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图书馆发现宋本《四书章句集注》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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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馆有关人员说,他们馆的古籍收藏,与汪伪时期的郝鹏、郝鹏举。
张伯英等人有关。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策动F汪精卫于南京成立伪政权。
1942年1月,日本将其在1938年占领的徐州等地交给汪伪政权管辖,同年1月15日,汪伪政权设立苏淮特别区行政公署,派老牌汉奸郝鹏为特别行政区长官。
为粉饰太平,郝鹏曾委托张伯英在北京琉璃厂为徐州购买一些古藉,用以充实1932年即已存在的徐州民众图书馆。
1944年1月3日,汪伪政府又改原苏淮特别行政区为淮海省,派朝秦暮楚的大汉奸郝鹏举为省长,并决定徐州为该省省会。
这位“多此一举”的郝鹏举也要用一点文化继续粉饰太平,所以购书一事还能续做。
当时徐海地区流行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此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是“遗臭万年”。
极具挖苦讽刺意味,不啻是当时的政治笑话。
郝鹏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是老牌汉奸,就任苏淮特别行政区长官的同时,还兼任苏淮特别行政区保安司令,其时已经60多岁,年老体弱,办事不力,所以到1944年成立淮海省时,就以郝鹏举替代了他。
郝鹏举,原名勉,字腾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牛于今河南省灵宝县郝家巷。
1922年,也就是他19岁那年。
毕业干省立第四师范,于是胸怀一展宏图之志,改名“鹏举”,开始了他诡异的军政生涯。
初在冯玉祥军中当二等兵,1925年被选送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炮兵,1927年回国,因能巧言令色,见风使舵,升迁很快。
开始在蒋、冯、阎之间周旋,后又脚踩国、共、汪三只船,妄图从中渔利。
令人不可容忍的是,他既倒向共产党答应率军起义,叉出卖我军派去的联络人员,造成重要人员牺牲,后被处决。
他的一生是可耻的,生。
是卖国求荣、遭到人民唾弃的一生。
张伯英(1871~1949年),原名启让,字匀圃,号云龙山人、东涯老人,徐州三堡榆庄人。
先是在家乡读私塾,受业于徐葵南先生。
17岁入徐州云龙书院,为冯煦高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在徐州开馆课徒。
1924年段祺瑞当北洋政府执政,张伯英做了他的副秘书长。
“三一八”惨案后,退居林下,从事公益和教育事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以卖字为生。
张伯英,能诗善文,谙于金石之学,精鉴赏。
长于书法,从颜体到魏碑,夺其神韵,自成一家。
乡情深切,留心国粹。
这样一个行家受托为家乡在京采购图书,自有挑选的眼光。
据说,当时北京琉璃厂有一家书铺子经营有年,存货不少,经张伯英中间斡旋,这家书铺子将全部存书让与徐州,于是才有徐州市图书馆今天的古籍收藏。
纵观徐州市图书馆进入国家和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诸书,说是上世纪40年代从北京琉璃厂购买,大体可信。
二、宋本《四书章句集注》的发现
据徐州市图书馆有关人员说,他们馆原有十几万册古籍。
新中国建立以后,曾请人加以整理。
所请之人花了不少心血,用了很长时间,造册登记古籍凡六万多册,正式上架典藏。
还有相当一部分,或认为缺头短尾,或认为书品不佳,或认为副本零帙,或认为版本平常,而被打入冷宫,作为没有用的图书等待处理。
上世纪80年代,老职工退休,新人接替,这位新人就是现在该馆管理古籍的朱志民。
开始他对古籍既生疏也没什么兴趣。
可是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保管与整理古籍。
那时代人的责任心较强,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只要是上级交办的事情,就要负起责任。
于是从不懂到钻研,从钻研到产生兴趣,从兴趣到立志进一步整理,并深入到那些被打入冷宫待处理的废书中。
这部宋本《四书章句集注》就是从这堆废书中发现的。
最初只发现第一册,封面陈旧,已看不出色调,但开卷则觉得气韵不俗,于是再到废书堆中去翻检,又陆续找到其余各册,终成完帙。
2008年第二批珍贵古籍申报时,该馆以宋版资格将该书申报到省,其时省里来不及派人前去复审,为慎重计,未向国家申报。
第三批未报此书,但省里曾派人前去鉴定,认为可能是宋刻本。
同意他们以宋本资格在第四批申报。
这就是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评审中所见到的这部宋刻《四书章句集注》。
为进一步证实此书的版本,国家占籍保护中心义派专人前往徐州,审定其是否为宋时所刊。
三,朱熹为《四书》作章句集注的缘起
朱熹长孙朱鉴编撰的《朱文公易说》卷18,记载有人问朱熹怎么看《周易》,朱熹答曰:
“未好看,《易》自难看。
”并说“《易》本因卜筮而设,推原阴阳消长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讲解失圣人意处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费多少时光~不如且先读《论语》等书。
某枉费多年工夫,近来于《诗》、《易》略得圣人之意。
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
同卷又载朱氏尝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势、《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以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
某才见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
”清人程川所编的《朱子五经语类》卷2也记载了类似的说法,并引证朱熹的话说“《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
朱熹还在自己的《晦庵集》卷82《书临漳所刻四子后》中说:
“自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旨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
”可见朱熹之所以强调要先读这四种书。
没有什么更深奥的意思,只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更符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治经道理。
上述朱熹的这些说法,反映出他有两个读经主张:
