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知识为信仰留余地 读布伯哈贝玛斯汉娜阿伦特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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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为信仰留余地——读布伯，哈贝玛斯，汉娜.阿伦特

　　知识，为信仰留余地——读布伯，哈贝玛斯，汉娜阿伦特发布时间2019-8-14作者秩名康德在第二版序言里有一段针对‘唯理主义’的精彩批评,值得摘译其要点如下商务出版的蓝公武先生三十年代据英文本转译的半白话中译本可算经典的‘直译’,忠信有余而达雅不足,为补其直译之不足,我在此处据同一英译本的翻译尤重‘达意’以上的辩证方法同样可用于讨论‘上帝’,‘意志自由’,‘灵魂不死’这三个永恒话题,须知,我们一日不剥夺只对现象界有发言权的科学理性随意去裁判那些超越现象界的事物的独断权力,我们就一日难以容忍关于‘上帝’,‘意志自由’,‘灵魂不死’的信仰。

　　我们对来生的期望实在是根植于我们的这样一种本性,即对时日有限的此生永不满足因为我们生命的目的尚未充分展开；我们关于‘自由’的意识唯一地导源于我们对所负‘义务’的明确承当,而不是借口服从动物本能的必然律就回避这些义务；我们相信存在着至高的伟大雍智的秩序创造者上帝,只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处处显现着奇妙的和谐,美丽,与先定的关照。

　　当科学诸家发现自己对普世的人文关怀难以提供任何比普通大众所达到的更高的眼光与更充实的被我们视为神圣高尚的意义时,作为科学哲学,他们便应当对自身运用的领域加以限制,满足于研究那些普遍地能够被知识把握的事物,以及在道德哲学中可以被论证为普遍有效的法则。

　　如此,科学诸家不仅可保其基础坚实,且因保持其清醒的自我批判而能获得较从前更为伟大的权威。

　　当汉娜阿伦特在导言中讨论知识与思想的不同作用时,她注意到了康德在上引的那篇序里表达的一个颇令人震惊的看法故此我发现我们必须推拒知识,为了给信仰留出空间,。

　　尼采也引用过康德的这句话。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知识’与‘信仰’这两个中译语词加以解释。

　　‘知识’这个语词在英美传统中的意思比它在欧陆传统中要宽泛。

　　例如罗素将知识分为‘直接知识’,‘间接知识’,‘内省知识’,其中内省的知识已经包括了‘非实证的’以及宗教的知识在内。

　　罗素在另一处又将全部知识分为‘科学的’,‘哲学的’,‘神学的’三类,可见其‘知识’概念之宽泛。

　　而康德此处所说的‘知识’仅指思辨理性运用于经验领域所得的结果尽管他在其它地方例如在演讲录中曾将‘知识’划分为自然哲学的,道德哲学的,神学的,逻辑学的,而不涉及超验领域的知识神,意志,灵魂,他在此处所呼吁‘拒绝’的知识,是经验领域的知识如尼?

伤?

这些知识已经太多以致淹没了生活,这些知识试图以经验的权威来批判超验领域里的事情,结果杀死了上帝。

　　信仰源自拉丁文‘信托’,包含了双重涵义1通过理性或经验论证所获得的‘确信’,2完全不求诉于逻辑合理性而仅凭情感的托付所生出的‘虔信’，唯其不求诉于逻辑，信仰常能赋予人们超越此岸世界的力量,所谓‘使命感’,所谓‘道德力量’。

　　对康德而言,在经验世界里,理性帮助我们认识一切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物的必然律,当我们试图超越经验世界时,我们对超验世界所作的先验假设只要是逻辑自恰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具有了逻辑可能性,合乎理性的先验原则与经验世界里的必然律之间只要能够建立相容关系,二者就都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例如实践理性原则。

　　这一原理,康德称之为‘辩证关系’,实即两个对立原理此处即经验科学原理与超验理性原理之间的‘对话’关系。

　　‘辩证’与‘对话’在希腊文里面有相通的词根。

　　康德建议读者将这一原理运用于上帝,意志自由,及灵魂不死,这三个永远无法回避的观念。

　　例如关于上帝的存在性的信仰,从这一信仰本身是无法推导出与经验世界的已知科学原理相冲突的任何命题的,科学无法否证或证实上帝的存在性。

　　信仰与科学理性的这一相容性在康德看来就提供了信仰的合理性作为‘现实无矛盾性’的?

