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改革税务论文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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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改革税务论文doc

端，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障碍和阻力。

因此，适应WTO规则体系的要求以及WTO所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机制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探讨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涉外税法始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和1981年分别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部税法在维护国家主权及利益的基础上，体现了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特点。

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1986年又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基本确立了我国对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框架和格局。

1991年4月，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合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通过并公布了狲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涉外企业实现了税率、税收优惠和税收管辖权的统一适用。

流转税方面，我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涉外商品销售和劳务继续沿用工商统一税，财产税方面则沿用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1994年，我国实行新的工商税制改革，在流转税法方面停征工商统一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此外，税法还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内资企业一样，统一适用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屠宰税等税种。

由于内外资企业在流转税、财产税等方面基本统一，而所得税却依然内外有别，因此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主要定位在所得税的减、免、缓等措施上。

二十年来，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首先，它有利于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投资。

在我国引进的外资中，既包括国际金融机构给中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和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给我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贷款，还包括数量巨大、遍布全国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低成本和低风险资金。

其次，它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外商投资的增长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既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增长，又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矛盾。

外商投资项目中的先进技术项目还带动了电子、通讯、信息等新型产业的加速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先导作用。

再次，它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由于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实施，刺激了外商在投资中的增长，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人才，也随着外资一起进入我国，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的改造和创新。

如外商投资企业关于成本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作法，为内资企业提供了经验借鉴，同时还扩大了国民的视野，使其对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些惯例和制度有所了解和运用，确立了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

然而，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

1.税收优惠内外有别。

目前，我国主要在所得税和关税领域实行内外两套制度，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所得税税率都保持在3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外资在国内许多产业占据优势地位，很多领域，如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几乎被外资独霸，而食品、电脑等行业也是风声鹤唳，危机重重。

这种税收歧视使得本已惨淡经营的内资企业更是雪上加霜，经不起市场竞争的残酷和压力，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破产、被兼并或严重亏损。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

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

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一度被滥用，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

由于令出多门，透明度低，效力层次不高，有些措施甚至属于违法操作，因此给人一种法纪不严的负面印象，难以取信于人。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

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而且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

如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两年免交所得税、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或者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税额的一定比例等。

这些税收优惠形式很多都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对其余企业的吸引力则大大减弱，甚至还会加重其税收负担。

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规模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相比还有不利影响。

再如减免税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型企业有利，而对无形资产或技术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则未必如此。

更何况，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能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以规避税法，继续无限期地享受优惠待遇。

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设计功率大打折扣。

4.税收优惠对产业政策体现不够。

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不够。

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

再如对投资电力、铁路、港口、码头、公路等能源变通建设的项目，其优惠待遇也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

正如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冲击和影响一样，WTO的原则、制度和规则也并不会给中国外资优惠法律制度带来大面积的、根本性的冲击，因为中国税法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随着世界税制的发展形势而调整和改变的过程。

在积极义务

次、多角度考虑，而不仅是税收优惠程度的高低。

中国取消外资的超国民税收待遇，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实行内外一致的税法制度以后，只要继续着力于改善宏观投资环境，以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增长空间，以及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不难吸引外资到中国投资的。

目前，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除出口导向类容易被归入出口补贴而与ThIMS协议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相修外，其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赋予投资者的超国民税收待遇。

这种做法虽然不会造成对外资企业的歧视，亦不为各国国内立法及双边、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所反对或禁止，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而内外资企业无差别税收待遇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

有鉴于此，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和税收立法的完善有着积极的意义。

1.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保证税收优惠措施的合法性。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领域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它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努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体制对税法的最高要求。

因为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税法措施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不仅如此，有关课税的对象的内容还必须明确肯定，不能含糊不清、无法适用，否则就会影响法律的效力。

即使是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细节，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或冲突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

而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最终都是藉由减轻税负以达到刺激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因此，不管是税收减免、加速折旧，还是税收豁免、税前列支，抑或投资抵免、出口退税，都必然导致对原有税法要素的突破和修改。

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无疑只能是税收最高立法机关，负载税收优惠制度的文件也必须属于狭义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更遑论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

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层出不穷的税收优惠制度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相距太远，因为除了《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外，其余的一律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下级机关制定的。

如果有朝一日修改宪法时能够采纳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和要求，那么，毫无疑问，这些税收优惠措施，甚至包括除上列两部法律以外的所有税收法规都将面临“违宪”的指控。

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中国的实现还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然而它至少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税法应当顺时而进，不能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主张，当税收法定主义所内含的税收优惠立法权只能集中于最高立法机关的要求暂时无法实现时，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统一规定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与内容，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可以对这些优惠措施如何适用进行解释，但是同时应当接受合法性的审查，且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新的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关都无权制定税收优惠措施，以维护和保障税法的权威。

2.改革税收管理体制，规范区域性税收优惠措施。

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虽然触及了各级预算主体的税收收入划分，但这种做法还只限于既定税种的征收管理权，税收立法权仍然控制在中央。

而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走向与税收法定主义对谁行使区域性税收优惠立法权的选择息息相关。

如果中国效法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将地方政府建设成完全独立的预算主体，地方立法机关在宪法授予的权限范围内享受完全的税收管辖权和独立的税收立法权，①那么，地方税收优惠权的主体也只能是地方立法机关。

只不过这种模式与中国单一制的政体，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以及加强中央宏观调控的现状有所冲突，即使是科学合理的，也只能作为一个远景发展目标。

近期的改革方向不妨更多地采纳日本、韩国的有关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相对保守的做法③，即虽然肯定分税制模式下的地方税收立法权，但这种权力必然由中央以《地方税法》等形式施加严格的限制，甚至可以考虑由中央立法机关对地方税的基本种类、课税要素直接立法，地方可以选择开征或不开征，并且课税要素在中央所规定的幅度范围内加以确定，就如目前的屠宰税、筵席税一样，以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

倘若如此，区域性税收优惠权绝大部分仍然是中央立法机关控制的，地方立法机关可以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的情况在规定的范围内区别对待，以体现税收倾斜的政策意图。

虽然我们也承认地方政府对地方税收拥有支配权，但是如果它们直接进行税收减免或采纳其它税收优惠方式，这仍然是有违税收法定原则的。

因此，我们主张限制甚至取消当前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权利，以维护税法的尊严。

为了照顾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在国家税收管理体制未进行改革之前，不妨考虑着力完善先征后退制度，尽量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退税期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地方财政支持。

3.建立税收支出预算管理制度，提高税收优惠的效率。

“尽管税收支出所指无非是国家给予特定经济活动或特定纳税人的税收优惠，但从税收优惠到税收支出，并非是无谓的词汇变换，而是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它意味着税收不仅仅被作为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存在着，税收还可以作为政府的一项支出计划，作为政府直接支出、信贷援助或其它政策工具的替代方案而存也”②的确，政府放弃本可以取得的税收，减少特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同政府首先依法征税，然后再通过财政支出将一部分税收收入返还给那些最需要援助的纳税人，并无本质的区别。

所以，不加预算控制的税收支出不仅对税基造成侵蚀，而且给预算法带来缺漏，对社会政策也带来了压力，因此将税收优惠列入政府财政援助支出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