一是他认为《周易》的性质,乃卜筮之书,是用来“推原阴阳消长之理”和“吉凶悔吝之道”的高深著作,开始就读它,“未易”,“未好看”。
不如先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种书。
原因是“《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读论语孟子法》)。
表明他认为《论语》、《孟子》反映了《六经》的精神要旨,蓉真能读懂读通,则《六经》可不治而自明。
这显然是要为土子们指出一条读经的门径。
二是朱熹认为《大学》,乃孔氏之遗书,是“初学入德之门也”。
又说,“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人生八岁,则自乇公以卜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及其十有五年,则白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于公卿大夫元上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人大学,而教之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见朱熹《四书章句,大学章句序说剔。
又说“《大学》是圣,」最初用功之处,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功之处。
试考其说,就日用间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别,见得世间一切利欲好乐皆不足以动心,便是小小见效处也”(朱熹《晦庵集》卷58《答宋深之》)。
足见朱熹之所以要为《大学》作章句,完全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初学入德之门”,以及循序渐进的读经方法。
朱熹又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说》)。
所以他说《易》“不是教人底书”。
而《大学》才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才是“孔门传授心法”的捷径。
这恐怕是朱熹以毕
生精力关注《四书》的主要原因。
这是教育家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
朱熹为《论语》、《孟子》作集注,为《大学》,《中庸》作章句,并不是完成征同一个时间段。
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完成了对《论语》、《孟子》的集注;
12年后,也就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才又完成对《大学》、《中庸》的章句任务。
其后还觉着意有未尽,所以又续作《四书或问》。
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序》云:
“子朱子深求圣意,贯综百氏,作为《集注》,竭平生之力,始集大成,诚万世之绝学也。
”正因为他对《四书》下了真工夫,并借对《四书》章句或集注,为世人指出了读经的门径,阐述「他的理学思想,所以当他的《四书章句集注》问世以后,朝野都极其关注。
其间除被诬为“伪学”一段时间以外,这部著述版刻迭出,莫可胜计。
吏载他在完成《大学》、《中庸》章句的第二年,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就到福建漳州去做官,其《Pq书章句集注》就征当地付梓了,这大概是这四种书开雕的第一个版本,只可惜这个版本久已失传,究竟是四种书同时付梓,还是只刻了其中某两种,今已无法言其状况。
不过从现存最早的宋版《四书章句集注》看,漳州本大概仍然应该是四种书各自单行的状态。
《四书章句集注》现存有明确刻年的版本(是宋嘉定十年(1217年)吴柔胜当塗郡斋刻嘉熙四年(1240年)淳祐八年(1248年)十二年(1252年)递修的《论语集注》10卷《序说》1卷,《孟子集注》14卷《序说》1卷;
淳裕十二年(1252年)金华马光祖当浚郡斋刻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各1卷。
这四种书今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大学章句》后镌有淳祐十二年(1252年)壬子金华马光祖的刻书跋,称:
“当塗旧有文公《语》、《孟》集注,注与本文皆大字,于老眼为宜,盖正肃吴公所刊,见谓善本。
”又称:
“光祖应竭来攸守,依仿规制,取《中庸》、《大学》章句并刊之,足成《四书》。
《语》、《孟》岁月浸久,间有漫灭,就加整治。
是书在天地间无穷达,老少皆不可一日废。
熟读玩味,则施之行事,共有不敬且畏战~淳祐壬子孟秋朔日,金华马光祖敬识。
”表明此部《四书章句集注》之刻是在两个不同时段里先后完成的。
第一个时段,是嘉定十年吴柔胜官太平州时,首先将《论语集注》10卷《序说》1卷、《孟子集注势14卷《序说》1卷刻于当塗郡斋。
第二个时段,是35年后的淳祈十二年(1252年),金华马光祖来守太平州时,又依仿当年吴柔胜刻《语》、《孟》集注时的版式规制,刻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
与此同时,马氏还取用吴刻《语》、《孟》集注旧版加以修补整治,与新刻《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挎同时印刷,足将四书归于一体,故其版式字体、印纸墨色浑然天成,若是不知道上述刻版修补经过,实难加以区分。
四,徐馆《四书章句集注》的版本
徐州市图书馆所发现的《四书章句集注》每半叶8行,行16字,注文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
版心上镌大小字数,下镌刊工姓名。
《中庸》一卷、《论语》1至2卷、《孟子》6李14卷为影宋抄配。
字体端庄,纸张细润。
墨色清纯,一派宋版书气象。
如F--些现象当是审定其为宋本的依据。
此书版心下端所镌刊上姓名,可辨认者有余同甫、詹過、何网。
詹泉、王生、系元等。
余同甫曾与刊《韦苏州集》10卷,每半叶10行,行20字,白口,左右双边。
宋讳缺笔至“廓”字,显系南宋晚期刻本。
又曾与刻世縹堂廖莹中校正《昌黎先生集》40卷斌外集》10卷《遗文》1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1卷,每半叶9行,行17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
又曾与刻世綵堂廖莹中校正《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2卷,行款版式与韩集同。
宋讳缺笔也是至“廓”字。
同样是南宋晚期刻本。
此本《四书章句集注》又出现余同甫其人,宋讳缺笔亦是至“廓”字止,表明亦是南宋晚期刻本。
“廓”是南宋宁宗赵扩的嫌名讳,凡避讳至此者,表明其书或刻在宁宗一朝,或刻在宁宗之后。
上述余同甫与刻之书,多讳此字,说明他从事刻书活动当在南宋宁宗或理宗朝之后,是南宋晚期杭州地区的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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