硇?

。

　　信仰和科学既然两不相害,为什么不能相互容忍呢?

在康德以前,曾经有过信仰压抑了科学的时代,康德身处科学启蒙之初级阶段而窥见以后科学压抑信仰的时代之可能性,实在令人震惊。

　　以往的哲学,马丁布伯在中指出,以‘主体-客体’两分的认识论方式将人与上帝的关系异化为‘我-它’关系,故而终将上帝杀死,,,1952。

　　上帝其实始终在与人对话,尽管多数人已经不再倾听，从而不再参与对话。

　　对话着的上帝,在布伯看来与人构成‘我-你’关系,这里的‘你’是第一人称的和亲近的,颇接近汉语的‘尔’通‘迩’,相近也,不再像‘它’那样有疏远的第三人称和受格的被动性被认识,被支配,被杀死。

　　是一本小册子,分量很重,影响很大的小册子。

　　时隔半个世纪,布伯在美国找到了其思想的传承者,与上帝对话的民间宗教领袖尼利沃尔什发表了畅销笔记,,,1995,在笔记中沃尔什超越了布伯的犹太民族特殊立场代价是放弃了对‘奇迹’的解释,提出上帝始终在与一切人交往,没有谁在这一交往中占据着特殊位置,但是多数人多数时候并没有倾听。

　　或许由于布伯早于哈贝玛斯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哈贝玛斯在中直认布伯的‘对话神学’为其‘交往哲学’的先驱,,,1992。

　　在对话神学与交往哲学之间有一片广阔的人类实践领域,近年从这里显现出来的另一重要世俗事件是詹姆斯红地的销量高达六百万册的关于人类有意识进化的精神生活指南,参见我写的书评关于我们人类的下一个一千年,及其后陆续发表的三本续集,,1993;,1996;,1996;,1997,全部由华纳兄弟出版公司出版。

　　这让我想到威廉詹姆斯的看法宗教大致告诉我们两件事情1永恒的东西总是比

　　临时的东西更好；2哪怕只是相信永恒的东西的存在性也比不相信它要好。

　　对于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在我看来他是美国贡献给人类的唯一的哲学家来说，当我们必须在一切知识能够提供的确定性以外决定取舍时例如对上帝或任何超验事物的信仰，我们只能听从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我们的头脑,。

　　从这位思者再往前追溯，我们可以听到休漠声称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可以看见巴斯加尔孱弱的笔迹信仰是心灵的抉择,还是让我回去谈论布伯的书吧。

　　布伯的这本小册子核心的一篇文章是作者对海德格尔,萨特,和容格的批评,题为宗教与当代思想。

　　身为欧洲犹太运动精神领袖,布伯自然对海德格尔参与纳粹活动及反犹言论极为反感,不过他的批评对海氏个人经历中的这一污点只是略微涉及。

　　布伯关心的问题是如果海德格尔当真可以从对存在哲学和荷尔德林‘众神退隐’诗篇的思考中导出一个与海氏哲学相容的‘新的神’,那么这‘神’的性质究竟还是否为宗教的?

如果‘神’的意义在于其严格地来自‘彼岸’,那么在布伯的理解里,一个完全被某种‘此岸’思想---不论这一思想多么伟大---所理解从而包容了的‘神’将不再成为神。

　　这一原则可以用布伯的语言表达为上帝永远是人类绝对的‘他者’读者或可记得斯宾诺莎说过的类似的话,这一他者以‘我-你’关系参与现世的人类对话。

　　在我们无神的文化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布伯的思想略显偏激,似乎受到他早年神秘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

　　但是站在上述康德的立场,布伯的思想恰恰与超验原理的特征相符合,布伯的‘神’,由于保持着严格的彼岸性而能够具有逻辑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因其与科学不相涉。

　　萨特的无神论基于其生存哲学的立场上帝曾经对我们说过话,可是上帝现在已经沉默了,上帝沉默以后,人成为彻底自由的人,而彻底自由的人只能选择‘价值’,再也无法接受‘价值’。

　　对此,布伯的批评是最高的价值永远必须被‘启示’给人,因为最高的价值来自‘彼岸’。

　　人在‘此岸’所能作出的最优秀的价值选择,充其量不过是工具理性的选择。

　　布伯对萨特的询问是神蚀之后,人真的自由了吗?

