》所收《箜篌谣》结交在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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