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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
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
1
我五岁那年学会了阅读,当时我住在玻利维亚的科恰邦巴市,在拉萨耶学校胡斯蒂阿诺修士的课堂上学会了读书识字。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直到今天,将近七十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初次领略阅读的魔法时,感觉有多么神奇。
书中的文字化作奇异的图像,丰富了我的生活:
它打破时空的藩篱,让我与尼摩船长在海底一起走过两万海里的航程;我跟达尔达尼昂、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并肩作战,在阴险的黎塞留掌权时期,粉碎了危及皇后的种种阴谋;我也曾化身冉阿让,背着昏迷不醒的马吕斯,在巴黎的下水道中蹒跚而行。
阅读变梦幻为生活,变生活为梦幻,把文学的宇宙带到当年那个小男孩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母亲说,我最早写下的东西就是为我读到的故事续写结尾,因为我总因为故事结束而悲伤,也有的时候,我不喜欢故事的结局,于是动笔改写。
这也许是我一生都在做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意识到:
随着我长大、成年、衰老,我一直都在不断续写那些曾让我的童年充满欢乐和冒险的故事,让它们在时光中不断延伸。
我希望我母亲今天能在这里,她是一位会因为内尔沃和聂鲁达的诗句潸然泪下的女人;我也希望我的外祖父佩德罗能在这里,他有一副大鼻子和亮光光的秃脑袋,对我写的诗总是赞不绝口;还有卢乔舅舅,他曾热切地激励我全身心地投身写作,尽管在当时,在那样一个国家,文学给她的献身者的回报是那么菲薄。
我一生中总有这样的人站在身边,他们爱我,鼓励我,感染我,在我心头充满疑虑时给予我信心。
是他们,当然还有我的固执和一些运气,让我能够把大部分时间献给写作我的激情、嗜好和奇迹。
写作创造出与现实平行的生活:
它在噩运面前庇护我们;它把出奇的变为自然的,把自然的变为非凡的;它驱散混沌,让丑的变美,让瞬间成为永恒,让死亡成为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一幕奇观。
写故事并非易事。
当我提笔把脑海中的想法付诸文字,构思便在纸上枯萎,线索和画面无力向前。
我怎样才能让它们重新焕发生命?
幸运的是,我可以向大师们学习,追随他们的榜样。
福楼拜告诉我,天才来自坚韧的自律和长久的耐心。
福克纳让我懂得,形式文笔和结构既能让你的主题熠熠生辉,也能让它干瘪贫瘠。
马托莱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和托马斯曼教给我,小说的规模和雄心跟手法和布局一样重要。
萨特更是以他的名言“语言就是行动”告诉我,当小说、戏剧或文章致力于探讨当下问题并提出更好的选择时,它们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
加缪和奥威尔让我明白,剥除了道德维度的文学是非人的文学。
马尔罗让我看到,英雄精神和史诗不仅存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年代,也存在于今天。
有些作家给了我一些启发,有些作家让我获益良多,如果我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那无以计数的重重身影将把我们带入浓重的黑暗。
他们不仅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密技巧,还引领我探索人性的无底深渊,让我既对人性中深藏的英雄的种子肃然起敬,又在人性的野蛮与凶残面前恐惧战栗。
他们是我最感激不尽的朋友,是他们唤醒了我的天职,他们的书让我发现,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希望,哪怕仅仅为了阅读、为了幻想故事,我们也应该努力活下去。
我以前时常会有疑问,在我的国家,写作是否是一件过于沉溺于自我的奢侈行为?