或许应当回到康德为了人的真正自由,推拒知识,给信仰留余地。

　　容格讨论的‘神’是集体无意识里面的神。

　　对此布伯作了与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类似的批评真正彼岸的神是无法被任何人类---个人的亦或集体的---创造出来的,神的存在必须被‘启示’给人类。

　　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容格的‘神’，由于来自‘此岸’,终究难免沦落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眼光下的神。

　　这是心理学之为经验科学对超验世界的独断。

　　在反复强调了布伯的‘启示’论之后,我意识到布伯或许永远无法解释清楚‘神’究竟是怎样给人类以‘启示’的这似乎是布伯著作的主要疑点。

　　因为任何外在的例如奇迹的‘启示’,作为经验事件,都不得不接受科学的检验,从而可能与科学理性发生冲突。

　　这是一个困境假如神的‘启示’与科学原理不发生冲突,则意味着‘神’可以被科学充分理解,从而‘神’将不再是严格地‘彼岸’的；假如神的‘启示’与科学原理发生冲突,则‘启示’将丧失其在经验世界的合理性,从而成为康德意义上的‘现实不合理’的,并且进一步可能成为‘逻辑不自恰’的因为永远无法传达‘启示’的神,其存在性成为可疑的。

　　我把这一问题留给神学家他们在‘天启’道德观与‘自然法’道德观之间已经争论了千年之久。

　　如果我们偏离康德的‘理性神学’立场,便不难看到,神的启示可以不被任何科学所否证或证实,只要这启示能够被我们的心灵感受到。

　　用‘心’去感受,而不是用‘头脑’去认知。

　　这是神与信仰的真义。

　　康德所担心的‘知识’压抑了‘信仰’，后来转而成为韦伯所担心的‘工具理性’淹没了‘价值理性’。

　　知识的古代形式原本不具有对信仰的这种压抑性质,希腊文的‘-’所包含的‘亲密’,‘私己’,‘劝说’,‘规戒’这方面的涵义,在英文的‘’里面已经消失了,剩下的涵义只是‘知’,‘由感受而理解’,‘熟悉’,‘专业技巧’,‘确信’,‘学习’参见我写的知识是怎样发生的,。

　　‘知识’17世纪以后的近代形式,哈贝玛斯概括为‘过程理性’,开普勒-牛顿-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成为判断一个语句的真理性的普适方法,一个语句若要具有说服力,就必须至少在原则上提供或意味着建构过程以表达和检验其中的概念与判断。

　　过程理性对实证科学的发展极具贡献,从18世纪开始又推广到哲学与法律领域中,直至今天仍然保持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地位参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教授1998年接受我采访时特别强调他的‘过程理性’的立场。

　　与过程理性或建构理性相对立的,是被西蒙称为‘实质理性’的,源自中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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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蒙看来,建基于‘实质理性’概念上,这导致‘完备信息’假设和各种完全竞争理论包括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

　　近十年来,西蒙一直在呼吁以过程理性对经济学微观基础实行改造。

　　这两种理性相互制衡并时常越界到对方领域里去。

　　对社会科学而言,这问题尤其重要。

　　社会科学既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的行为研究意味着人的客体化,又要为社会提供协调‘人’的政策分析基础意味着人的主体化。

　　这两个方面构成社会科学思考的基本的内在紧张假如社会科学‘思’的话。

　　过程理性产生于科学家求解问题的过程。

　　对特定问题,寻找与设计特定适用的过程并实施之。

　　在此一过程的中间或过程的结论处,几乎总是发生新的问题,于是科学沿着这些分叉继续发展,分支越多,分工越细,分析越精,知识与意义的分离越甚。

　　科学在取消了上帝的权威之后,代之以各个知识领域里专家的权威。

　　但上帝的权威为我们提供意义,而专家的权威只能为我们提供知识。

　　哈贝玛斯的文集前半部分的核心论题之一便是知识与意义分离。

　　这本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篇文章1前半部分的论题---后

　　形而上学思想的主题,以及后半部分的论题---2由社会化达到个人化论米德的主体性理论。

　　这两篇论文,前者是对后康德时代哲学思考的主要流派的回顾与评价,这一回顾的主线是我个人的理解哲学作为向人类提供整体意义的论说,为回应科学客体化的过程理性的全面颠覆而不得不转而强调‘主体性’理论。

　　主体性经过黑格尔的完备化形态,终于导致哲学对‘主体性’与‘客体性’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