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结构反讽说质疑14页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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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从不同的心态和品格层面上描写八十年间四代士人,也内在地具备原、反、正、推的结构程序。
”他将四代儒林士人的描写分别对应于原、反、正、推的八股文格局,认为第1回写王冕是“原”;
第2回至第7回从反面人手写周进、范进等人与王冕形成反差是“反”;
第8回至第37回又回复过来,写杜少卿、庄绍光以及他们祭奠泰伯祠的活动是“正”;
第37回之后写陈木南、四客等人为延伸的部分是“推”。
因此,《儒林外史》的结构类似于八股文的结构,并且作者通过采取这种八股式结构来实现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反讽目的。
杨先生的这一观点是对《儒林外史》结构研究以来的一种新解,但是,笔者以为杨先生所套用的“原、反、正、推”的八股文结构理论,与这部小说的结构并不吻合,至于其认为吴敬梓将这种八股文结构理论应用于《儒林外史》,乃是刻意追求对八股文进行反讽的观点,也颇值得推敲。
一、刘熙载所论八股文“原、反、正、推”式结构的含义
欲问《儒林外史》反讽结构说能否成立,我们不得不首先考察小说结构是否符合八股文“原、反、正、推”的布局,而要考察这一点,又不得不辩明“原、反、正、推”在八股文结构中的确切含义,以及这四种功能所对应的四个部分。
“原、反、正、推”是清人刘熙载提炼总结出来的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八股文结构方式。
他在《艺概?
经义概》中讲道:
“昔人论布局,有原、反、正、推四法,原以引题端,反以作题势,正以还题位,推以阐题蕴。
”这句话既是讲作法,又是指结构布局,其中的“四法”正对应于八股文最为重要的四个部分的功能。
典型的八股文结构分为破题、承题、原题、起讲、人题、提比、出题、中比、过接、后比、束比,大结等若干个部分。
其中原题、入题、出题、过接都是起连接作用的,在八股文写作中或可省略,而起讲之后的内容其实就进入了八股的正文,包括后面的八比和大结,因此刘熙载所总结的“原、反、正、推”也可看成是破题、承题、起讲、八比这四个主要部分的功能,它们都针对题目而言,为题目服务。
而且“原、反、正、推”四者不可颠倒,一旦倒置,则整个布局的逻辑体系将不复存在。
“原以引题端”是指破题,即明题之意,扼题之旨。
刘熙载在此一条前面也说:
“破题是个小全篇”,其实就是将题目的意思点出,确立一个论述的中心。
“反以作题势”是指承题,刘熙载认为承题以从题目的反面立论为佳,可以为题意的生发蓄势。
董其昌论八股文写作有“反”字诀:
“文字从反……不日不如此不利,而日不如此必有害,其所以敲骨打髓。
”所述也即此意。
“正以还题位”则是指起讲部分,《制艺丛话》中引徐做弦语,说这部分是“盖以全篇之文,由此讲起而发其大凡也。
”八股文由此开始进入“入口气”切题的阶段,即所谓“还题位”,但仍然是简短虚写,以备后面正文深入详细地生发。
“推以阐题蕴”则是以八比正文部分对文题主旨进行全面论述。
从这里不难看出,“原、反、正”其实都可看作八股文的冒题部分,而“推”才是主体部分。
八股文“代圣贤立言”,并不是指简单地解释经典题目原句的意义,所谓“死于题下”,而是要求作者在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儒家经典思想体系的前提下,以宏阔的视野、丰富的论述推阐题意,毫无疑问,“推”的功能非八股文的主体部分“八比”莫属。
“原、反、正、推”四种功能所对应的八股文结构,不可能是指破题、承题、八比、大结四个部分。
首先,刘熙载在《经义概》中曾提到四个部分,其中没有大结,他说:
“破题、起讲,扼定主脑;