以前在我的国家,穷人和文盲很多,社会充斥着不公正的现象,极少有人阅读,文化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但这样的疑问从未扼杀我感觉到的召唤,我始终坚持写作,即便在我最困顿的时期,为了谋生而从事的工作吞噬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也从没停过笔。
我相信我做得对,因为,如果只有在实现了自由、繁荣、公正和高度文明的社会里文学才能蓬勃发展,那么文学就永远也不会出现。
而事实却是,恰恰因为文学,因为她所塑造的意识,因为她所激起的愿望和渴望,因为我们从美丽幻想中归来后,在冰冷现实面前的觉醒,今天的人类文明,才不像文明的发端时期当第一个讲故事的人开始用寓言为生活赋予人性时那么残酷。
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好书,我们的处境会更糟,我们会更加顺服、屈从、安于现状,而作为进步引擎的批判精神根本不会存在。
阅读像写作一样,是对生活中的缺陷发出抗议。
当我们在虚构中寻找生活中缺失的东西时,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不需要明确地说出来,甚至不需要清楚地意识这一点),生活没有满足我们对绝对价值这是人类处境的基础的渴望,生活应该更好。
我们编织虚构故事,是为了在几乎没有任何生活的时候,去经历种种我们想要过的生活。
没有虚构,我们就不会那么清晰地意识到自由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当生活被暴君、意识形态或宗教教条践踏时,我们就意识不到自己生活在怎样的地狱里。
文学不仅能让我们沉浸在美与欢乐的梦想中,还让我们对各种压迫保持警觉。
那些对此有所怀疑的人不妨问一问自己:
那些处心积虑地想把公民的行为从摇篮到坟墓牢牢控制起来的统治者,为什么总是对文学恐惧万分?
他们甚至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来压制文学,还密切监视独立作家的一举一动。
因为他们知道,任凭想象在书中自由徜徉是多么危险;他们知道,当读者把虚构呈现出来的自由使文学成为可能的自由和文学所描述的自由跟现实的愚民政策和恐怖政策放在一起比较时,虚构将发挥怎样的煽动力。
无论作家是否愿意,是否自觉,当他们编织故事时,他们总会让不满蔓延,总会向人们揭示:
世界被弄得一团糟,幻想的生活比我们日常的例行生活更丰富。
事实上,这样的看法一旦在民众的感受和意识中扎根,民众就变得难以操纵,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接受刑讯官和监狱长的谎言,不再轻易相信牢狱中的生活更好、更安全。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让我们一起享受、痛苦、惊讶,跨越语言、信仰、习惯、习俗和偏见的障碍,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当大白鲸让亚哈船长葬身大海,在东京、利马、廷巴克图的读者都会扣紧心弦,与船长并肩战斗。
当爱玛包法利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妮娜纵身跳向列车,于连索黑尔攀上绞刑架,当《南方》中的那位城市医生胡安达尔曼走出潘帕草原上的小酒馆,面对流氓的匕首,或者当我们意识到佩德罗巴拉莫居住的科马拉村的所有居民都是亡灵时,每个人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你信仰佛祖、孔子、基督、真主,还是不可知论者,无论你穿夹克、打领带,还是穿斗篷、和服、灯笼裤。
文学在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创造出共同的纽带,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昧在人与人之间树起的藩篱在文学面前黯然销隐。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怖,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是狂热分子,是自杀式恐怖分子,他们是一个古老的种群,相信可以通过屠杀赢得天堂,相信无辜者的血可以洗去集体的耻辱,可以匡扶正义,为虚假的信仰赋予真理。
每天,全世界都有无数受害者成为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的牺牲品。
集权帝国崩溃后,我们曾相信,共存、和平、多元价值体系和人权将日益巩固,大屠杀、种族灭绝、侵略和毁灭性战争将成为历史。
然而,事情并未如我们所愿。
在宗教狂热的刺激下,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野蛮以新的形式再度猖獗,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
任何一小股自诩救世主的疯狂势力都有可能制造一场核灾难。
我们必须面对他们、阻止他们、击败他们。
这些人为数不多,但他们的罪行发出的喧响回荡在整个星球,他们制造的恶梦以其恐怖压迫着我们。
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受到这样的人的胁迫,不能容许他们把我们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获得的自由夺走。
我们必须捍卫自由民主制度。
这种制度尽管有其局限,但它始终都意味着政治多元化,意味着共存、宽容、人权、法制、尊重批评、自由选举以及政权和平更替,总之,它意味着任何让我们脱离野蛮、向文学虚构出来的完美生活靠拢的东西尽管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得那种完美的生活,那种生活我们只配在创造、写作和阅读中拥有。
我们必须去面对那些凶残的狂热分子,以此来捍卫我们梦想的权利和实现梦想的权利。
我年轻时像我这一代的很多作家一样,是一位Marxist。
当时,剥削和社会不公在我的国家、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愈演愈烈,我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药方。
然而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最终让我幻灭,让我向着民主和自由的立场转变这是我如今仍然努力坚持的立场。
