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中国最失败的水库三门峡水库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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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国家计委正式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
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来华。
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
苏联专家在查勘中肯定了三门峡坝址。
柯洛略夫说:
“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
■投入使用
不到一年,渭河流域淤积了大量泥沙,河床抬高,大片良田浸没,土地迅速盐碱化,危险直逼古都西安。
迫于无奈,只好降低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
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
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渠”。
世代生活在渭河平原的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宁夏缺水地区迁徙。
水库的诸多后遗症,至今也未能消除。
黄河在陕西省的潼关至河南省的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
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即三门。
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工程上马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
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
年底,《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
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
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
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
巨大的综合效益(与三十多年后的三峡大坝论证结论相同)。
■严重问题
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官员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
其实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前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虽然被全票通过,但同时也遭到了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的反对。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
理由是:
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
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
1960年,大坝基本竣工,并开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
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
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直至最近的郑州会议。
在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再次尖锐地提出:
“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2003年11月12日,三门峡水电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从有水利专家把渭河流域水患成因怪罪于我们后,渭河周围的领导们似乎也理直气壮起来,恨不得立刻炸掉三门峡工程而后快。
”他认为,治理黄河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逐级造水库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水库本来就有沉积泥沙、减少下游水患的功能,三门峡水库这些年对控制流量、减少下游水患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以前,三门峡以下流域是重灾区,拦坝后就基本没有大水灾了,而这个流域面积比渭河流域的大得多,其利弊得失孰轻孰重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但是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愤怒地指出:
“同在一个黄河流域,惟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泥沙淤积。
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
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目标集中到“上游减沙”上。
只要黄河上游不再来沙,水库淤积的问题岂不就不再是问题?
减沙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的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
上游水土保持住了,沙就不会流到黄河里了。
所以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
然而浪漫家们的“水土保持”是在书面上实现的。
在向苏联方面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
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
50年之后,可减少100%。
连以豪迈著称的“苏联老大哥”对这种数据都消受不了了。
苏联专家就此提出的修改意见是:
“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一样,笔下一动就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后减少50%”。
今天,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去陕西、山西的黄土高原看一看,你会看到水土流失有增无减;
而如果你接着旅行到豫、鲁一带,看到的是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
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断流19次。
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
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
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
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
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
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
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
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
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
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
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
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三门峡捷报
◆三门峡的“捷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
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
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
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
然而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
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
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
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纸照例大报喜。
但在三门峡主事的几位,却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
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变成“来水渲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
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
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
水位不得不降低。
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
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
三门峡改建
只好对原来的工程进行改建。
三门峡改建的第一期方案是:
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
读者若嫌这么说不够直观,不好理解,可这样想:
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
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两洞四管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
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
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
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
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
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
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
更具体他说,是期求当水位在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
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
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这些孔是黄万里先生曾经坚决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用,而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上的。
每个洞被重新掏开都要花费上千万元);
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变成“低水头发电”。
这样一来,原本设计的大功率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改用5万千瓦的小发电机。
第二次改建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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