承题、八比,则所以分摅乎此也。
”不难理解:
破题、起讲均是从题目的正面发挥,是紧握题旨的简述部分,故而称之为“扼定主脑”,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破题的任务是“引题端”,起讲的任务是“还题位”;
而承题是破题所示题旨的延展部分,八比则是起讲“还题位”后大开大合阐述题旨的全文主体部分。
刘熙载认为承题从题意的反面立论,可将题旨的论说范围扩大,为后面八比的详细论说蓄势,故而谓之“分摅”,八比则根据起讲初步剖析的题旨顺流而下,条分缕析,故亦谓之“分摅”。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经义概》的诸多条目中,刘熙载所着重阐述的是破题作法,其次对承题、起讲、及八比正文也多作方法总结,而大结却几乎未曾提及。
此无他,大结不可能承担只能由八股文的主体部分八比承担的“推”的功能。
而且,从刘熙载的制艺文章中也可看出,八股文的大结部分其实并未受到重视。
《刘熙载文集》中有五篇制艺文章,分别为《子日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日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日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公孙丑问日夫子当路于齐(二章)》、《齐人有一妻一妾(一节)》。
在这五篇制艺中,其中四篇的大结仅用一句话结束,如“子大夫更思之,慎无以媚言可也”,“吁,彼固不识人间有羞耻事,其骄也不亦宜乎”,而《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一篇,束比结束即全篇完结,再未另拖大结部分。
因此,从刘熙载的八股文理论和制艺文章均可以看出,“推”这一功能所对应的部分并不是指大结,而是指八比正文。
其实,从明清八股文的演变来看,“原、反、正、推”不涉及大结也有其内在原因。
八股文程式形成之初,大结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6“试文格式“中说:
“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
”但由于有的考生在这一部分中语涉实事,言辞激烈,以及暗通关节等多种原因,大结部分则由最初的自由发挥,至万历间变为不可涉及本朝事,再至清代康熙时遂舍去不复再用。
虽然乾隆年间有人提出恢复大结的建议,但却遭到了反对。
梁章钜《制艺丛话》中记道:
“前明制义,每篇之后,多有大结。
本朝陆清献亦尝论大结之不可无,汉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题立论,随题可以缀入。
明之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后因文日加长,此调渐废,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悬之禁令。
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忽有复用大结之请。
大学士张廷玉等奏驳,以为若用大结,未见有益,而弊窦愈起,断不可行。
其议遂寝,至今遵守。
”但实际上早在康熙十六年就已经废除大结了,《钦定科场条例》记:
“康熙十六年议准,乡会应试诸生文字内,概不许作大结。
”因此,可以说八股文的大结在清代康熙十六年之前和之后,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其后,八股文仅用一二句结束全篇,或束股作完即全篇结束。
刘熙载为晚清时人,对大结的态度当不出此,故其所讲“原、反、正、推”对应破、承、起讲、八比,亦属情理之中。
二、《儒林外史》非八股文“原、反、正、推”式结构
既已明确了“原、反、正、推”所对应的八股文结构,那么《儒林外史》的结构是否与之吻合呢?
