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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科学素养、人文素养一样式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人文素质。

当代中国媒介素养的研究主体可以大体分为五类，即媒介从业人员、大学生、青少年、公民以及农民。

不同的研究主体体现出不同的媒介素养要求，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话语构建型态。

另外，一些针对事件本体的媒介素养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成为审视媒介素养的一类新的视角。

1．媒介素养概念与涵

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是一个舶来词。

而从中国语境来看，素质一词最早出现于古代汉语《尔雅·

释鸟》一文：

“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曰翠。

”现代汉语所用素质一词，实际上来自于日语的“素质”（soshitsu），而日语的“素质”，则是意译了德语的Aulage一词，原意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特点。

素质，注重人的本性，素养是素质的同义词，不过素养一词更强调养成和培育，强调通过学习以后达到的知识积累、认识水平以及实践活动。

[1]

从大量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国学者对“媒介素养”的概念并不存在很大的争议，意见比较一致。

国学者的概念推理一般都是立足于引进国外优秀概念的基础上的，因而关于媒介素养的概念应该首先从国外概念的介绍开始。

1859年，英国的教育科学部在将素养纳入正式教学体系时，把教育作了这样的定义：

“媒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更积极，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他们将媒介产品的更大围和多样化并为此作出贡献。

”；

美国媒介素养研究的专门机构对素养作了这样的定义：

“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用这种能力来接触分析和评价大众媒介中锁传递的诸多复杂信息。

美国著名素养研究者詹姆斯·

波特（JamesPoter）在其1995年出版的著作《媒介素养》一书中说：

“媒介素养是一种观察方法，即当我们置身于媒介中时，为了解读我们所遇到的信息时主动采用的一种方法。

传播学的鼻祖施拉姆也曾经特别指出：

“……大众的基本责任，是运用一切可能性，使自己成为机警而又有鉴别力的阅听大众。

……进一步的责任，乃是鼓励对媒体展开睿智的批评……最后，他们应学习如何来运用媒体。

”[2]

国最早由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发表的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容和方法》将媒介素养引入到中国传播学视野下[3]；

开等人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能力：

也再可简化为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媒介讯息的能力[4]；

先元认为大众素养是指现代社会中的一般公众对于传播媒体及其传播信息的认知、解读、批评和利用的整体素质及实际能力，是大众对于传播媒体锁从事的信息传播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诉求及基本看法，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个人和社会传播机制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5]。

总体来看，各位学者都一致认为没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即认知、鉴别和使用媒介的能力。

关于媒介素养的涵，则有着不同的视角与落点。

先元教授认为大众素养可以在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首先，就个人层面上来说，大众素养是人的基本特征，是人格因素；

其次，就群体层面而言，大众素养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机制。

构成素养的基本要素是一定的知识积累，核心要素是把握的基本特点，关键要素是追求现代社会的新鲜信息[6]；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不是从涵的实际角度去阐述，而是从不同媒介的角度来总结媒介素养的不同涵，他们是指知解所有大众媒介信息的技能，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和网络。

其中、电视和网络最为重要，也最受关注[7]。

开的《大众媒介素养概论》一书就是从不同媒介的不同素养涵去挖掘和分析解读的；

其他角度诸如林爱兵对素养的涵进行了细分，区分了传者素养、受者素养、媒介素养和媒体素养等概念；

金文则把媒介素养分为认识大众和参与大众两个部分；

冠文和于健则认为媒介素养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8]。

归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媒介素养的涵应该包括认识大众、参与大众和使用大众三个部分。

2．媒介素养的意义

中国学者在研究文章中一致同意，实行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对公众个人而且对全社会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众素养论》认为消除信息传播的负效应从社会体制的层面上来说，需要健全法律；

从经济动因来说，应该规市场；

从社会道德水准的层面来说，应该提升大众的素养水平。

大众素养，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指标，而是大众整个文化素养的有机组成部分[9]。

开在《大众媒介素养概论》中提出对于呈几何级数暴涨的信息，受众必须进行选择地识读、理解、记忆和传输。

受众对媒介的认识，对媒介的选择与接触，对媒介传播容的甄别与判断，对媒介的运作和使用直接关乎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尤其是关乎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

媒介素养引领受众穿越“信息迷雾”并朝着良性的轨道健康发展。

[10]

保卫则从民众的需求、形势的需要和媒介批评的诉求三方面强调实施媒介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能使普通民众掌握媒介传播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从而知道怎样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的劳动、学习、生活以及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服务，使自己真正成为媒介的主人，成为媒介的主动驾驭者，而不至于只是充当媒介传播的被动接受者。

