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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
“liudanqing_yuxu.doc”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刘丹青,原载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创刊2期,2001年
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
刘丹青
[Abstract英文提要]
Thispapercompareswordorderpatternsoftopic,subject,objectandtheverbamongChinesedialects.ThroughabriefhistoricalsurveyofordertypessincearchaicChinese,itclaimsthatChinesehasbeenlargelyanSVOlanguagebuthasneverbeenatypicalSVOlanguage.InWudialects,topicalizedpatientsaremorecommonandareofmoresyntacticnaturethaninMandarin,andtopicalizedpatientspreferthesubtopicpositionratherthanthemaintopicposition.Thereforeanewverb-finalpatternisdevelopingthroughthegrammaticalizationofsubtopicswithpatientroleinthesedialects,thoughitisnotarealSOVtypeyet.ThesameistrueforMindialects,butnotforothersoutherndialectssuchasHakka,GanandHui.AninterestingconsequencearisingfrominteractionbetweensubtopicprominenceandtheSVOtypeisthefrequentuseofsplittopicstructure,whichdividesapatientargumentintotwoparts,oneservingassubtopicandtheotherasobject.Bycontrast,CantoneseexhibitsthestrongestSVOtypeinvariousrespects.ThusthepaperproposesatypologicalmodelamongChinesedialects.Thatis“Cantonese(strongSVO):
Mandarin/Hakka/Gan/Hui(moderateSVO):
Wu/Min(weakSVO)”,sharplydifferentfrompreviousmodelslikeHashimoto’s“Mandarin:
Wu/Cantonese:
Min”.RealSOVorderappearsinsomenorthwesterndialectsduetotheinfluencefromSOVlanguageslikeTibetan,aswellasadevelopingcasesystem,whichisacrucialconditionforbeingarealSOVlanguage.
[作者简介]刘丹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语言研究所所长。
0.引言
本文讨论的语序类型限于小句基本结构,即话题、主语、宾语、动词等成分的语序问题。
这个问题不光涉及汉语事实问题,而且涉及怎么分析有关事实的问题,比如是前置宾语还是小主语等等。
这些理论问题不解决,有了事实也难以得出结论。
所以本文试图以语序共性和类型的研究成果为背景,结合语序理论、话题理论和语法化理论,以汉语从古到今和若干方言的语言事实比较为基础,为汉语方言语序类型的比较构建一个新框架,而不是照搬单纯在普通话研究中形成的现有框架。
现有框架虽然孕育了大量描写性成果,加深了人们对普通话语法事实的认识,但也存在天然的缺憾。
它对内包容性不够,有时难以合理地分析汉语史上和各方言中的语言事实;对外可比性不足,难以同国际语言学交流,也不利于展开汉语和其他语言(包括亲邻语言)的比较研究。
在建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几大方言的语序类型作一个初步比较,并根据新的事实和新的分析,对桥本(1985)关于汉语语序类型的地理推移模型提出重大修正。
1.汉语小句结构的基本语序类型
1.1汉语语序类型的历史背景
从文献记载以来汉语小句结构一直以SVO为基本语序[1],与壮侗语一致;名词短语的各种定语则一律在中心语前,与藏缅语一致。
由于汉语跟藏缅语的亲属关系最确定,而后者除克伦语外基本上都属SOV型。
所以汉藏语言学家们倾向于推断汉语和藏缅语的共同祖语是SOV语,汉语的SVO是后起的,LaPolla(1994)并认为可能是上古汉语焦点位置的改变促成了宾语位置的后移。
壮侗语祖先是否也是促成汉语SVO语序的因素,目前暂难决定,因为其“名词+定语”语序虽与VO式和谐,对汉语主流却几无影响。
先秦汉语在以SVO为主导的同时存在两种有明确句法条件的SOV句式。
一是疑问代词宾语在动词前,如《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
”,“谁”前置而名词宾语“天”后置。
二是否定句的代词宾语前置于动词,如《诗经·硕鼠》“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肯定句“汝”后置而否定句“我”前置。
再看《论语·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虽然否定句代词宾语“己”前置,但名词宾语“人”仍后置。
