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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思考,找不到错处,就写了11页纸,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寄到加大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
第一页预告了大纲内的六个结论。
五个小时的争辩
1966年5月某日下午5时,加大为我的论文大纲开研讨会,到会者大约4o人,其中十多位是教授。
教授们没有在会前读过早已拿到的大纲,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结论全盘错了。
当我听到教授们说六点皆错,就想:
错一两点有可能,但说六点皆错就显得他们不明白。
在会的人开始争论,但我只注意赫舒拉发(j.hirshleifer1925-)及阿尔奇安。
他俩是20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不可能不明白我的理论。
赫氏一言不发,想着些什么,时而摇头,时而点头。
阿氏木无表情,拿着我的“大纲”翻阅。
争论的诸君主要是为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是老生常谈的:
地主若收农户固定租金,付租后的生产剩余全归农户所有;
但佃农分成,农户的所有生产都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其生产意图怎会不被削弱,所以佃农生产是比不上固定租金的。
我说农户要竞争,说地主有选择权,他们听了等于没听,继续争吵下去。
两个小时后,第一个站在我那边的是h.somers,很有点强辞夺理。
他说:
“没有教过史提芬的不准发言。
我教过他,知道他不可能错得那样容易。
”赫舒拉发跟着说:
“不要管第一页的六个结论,我们要从第二页的分析开始。
”
第二页解释的是第三页的一个古怪图表,天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好像是一条面包给人一片片地切开来的。
我解释说:
假如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很大的农地,若以佃农方式将整块地租给一个一家四口的小农户,地主的分成率会很高,因为小农户以低分成率而得的收入,足以使他不另谋高就。
地主于是把大地切开,租给两户佃农:
他的分成率会下降,但总收入却会上升。
我跟着代表地主再切下去,加上第三户佃农,地主分成率再下降,而总收入再增加。
我又再切,赫舒拉发大声问:
“你要将那块地分给无数的农户吗?
”我答道:
“不是的。
农户愈多,地主的分成率愈低。
开始时地主分成率下降会有较高的总收入,但到了某一点之后再切下去,地主的总收入就会下降了。
只有一个农户数字使地主得到最高的总收入,而若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只有一个分成的百分比是与竞争没有冲突的。
会上一时鸦雀无声。
过了良久,赫舒拉发说:
“我明白,我同意,但我还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
”转到第四页,他们又吵起来了。
晚上10时(研讨了5个小时),阿尔奇安一看手表,站起来,走了。
其他的人皆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
他是个奇才,会中反对得最激烈的是他。
他继续和我争论,但我无心恋战,他说他的,我想我的。
晚上门时,我到加大邻近的一家餐室吃点东西,忍不住挂个电话到赫舒拉发家中,说我三年来认为可以交出去的论文大纲只有那11页,但那么多人反对,感到很失望。
他回应道:
“其他的人怎样想我
不知道,但我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学生有这么精彩的论文。
阿尔奇安说可动笔
过了一夜,清早阿尔奇安给我电话,说我的理论与传统的是两回事。
他要把我那11页大纲在课堂上跟学生讨论,结果怎样再通知我。
我当然高兴,而阿老当时的研究班学生大都是我的同学,不少是好事之徒。
每过几天,就有同学给我电话,说没有谁找到我大纲内有任何错处。
过了一个月,阿老给我电话,说我可以动笔了,准备要写两年。
我问他一年够不够;
他说不够。
论文8个月后就写完,阿老说是奇迹。
他可不知道,要不是我当时全职教书,又搞什么摄影展览,再快3个月应该没有问题。
理论这回事,要不是想不出来,就是灵机一触,三几天就可鸣金收兵。
我当时的困难不是佃农理论的本身,而是要怎样去验证这理论。
验证这回事,要快也快不来。
要是理论的主要含义被事实推翻了,理论怎样精彩也无补于事。
这是阿、赫二师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
加加减减的办法
我当时收集了不少关于台湾农业的生产数据,很详尽的,要怎样处理,怎样来验证自己创立的佃农理论,是不容易的工程。
那时电脑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大量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唁上,一盒一盒的,然后由电脑统计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用的放进论文内。
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视的。
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好奇而在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上下了数年苦功,心领神会,究竟所学有没有用场自己总要知道。
我又想,经济是一门科学;
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不被推翻。
自己的佃农理论在逻辑上找不到错处,那么依照科学的方法,验证时我得设法把理论推翻,若推翻不了,理论就算是有用场。
1966年6月,我集中于以台湾土地改革的农业资料来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
苦思两个星期,我写下可以推翻这理论的多个假说或含义。
我想,这些含义那样清楚,用不着什么高级的统计了,而把数据谱入电脑,所需时间多于用人手加加减减,乘乘除除——这样算出来的推翻了理论就再找题材吧。
1966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学生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用的是当时的机械计算机,震耳欲聋。
数以千计的数字,算出来的会否推翻理论的多个含义,要两三个月后才知道。
当时长堤大学的同事eldondvorak知道我预先把多个推断写了下来,包括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约束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会怎样转变,不同土地的收成会怎样转变,不同县区又会怎样不同等等。
