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模板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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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的发展来看,中国政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其一,它使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有效阻止了危机的蔓延;
其二,在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下,中国经济成功地克服了通货紧缩的冲击,国民经济保持了稳定、持续、快速发展;
其三,人民币的稳定,对亚洲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亚洲地区经济的恢复,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其四,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大大提高。
另外,并非不重要的是,中国在世纪之交的这次大规模汇率政策的”演练”也产生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产品,它提醒中国的研究者:
那些一向令人敬畏的汇率理论,特别是它们所预言的看似逻辑严密的各种结果,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并非是不可怀疑的。
以来,人民币汇率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不过,这一次我们面正确是与几年前相反的压力。
日本等少数国家就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散布”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
这种论调进一步升格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
以美国为首的其它发达国家的态度起初略有差别:
她们并不直接责难人民币的汇率水平,而是诟病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
人民币汇率如果继续钉住美元,可能会破坏中国国内货币体系的功能,并在中国引发通货膨胀。
到了前后,上述分散的压力逐步演变成为发达国家的国际合唱:
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的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不约而同地祭起”祸水东引”的老法宝,或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或径直要求人民币升值。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面对此起彼伏的国际压力和国内外媒体不厌其烦的炒作,中国政府做出了明确且理性的回应。
10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演讲中,首次系统表述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本态度。
她指出:
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
在这一制度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要求。
同时,在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中国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自那以后,在不同的场合,中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负责人都重复阐述了相同的观点,并逐步厘清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条件和步调。
例如,12月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出席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就明确指出:
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我们的既定方针,可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经济体系完善,金融体系健全;
二是要有科学的方案,以保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三是要考虑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中国要对周边国家负责,要对世界负责。
6月26日,针对美国国会和财政部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在6个月内升值的说法,温家宝总理在天津召开的亚欧财长会上再次做出明确回应。
除了重申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内政,并强调这项改革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之外,她进一步指出了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整体策略。
”主动性,就是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
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考虑金融体系状况和金融监管水平,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和对外贸易等因素,还要考虑对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
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
渐进性,就是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不但要考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考虑长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
”应当说,至此,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其目标、条件、方式和步骤,中国政府已经给出了相当明确的答复。
可是应当清醒地看到:
尽管国际社会的喧嚣和国内朝野的争论因中国政府毫不含糊的表态而暂告平息,加诸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
对于一个正在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如何在短期内应对升值的压力,在中长期内选择一个长治久安的汇率制度,依然需要我们认真给出回答。
在这中间,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必要性问题、调整汇率水平和改变汇率机制的优先次序问题、在一个不短的时期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问题、以及建立与弹性汇率制度相适应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和技术条件问题等等,都还需要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人民币汇率是否需要调整
尽管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近几年总是成为国内媒体的头条新闻,但仔细考量下来,国内经济学界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观点,事实上并不存在重大的分歧。
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
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当调整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除了有人发表过近乎调侃的不同意见之外,国内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倒是来自那些素来为我们仰慕的国外大牌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坚决反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任何调整的经济学家。
这位被世人称为”欧元之父”的经济学家近几年对中国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访问,而且每次都直言不讳地声称人民币汇率不应当调整。
例如,在今年5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高峰会”上,她就归纳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产生的18项恶果,主要包括:
延缓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程;
导致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恶化就业形势;
恶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
导致通货紧缩压力;
造成货币政策不稳定;
导致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
削弱人民币在东亚的影响力;
加重中国邻国的债务负担,并进而影响周边经济稳定;
让大量市场投机者获利并加重投机;
破坏中国对WTO的承诺,影响WTO的信誉,等等。
同样为国内学者耳熟能详的另一位著名金融大师麦金农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不过,她不象蒙代尔教授那样简单地以归纳为能事,而是构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框架,并在用之分析东亚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的过程中阐述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看法。
麦金农分析框架的基石是”浮动恐惧”、”原罪”和”高储蓄两难”等三个概念。
作为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资深国际专家,麦金农敏锐地注意到:
尽管东亚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公开宣称放弃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但几年来的汇率实践显示:
这些国家事实上实行的是对美元保持高度稳定的”软钉住”汇率制度。
因此如此,是因为这些国家普遍存在”浮动恐惧”症。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对于东亚的债务国来说,产生浮动恐惧症的根源能够用”原罪”来概括:
这些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普遍借入了大量美元负债,而美元负债的积累将使一国资产负债表的贷方风险增加。
因此,本币的贬值将加重负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负担,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冲击,进而加剧一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
东亚大多数国家的经常项目已经转为盈余,而且因而成了资本输出国。
在资本输出不能用本币来承载的条件下,东亚国家又陷入了”高储蓄两难”的困境。
由于其国际资产的绝大部分只能用美元定值,东亚各国资产负债表中的借方风险将随美元资产的积累而增加。
因此,本币的升值将减少一国的资产价值,从而同样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冲击,进而加剧一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不言而喻,”高储蓄两难”与”原罪”是互为映射的。
关键问题在于:
由所有东亚国家单边选择钉住或”软”钉住美元安排而合成的宏观经济结果,是扩大了”美元锚”的有效区域。
在20世纪90年代和更早的时期,东亚经济体是为了抵御通货膨胀的威胁而需要美元锚的(日本的情况是个例外,它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已长达);
在新世纪,这些国家则是为了抵御通货紧缩的威胁而需要美元锚。
对于东亚各国来说,这种美元锚至关重要,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保持钉住美元有助于其国内价格稳定;
对于整个东亚地区来说,选择钉住美元该政策还能帮助与其有紧密贸易联系的邻国来稳定它们的国内价格。
因此,在麦金农看来,东亚国家选择对美元保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在该地区内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麦金农于是总结道:
东亚各国群体性钉住美元的制度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一种公共产品。
在这个地区中,只要各经济体在本币升值的压力下保持坚定立场,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便可得到维持。
相反,如果地区内主要国家失去控制并允许其本币升值,其它东亚国家的美元资产私人持有者将因此变得更为恐慌,这将导致东亚货币陷入传染性货币升值危机。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农对中国维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坚定态度褒奖有加,并合乎逻辑地继续支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毫无疑问,作为经济学家,蒙代尔和麦金农等人的分析基本属于纯经济学的范畴——而汇率问题却从来就不是,或许主要就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
这决定了她们的观点不宜直接成为我们的汇率政策。
可是,在权衡了各方面因素之后做出了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决定之后,我们显然应当认真研究这些经济学大师们的缜密分析及其政策结论的精髓。
在我们看来,中国或许需要尽快改变”钉住”美元的现行汇率制度,可是,在改革的长过程中始终保持汇率水平的稳定性,防止汇率的波动对国内经济运行和周边经济体产生不利冲击,肯定应当成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基石——这正是两位大师力主中国人民币汇率不调整的合理内核所在。
三、变动汇率水平和改变汇率形成机制:
优先次序的选择
既然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已经成为我们的既定目标,马上需要回答的一个颇具实践性的问题就是: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起点,究竟始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继之以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
还是始于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而将汇率水平的变动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我们看到,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国内关于汇率争论的主要差异。
很多研究者主张:
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当首先调整业已低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
基于这一认识,一些学者从均衡汇率的角度尝试建立判别合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可操作性标准。
从方法上看,这类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有购买力平价(包括利率平价)、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三种。
基于上述思路的多数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已长期低于均衡汇率水平,因而人民币应当升值。
然而,尽管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在形式上较为规范,但其方法论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对均衡汇率的研究必须基于某种汇率理论之上,而名目繁多的汇率理论会使各自计算出来的均衡汇率水平产生巨大的差异;
其次,在建模过程中,举凡指标的遴选、权重的设定和参数的选择都有很多主观成分,对上述因素的取舍不同,也将极大地影响计算的结论;
其三,在汇率形成机制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经过计算机计算出某种”均衡”水平并据以指导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其本身在实践中毫无可行性。
且不论基于不同模型之上的计算结果的差异之大,根本就令人无所适从,直接变动人民币的平价本身,就依然属于从一种管制汇率转变为另外一种管制汇率的行政机制,这与我们建立弹性汇率机制的目标是相悖的。
我们看到,经过两年以来的讨论,对于直接变动汇率水平这种方略的缺陷,国内朝野已经获得广泛的共识。
两个月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就曾以其一贯率直的风格指出:
”在理论上,谁也不能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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