如果按杨义先生划分的《儒林外史》结构的四个部分对应八股文的破题、承题、八比、大结,以吻合刘熙载的“原、反、正、推”之说,如上所述,显然不能成立,故不必讨论。
如果按照杨义先生的理解,这四个部分吻合刘熙载的“原、反、正、推”之说,则它们只能分别对应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八比,也就是说,第1回写王冕,相当于八股文的破题;
第2回至第7回从反面入手写周进、范进等人,对应承题;
第8回至第37回写杜少卿、庄绍光以及他们祭奠泰伯祠的活动,相当于起讲;
第37回之后写陈木南、四客的延伸部分对应八比正文。
细加玩味,四组对应均难以成立。
小说之所以取题为“儒林外史”,其主旨在于揭示在八股取士制度下受到功名富贵腐蚀荼毒的儒林众生相,也就是杨义先生所说的“对已被科举功名的富贵势利浸泡过的士绅社会作百年鸟瞰”。
明了“儒林外史”的主旨,是讨论这部小说结构是否吻合八股文“原、反、正、推”之说的前提。
首先,看《儒林外史》第1回在全书中的作用是否类似于破题在八股文中的“原”的功能。
第l回的标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这未尝不是一种广义的破题,即文章或作品的开头。
作者不仅在本回开头议论说:
“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又在结尾让王冕批评“取士之法”: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并预见“一代文人有厄”。
这就是所谓的“敷陈大义”,“隐括全文”。
然而对照上述题旨,类似的议论或预见,恰恰不是“原以引题端”,而是起反衬的作用,即确立作者理想的文行出处的价值观,以揭示小说主体部分所刻画的儒林众生相的丑恶。
小说以形象取胜,更能表现《儒林外史》第1回反衬作用的是杨义先生所说的“在山明水秀之间的自由自在”的元末画家王冕的形象。
作品展示给我们的是有别于正史传纪记载的明清士绅的真实状况,第2回至第54回也即小说主体部分才是作者想要表现的现实中的儒林,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才是“外史”所包含的儒林群体,而王冕并不包括在这个现实的“儒林外史”中,他与第55回所描写的四客一样,是品行、道德高尚而又甘于平凡的贤人君子,是作者理想的形象化身,他们都游离于儒林之外,是作者不满儒林现实的一种想象和寄托。
总之,《儒林外史》第1回的书写,乃是确立一种人生追求的境界,用王冕这样一个“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的“中流砥柱”,以形那些“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之丑恶可笑。
所以,《儒林外史》第1回虽也可视为广义的破题,但其在全书中的反衬作用,与破题在八股文中承担的“原”的功能是不同的。
既然《儒林外史》第1回的作用就是反衬题旨,而非正面的“原以引题端”,“原、反、正、推”四者又不可颠倒,则杨义先生将作品的四部分对应八股文“原、反、正、推”的布局,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偏差。
其次,看《儒林外史》第2至第7回在全书中的作用是否类似于承题在八股文中的“反”的功能。
杨义先生认为此六回“写第一代的周进、范进以及与之有牵连的一班人,却从反面入笔,与原题部分形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焦点之内和之外的巨大反差。
”他只注意到此六回主旨相对于第1回是反,而忽视了刘熙载所言“反以作题势”乃是指承题所揭应当与总题主旨相反。
周进在试院头撞号板,不醒人事;
范进因中举而发疯等等荒唐行为,恰恰是开始从正面扣题讥讽沉醉于功名富贵不能自拔者。
再次,看《儒林外史》第8至第37回在全书中的作用是否类似于起讲在八股文中的“正”的功能。
杨先生说:
“从第8回第二代的蘧景玉和二娄公子出场,结构程序逐渐返回正位,但是由于二娄公子所遇非人,以及陆续出现马纯上、匡超人和牛浦郎的曲折,直到第30回杜慎卿在南京莫愁湖举办选美胜会,还处在返其正而居其偏的阶段。
第31回属于第三代的杜少卿出场,他结交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使结构程序回归到与原题部分相呼应的正中之正,而在庄严肃穆的泰伯祠祭典中达到顶点。
”刘熙载所谓“正以还题位”,是指八股文的起讲部分正面“人口气”代言,回归总题题旨,为后面八比部分的详细阐述作铺垫,而杨先生将此法套用到《儒林外史》中,则是指回归他所说的“原题部分”,也即第l回所蕴涵的主旨。
将整整30回文字内容在小说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等同于起讲在八股文中所占的非主体地位,已经不妥,而将这30回的“结构程序”视为从“逐渐返回正位”到“返其正而居其偏的阶段”,再到“回归到与原题部分相呼应的正中之正”,直至“达到顶点”,就更不符合事实了,因为这种梳理颠覆了人们对《儒林外史》主旨的一贯理解,也违背了杨先生自己对小说主旨的概括。
毫无疑问,这30回大书中,确实出现了庄绍光、虞育德等在功名利禄浸染的社会中相对洁身自好的人物,甚至塑造了杜少卿这一作者的理想人物,然而他们的存在根本无法阻止虚伪丑恶的士绅社会的继续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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