他很替我担心,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在学术上很自信:
对就对,错就错,懂说懂,不懂说不懂,从来不左闪右避的。
1966年10月初,所有数据的多个总结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3个月前推断了的。
成竹成胸,写论文是举手之劳。
阿师教我写英文
好些年后我才知道,凡是思维有了轮廓、资料实力充足而大可动笔之际,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
这好比一个青年遇到一个自己喜欢而又愿意跟自己谈恋爱的女人,在要谈而还未谈之际也。
但学术毕竟与女人不同:
跟学术谈恋爱是苦恋。
也是好些年后我才知道,以学术而言,明知是苦恋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的。
1966年10月我第一次尝试,事前可想不到,一旦正式下笔,思想的集中易发难收,昼夜不分,连自己要授课的时间也往往忘记了。
当时在长堤共用同一办公室的dvorak明白发生着什么事,处处维护着我。
后来(大约4个月后)我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个摄影展,他替我从校方取得50o元资助,而又因为不够钱,亲自替我造了数十个木镜框。
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66年11月完成的,隔行打字40多页,寄到加大的赫舒拉发及阿
尔奇安。
过了一个星期找他们听意见。
赫师一见我就赞个不休,把修改了少许的文稿交还给我。
再去见阿师,他交还给我的文稿改得面目全非,用铅笔写得密密麻麻,没有一句完整无改的。
我一看,差不多哭了出来。
不高兴地离开阿师,回到长堤家中,惘然若失,晚饭后坐在书桌前细读阿师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到全部消化了他的评语时,一看手表,已是过了一夜的上午11时了。
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判若两人。
此前我曾经在英语行文上下过数年苦工,懂得舞文弄墨,但阿师的评语使我恍然而悟,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
模棱两可的字一概不能用,术语一定要有所解,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也要直写。
后来论文交卷时的第一句——“这研究有两部分”——那种手起刀落、开门见山的文体,反映着阿师的教诲。
希望后学的人知道,简单直写说易颇易,说难甚难,但用起来其妙无穷也。
文稿两发的经验
66年12月中旬写好了第一章的第二稿——是后来出书的第二章及第四章的一部分——自觉大有改进(其实我每一稿都写五、六次)。
阿师读后只简单地说:
“将来替你写推荐信时我会说你懂得写明朗的文章”。
我高兴万分,因为出自阿师之口是很高的评价。
他一向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都不堪一读,而又屡次强调思想要清晰,不容许任何拖泥带水的表达。
任何人都懂得说文章要清楚,但办得到的却不多见。
我从阿师学到的,是先要思想清晰,然后简单直写。
我见当时的第一章有独立性,又得阿、赫二师认可,就急不及待地寄到两个地方,希望发表。
其一是高不可攀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说明只是论文开头的一部分,其余的还未动笔。
该出版社的经济学编辑很快就回信,说只要余下的有相近的水平,他们乐意立刻出版。
只看一章,不用评审,而出版社又那样大有名望,这回应朋友们都说是奇哉怪也。
其二是寄到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economicreview)。
过了两个月,编辑的回信是评审员认为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所以我要修改,以风俗习惯定分成率为依归。
我想,要是我那样改,整篇文章就废了。
我又想,那样大名的学报,主编和评审员怎可以没有大学一年级的水平?
那是我在学术生涯上惟一的文章不被立刻取录的经验,而又因为这经验,我后来对“名”学报与不知名学报一视同仁,漠不关心。
可不是吗?
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写后埋在地下三尺,总会有人发掘出来。
多大师拔刀相助
也是在66年12月,我在长堤奇怪地收到多马(e.domar,1914—1998)寄来的邀请信,要我在新年除夕到他家里聚会。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经济发展学说上很有名,当时他在洛杉矾加州大学邻近的兰克公司造访一年。
多马的大名如雷贯耳,但他怎可以知道我这个人?
依约赴会,见到的都是教授或兰克公司的人,学生只有我一个。
独自在厅上一角喝酒,会到中途,听到多马大声说:
“谁是史提芬,请站出来”。
我回应后他带我到厨房去,说:
“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了我,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堤。
要不要到麻省来碰碰运气?
”过了几天收到多马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已把我那一章寄给芝加哥大学的
d.g.johnson;
他又说芝大每年有一个博士后的奖金,是要到芝大一年的,促我申请。
johnson是当代的农业经济大师,发表过另一套佃农理论。
我在论文中毫不客气,说他的理论全盘错了,所以不便申请。
到了1967年3月,过了申请的限期,赫舒拉发给我电话,要我立刻申请。
赫师的盛情难却,我就寄出一封简单的信。
两天后收到芝大经济系主任harberge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项,要我到芝大一年。
不用付税,不用教书,没有任何职责,年薪8000当时极为可观(长堤“教餐死”的年薪,缴税后只得5ooo)。
harberger可不知道,只要芝大肯收容,一文不予我也会去的。
后来g.tolley告诉我,johnson看了我那一章之后,就不考虑其他的申请人,只等我的申请信。
但在那一章,我对johnson的批评下笔甚重。
胸襟如此,使我肃然起敬。
33年过去了,这样的胸襟我怎样也学不到!
博士无前后之分
60年代的博士后奖金与70年代之后的很不一样。
60年代找工作易,找不用工作的奖金难。
芝大的那项奖金,在我之前拿得的有阿罗(k.arrow,1921-)、芒德尔(r.mundell1932-)等人,是比较特别的了。
问题是,我的论文当时只写了一小半,而该奖说明是“博士后”,怎么办?
我硬着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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