”[11]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吴廷俊和舒咏平认为实行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了“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对传播沟通空前巨大的需求。

适应社会结构、生活形态的巨大变化；

在现代中国社会，由于经济发展与时代变迁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各种变化均指向了对传播素质教育的需求。

”[12]

总之，专家学者们都从系统论的角度以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去考察了不同主体媒介素养的习得对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不同作用，但这种作用与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发展性的。

3．媒介素养主体的研究

主体媒介素养，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个体或群体使用、分析、评估、驾驭媒体信息的能力。

对这种群体能力的研究就是主体媒介素养研究。

在当今中国媒介素养研究领域，主体媒介素养研究仍然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并且愈发显示出实证的倾向。

j

胡连利，王佳琦的《我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缺失与进展》一文中给出了2004-2006年媒介素养各主体研究的文本数量比重表格：

[13]

图1.2004-2006年媒介素养各主体研究的文本数量比重表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主体媒介素养研究主要可以区分为五类主体，即：

大学生、公民、青少年、人和农民。

其中以大学生和公民媒介素养研究为甚。

综合来看,对于大学生媒介素养，学者们的共识是应在大学生群体中积极培育媒介素养。

因为当代大学生虽然已初步具有应对时代的基本素养，但是这种素养尚处于自发状态；

研究公民媒介素养的学者认为公民不能仅仅局限于自然人；

人媒介素养则重点要认清自己具有重要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双重责任；

农民媒介素养的问题长期受到忽视，所以极大的影响了社会整体媒介素养提高的进程。

另外，一些新的媒介素养视野也开始遁入研究领域，诸如少数民族媒介素养和新闻发言人媒介素养等更为窄化细化的研究境地。

3．1大学生媒介素养研究

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研究论文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这些研究中又以现状研究为主。

总结得出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现状还存在着一些偏差：

1）媒介认识上的偏差。

一祥在《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大学生对于媒介的理性认识还很缺乏，尤其是媒介的社会控制和媒介道德方面，普遍地来说大学生对于媒介的拟态特征不能很好的把握与认同。

[14]；

2）媒介使用上的偏差。

梅芬、颖在《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认为大学生的媒介信息创作能力还不高。

他们和网络接触比较频繁,但是对电视节目、报刊杂志、广播节目等相对比较陌生,所以很难谈得上创作[15]；

万怀在《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和发展途径的思考》中引用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总结出大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问题[16]。

在进行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问题上，学者们也都认为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突破口和试验平台，并且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

综合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可以列出以下几点：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

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大众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给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丰富和发展他们对的认知与了解[17]；

高校应以中文系的新闻传播专业以及教育系的教育技术专业为依托,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媒介素养教育基础课。

容包括电视媒介素养、网络媒介素养、电台、报刊杂志媒介素养等。

[18]2）大众媒体的宏观整合与管理。

建议相关的媒体机构和高校合作，采用专题培训和讲座等形式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召开全国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工作会议。

研讨理论及实践问题，以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在实践中的全面推。

[19]；

无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工作者,都要切实转变观念,努力将现代与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20]。

3）大学生自身参与媒介实践。

大学生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和积累媒介素养方面的知识，利用各种见习、实习、社会实践等机会在实践中加深对不同媒介特点的认识，培养自身的媒介辨别能力和媒介批判能力、以及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的能力，还要特别注意自身媒介道德的修养[21]。

还有许多学者提到了具有创新意义和理论突破意义的途径，比如高校成立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媒介素养评估标准（体系）的确立等等。

3．2公民媒介素养研究

公民媒介素养研究领域，国学者以思辨型研究为主，一般从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与媒介的关系以及媒介生态的构建和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的。

关于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卜卫早在1997年就系统阐释过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媒体宣传[22]；

此后，学者们基本上在这一框架下详细阐述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

有的则通过翻译和引用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资料，希望以此来借鉴和探索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

吴廷俊和舒咏平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分为成人传播素质教育、中小学沟通素质教育、大学生传播素质教育和传播门类专业人才的传播素质教育[23]；

林爱兵则认为应以“大学教育先入为主”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主，教育和社会教育为辅”[24]；

衷菱则认为除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外，还需要法律保障和公民自律；

保卫建议采取的做法包括：

建立相应的督导与协调机构，形成媒介教育的社会化系统和编写媒介教育大众化普及教材[25]；

明炯总结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成功,最终依赖一个相对宽松、发达的社会传播环境。

媒介的高度发达极丰富公众了解世界和社会的渠道,这一过程将极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26]。

同时更有学者在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进行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与自由，而媒介的信息传达又在其间担当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宏树,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