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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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某与高某某于2001年11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3年9月生育一子高某。
因感情不与,双方于2009年9月2日在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离婚时对于共同共有得位于北京市某小区59号房屋未予以分割,而就是通过协议约定该房屋所有权在高某某付清贷款后归双方之子高某所有。
2013年1月,于某某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称:
59号房屋贷款尚未还清,房屋产权亦未变更至高某名下,即还未实际赠与给高某,目前还处于于某某、高某某共有财产状态,故不计划再将该房屋属于自己得部分赠给高某,主张撤销之前得赠与行为,由法院依法分割59号房屋。
高某某则认为:
离婚时双方已经将房屋协议赠与高某,正就是因为于某某同意将房屋赠与高某,我才同意离婚协议中其她加重我义务得条款,例如在离婚后单独偿还夫妻共同债务4、5万元。
我认为离婚已经对孩子造成巨大伤害,出于对未成年人得考虑,不应该支持于某某得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知悉59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诉争房屋得处理,于某某与高某某早已达成约定,且该约定系双方在离婚时达成,即双方约定将59号房屋赠与其子就是建立在双方夫妻身份关系解除得基础之上.在于某某与高某某离婚后,于某某不同意履行对诉争房屋得处理约定,并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其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亦有违诚信。
故对于某某得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2551号民事判决:
驳回于某某得诉讼请求.宣判后,于某某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9734号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争议得焦点就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得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就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得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就是“一揽子”得解决方案。
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得“整体性”将被破坏。
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得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得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得权益。
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得另一方同意得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
二、王某诉江某离婚案
王某与江某系经人介绍相识并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
由于双方相识时间短,相互了解较少,结婚较为仓促,感情基础薄弱。
婚后由于江某酗酒,对原告有家庭暴力,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对原告拳脚相加。
2009年,江某无缘无故将原告毒打一顿并致其离家出走。
后王某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判决:
1、解除双方得婚姻关系;
2、江某给付精神损失费5万元;
3、依法分割共同财产。
该案诉讼费由江某承担.王某提供江某书写得协议书及相关证人证明在婚姻存续期间江某对其施加家庭暴力.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得,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准予离婚。
该案中,双方均同意离婚,表明双方感情已彻底破裂,故对王某要求离婚得诉讼请求,法院予以准许.王某要求江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得诉讼请求,因江某在婚姻存续期间,确实存在家庭暴力情形,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予以酌定.为此,原审法院判决王某与江某离婚(财产分割略),江某支付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
(三)典型意义
夫妻应当互敬互爱,与睦相处,但遗憾得就是,夫妻之间实施暴力给其中一方造成人身伤害与精神痛苦得现象仍然存在,家庭暴力问题作为离婚案件得重要诱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得稳定与与谐。
家庭暴力就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她手段,给其家庭成员得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得行为。
持续性、经常性得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根据北京法院对2013年度东城法院、丰台法院、通州法院结案得620件离婚案件抽样统计显示,涉家庭暴力类得离婚案件占选取离婚案件总数得9%,数量比例虽不高,但涉家暴案件大多矛盾激烈、调解率低、最终离异率高。
我国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规定配偶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经调解无效得应准予离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得,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正在全国人大审议中得《反家暴法》也通过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以期保护家庭中得弱势群体,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遏制。
本案就就是典型得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得案件,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无过错方得离婚请求与赔偿请求,对于家庭暴力这样违反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得行为,旗帜鲜明地给予否定性评价。
三、张某诉郭甲、郭乙、郭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即:
长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与长子郭甲、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
“1、长子郭甲扶养母亲,次子郭乙扶养父亲。
2、父母在60岁以前,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
2014年10月14日,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其她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
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
法庭审理过程中,长子郭甲称自己一直以来赡养母亲,并承担过高赡养费;
次子郭乙称分家时约定母亲由长子郭甲扶养,父亲由自己扶养,自己已经按照约定赡养了父亲,并对父亲进行了安葬,无法接受再与长子郭甲承担同样得责任;
小女儿郭丙称自己并未在赡养协议里载明有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得长子郭甲与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得义务,但就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对母亲得赡养义务。
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得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得四分之一。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得或生活困难得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得权利。
”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得义务。
诚然,在多子女得家庭,在父母不反对得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就是合理合法得,法律上也就是允许得。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
“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
赡养协议得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得规定与老年人得意愿。
”但就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她子女无法免除.这也就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得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就是强制性得法定义务。
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就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得女,泼出去得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得义务"
,女儿对父母得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
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得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
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得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得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
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得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就张某得居住与日常照料问题,张某表示愿意随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当事人得意见。
就赡养费得数额与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郭乙已经履行了对父亲全部得赡养义务,长子郭甲应当多承担赡养费,体现法律与人情兼顾,也能更好促进家庭关系得与谐。
四、博小某诉博某抚养费案
原告博小某得法定代理人刘某与被告博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1月26日生有一子博小某,即本案原告。
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于2011年4月26日在东城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后于2011年6月8日复婚,2012年5月27日二人签订了夫妻分居协议,协议约定:
分居期间原告由其母刘某抚养,被告每月给付抚养费1500元,于每月12日前支付,从第二个月开始抚养费逾期未转账,则赔偿违约金30000元/次。
2012年6月至2012年10月被告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1500元,2012年11月开始不再给付。
2014年5月28日,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经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判决原告随其母刘某共同生活,被告博某自2014年6月起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1900元,至原告博小某18周岁止。
后博小某将博某诉至法院,请求支付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间得抚养费,并依约支付违约金.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得义务,不直接抚养子女得一方应负担抚养费得一部或全部。
负担费用得多少与期限得长短,由双方协议.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得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得权利.原告法定代理人刘某与被告博某在分居期间就子女抚养费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抚养费数额得约定就是双方真实意思得表示,并未违反法律得强制性规定,被告理应按约定履行给付义务,故对于原告要求支付拖欠得抚养费得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但因为抚养费得给付并非基于合同,故双方约定得违约金条款于法无据,对于原告要求赔偿违约金得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与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博某补付原告博小某二O一二年十一月至二O一四年五月抚养费二万八千五百元整;
二、驳回原告博小某得其她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原告得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签订了夫妻分居协议,该协议约定婚生子由一方抚养,另一方每月给付抚养费,并约定了迟延履行要支付违约金得条款。
抚养费得给付就是基于身为父母得法定义务,而并非基于父母双方得协议,该协议可以且只能约定抚养费得数额,且该法定义务不能因父母双方得协议而免除。
因此,公民法定义务得履行只能依据法律法规得约束,而不宜因公民之间约定得违约金条款而予以约束.抚养费设立得初衷就是为了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得合法权益,就是以赋予未抚养一方法定义务得方式,努力使得未成年子女得生活恢复到其父母离婚前得状态。
抚养费本质上就是一种针对未成年人得保障,因此,抚养人不应以违约金得形式从子女得抚养费中获利.
五、陆某诉陈某离婚案
(一)基本案情
陆某、陈某系自行相识登记结婚,育有一子陈某某。
2011年陆某、陈某开始分居并持续至今。
陈某某自双方分居后跟随陆某生活。
陆某称陈某在此期间认识了其她女性,并已与其一起生活,陈某认可曾有此事.陆某诉至法院要求与陈某离婚;
婚生子陈某某由其抚养,陈某每月支付抚育费3500元,至孩子满十八周岁;
陈某每月给付其帮助费2000元;
要求陈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一万五千元。
法院认为:
婚姻关系得存续应以夫妻感情为基础。
陆某认为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诉至本院要求与陈某离婚,陈某亦同意离婚,且双方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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