此例还说明这种规则在嵌入句中同样有效,因为后面两个小句都是“不患”的宾语从句。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这些句式可能是原SOV类型的遗留。
根据Greenberg(1966)的共性25,“假如代词性宾语后置于动词,那么名词性宾语也同样如此。
”该单向蕴涵的共性意味着假如代词宾语前置,名词宾语不一定前置。
换言之,代词宾语比名词宾语更倾向前置于动词,名词宾语比代词宾语更倾向于后置于动词。
Hawkins(1983)的重成分后置原则、Dik(1997)的语序优先序列,都确认代词比名词更容易靠前。
可见古汉语部分代词宾语在动词前、而名词宾语在动词后是符合语言共性的。
比较历史上拉丁语的SOV变成法语的SVO,但代词宾语仍是OV(感谢R.LaPolla博士提供这一事实)。
假如汉语祖先真是由SOV变SVO,那么也经历了类似法语的阶段。
秦汉以降,上述两条宾语前置规则逐步消亡,汉语的SVO模型不考虑话题和间接格受事的话显得更加一致稳定。
1.2“把”字间接格句式与汉语语序类型
在完成SVO整合不久的中古时期,汉语出现了用动词虚化来的“将、把”等前置词将受事论元放在动词前的句式(为方便,暂称处置式)。
海外学者常常把处置式当作汉语中的SOV句式(如Li&Thompson1973,桥本1985,Sun&Givón1985)。
其实从句法上可以方便地证明处置式不代表OV语序。
首先,把”字句中的非双及物动词后面仍可有宾语出现,“把”的宾语和动词的宾语有整体-部分之类关系(参阅吕叔湘1965),如“他把橘子剥了皮”、“小张把酒喝了一大半”。
可见“把”字并没有取消动词后宾语的句法位置,“把”字的宾语不是动词的宾语。
其次,几乎无人否认“把”字属于介词。
既然是介词,它就是间接格(oblique)的标记,而不再是直接宾语的标记。
“提宾”说和“把”的介词性是不相容的。
在一定条件下将直接题元改用间接格表示是语言的常见现象。
VanValin&LaPolla(1997:
124)举过英语的此类例子,如tosewthedress‘缝衣服’>tosewatthedress。
后式中at的宾语便不再是动词的宾语,正像“把”字的宾语也不再是动词的宾语。
再次,比较“把”字句和“被”字句,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把”使宾语降格(degrade)为间接格状语,属受事题元的状语化,而“被”使主语降格为间接格状语,是施事题元的状语化。
假如“把”字句属SOV,那么“被”字句就属OSV了,事实上没人这么分析。
可见,认为“把”字句属SOV至为不妥。
最后,SOV多见于后置词语言(Greenberg1966共性4:
以SOV语序为常的语言以远大于偶然性的频率属后置介词语言),而且SOV语言一般都使用名词后缀充当格标记包括宾语标记(见Lehmann1978:
214),如日语宾格标记o,拉萨藏语宾格标记la31等。
“把”是前置词,即使像Li&Thopmson(1978:
231)那样算它有标记直接宾语的作用,它也只能算前缀。
SOV语言用前缀当宾格标记缺乏类型学依据。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把”字句无法归入SOV类型。
然而,“把”字的存在也并非对汉语小句结构的语序类型毫无影响。
据孙朝奋等(Sun&Givón1985)的统计,“把”字句的频率倒并没有通常设想的高,因为连“把”字句在内的所有所谓OV句也只占普通话及物句的10%以下。
重要的是,现代汉语出现了动词后宾语与其他许多成分不相容的情况。
吕叔湘(1948)已注意到不少“把”字宾语无法回到宾语位置,其中有些是因为后面有非宾语性的成分,于是,动词前的间接格位置就用来接纳被动词后其他成分“挤走”的符合宾语条件的题元,如:
(1)a.你把茶杯搁在桌子上。
~b.*你搁茶杯在桌子上。
(2)a.小张把一些文件放进抽屉。
~b.*小张放一些文件进抽屉。
(3)a.他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b.*他演角色得活灵活现。
c.*他演得角色活灵活现。
在典型的SVO语言中,宾语是挤不走的,所以有处置式的汉语至少不是典型的SVO语言。
1.3句法化话题与汉语语序类型
另一个使汉语小句类型复杂化的因素是话题。
李讷等(Li&Thompson1973)和戴浩一(Tai1973)曾称现代汉语SOV占优势,除了处置式外,那些在动词前作话题的受事成分也被看成了宾语。
徐、刘(1998)的研究说明汉语(包括普通话和上海话等方言)有一个句法上的话题位置T,这个位置并没有真正移走动词后的宾语位置,所以可以有TSVO(苹果我吃了两个)或STVO(我苹果吃了两个)。
假如因为汉语存在STV的句子(我苹果吃了),T正好又是受事,就认为这些句子是SOV,那么普通话里比STV更常见的TSV(苹果我吃了)就应该是OSV了,可见这种论证是成问题的。
赵元任、朱德熙以来中国大陆盛行的分析法是把动词前的受事都看作主语,加上许多状语性成分也被看作主语,一个句子可以有层次递降的许多个主语。
这代表了结构主义时代的做法。
虽然最早由赵元任先生在海外提出,但目前在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的海外已几乎无人再采用这种分析。
这种分析的缺点之一,是主语概念空洞化,主语失去任何语义基础和信息基础。
其次,这种所谓主语的概念只是粗略地描述了有关成分的线性位置(动词前的某处),而无助于分析有关句型的生成机制、组合规则。
即使分别叫大主语小主语,仍然没用,因为“我酒不喝了”,“我”是大主语,“酒”是小主语,“酒我不喝了”,“酒”是大主语,“我”是小主语。
这种大主语、小主语的名称除了一个线性位置的标签外,并不能提示其有何句法性质、语义基础和语用规律。
最后,这种名称无法把汉语句子和其他语言的句子作比较,因为这种主语的概念成为普遍句法理论中特设(adhoc)的概念,缺少和其他语言对比研究的共同基础。
没有一种语言不可以放在人类语言的共同框架中进行对比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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