我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转变过程。
我亲眼目睹自己热情支持的古巴革命最终变为苏联模式,成为专制的垂直权力系统;我听到了逃出古拉格铁丝网的异见分子的证词;我看到了华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这一系列历史事件逐步促成了我的转变。
我的转变也仰赖一些重要的思想家:
雷蒙德阿隆、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通过他们,我重新认识了民主文化和开放社会的价值。
当西方知识分子要么出于轻率、要么出于机会主义而臣服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咒语,甚至拜服于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的血腥巫术时,这些思想大师表现出清醒的头脑和非凡的勇气,成为我们的典范。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巴黎,因为法国文学在我眼中绚烂无比。
我相信,住在巴黎,呼吸着巴尔扎克、司汤达、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呼吸的空气有助于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作家;而如果不离开秘鲁,我就会永远是一个只在节假日写作的业余作家。
事实上,法国和法国文化的教导让我终生受益。
比如,她让我懂得,文学既是一种训练、一份工作、一种坚持不懈的态度,也是一种召唤。
我居住的法国,是萨特和加缪还活着,还在写作的法国,那也是尤涅斯库、贝克特、巴岱伊、齐奥朗的时代,人们发现了布莱希特的戏剧和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约翰维拉尔的国民剧院和让路易斯巴劳特的音乐厅,新浪潮和新小说,安德烈马尔罗的演讲和他那优美的文学篇章,那里还有当时全欧洲最富戏剧色彩的壮观景象戴高乐将军的记者招待会和他那奥林匹亚山神般的雷霆威严。
但我最应该感谢法国的,是她让我认识了拉丁美洲。
到了法国我才发现,秘鲁是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将这个共同体维系在一起的是历史、地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定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所说所写的那种美妙的语言。
就在当时,这个共同体正在产生一种新的震撼人心的文学。
我在法国读到了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卡布列拉因方特、鲁尔福、奥内蒂、卡彭铁尔、爱德华兹、多诺索以及很多其他作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语叙事文学的革命性变化,正因为他们,欧洲和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人才认识到,拉丁美洲并非只有此起彼伏的政变、暴君的闹剧、满脸络腮胡子的游击队员、砂槌伴奏下的曼波和恰恰舞,拉丁美洲也是孕育思想、艺术形式和文学幻想的土地,这些文学幻想超越了风景如画的拉丁美洲,说着任何人都听得懂的语言。
从那个时代到今天,拉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尽管她也曾遇到过挫折,滞步不前,正像塞萨尔巴列霍在一首诗中所说,“现在,兄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今天,拉美的独裁者比以前大为减少,只剩下古巴和它承认的追随者委内瑞拉,还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这类滑稽的伪民粹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权。
而在这片大陆的其他地区,民主政体在正常运转,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
在巴西、智利、乌拉圭、秘鲁、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几乎所有中美洲国家,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左翼和右翼,它们代表着法制,代表着自由的批评、选举和政权更迭。
这是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坚持这条道路,不断跟暗地滋生的腐败做斗争,继续与世界相融合,拉美就不再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大陆,而是把希望变成现实的大陆。
我在欧洲从未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其实,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在我住过的所有地方,无论是巴黎、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柏林,还是华盛顿、纽约、巴西,或者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我都觉得像是在自己的家乡。
我总能找到一个“窝”,让自己在其中安静地生活、工作、学习、孕育梦想,我还可以找到朋友、好书和写作题材。
我不经意地让自己变成了一位世界公民,但这似乎并没有削弱我的“根”:
我与我的祖国的联系。
我的世界公民身份应该没有对它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有,我在秘鲁的经历就不会继续哺育我身上的作家的生命,它们就不会一再出现在我的故事中即便我的有些故事显得与秘鲁相去甚远。
我相信,长时间远离我的出生地反而加强了我与她的联系,让我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观察视角,也为我带来了怀旧的情感,而怀旧能让我把修饰与实质分开,并一次次唤起我对往昔的回忆。
对自己出生的祖国的爱不可能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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