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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有些时期,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计算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分析(见表2)。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间债务问题。
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
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间实际债务,从而对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
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
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间债务的”自然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
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
一个复杂的因素是:
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工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
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
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
然后研究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
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
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
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
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
我们所能得到的”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
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当前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自然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
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1994年为38%;
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间债务与工业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间债务的平?
quot;
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
考虑到我国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
第二,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
这表明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高涨时期的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间债务也会增长。
从1985年以来,国有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
但是,经济高涨期的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
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
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993年6月),最低只有%(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
1985年开始搞改革,扩大自主权,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间的横向经济扩大,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
这首先可以从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
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
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
从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
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
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
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
总的来说,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天。
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天,1994年底则增至天。
从逻辑上说,在经济高涨时期,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
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
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
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
在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
但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波动,而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
宏观调控“的初期。
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27%增至%,然后继续攀升,12月达到%。
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猛增至%,然后继续攀升,12月底达到%,1994年6月份最高峰达到%。
紧缩时期间债务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的突然紧缩而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减少。
货币量减少导致支付手段紧缺;
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紧张而无法偿还;
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
这一基本因果关系表现在:
第一,债务周转天数迅速延长,比如1989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天猛增至天;
1993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上一年的天猛增至天。
第二,欠债总额与贷款(货币供给)的比率,迅速攀升。
1988年6月(4000家重点)的债务与全部工业贷款的比率为%,银根紧缩后迅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
1993年6月该比率为17%,宏观紧缩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
债务增量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也同样迅速增长。
第三,债务总额、债务增量与净产值的比重,也在紧缩初期迅速升高(见表3)。
所有这些都表明,从宏观的角度看,间债务,是作为货币(国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紧缩时期中介着交易活动,是在货币量增长速度放慢,而又要继续按原有速度扩大生产,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
间债务的增长有许多体制上的原因,这在前段已经分析过了。
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间负债会逐步增长,无论在经济高涨时期还是在紧缩期,都是这样。
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债务增长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包括所有制关系、法制、信用制度、银行结算制度等等)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常数“。
而债务增长率?
波动”,或者说,那部分“额外的”增加,却有其宏观经济运动的原因,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相。
因此,我们必须将间债务突发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加以对待并由此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4.3最终需求即“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历次经济过热,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特别是以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
各地方、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种办法扩大投资规模,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投资超概算”。
据国家计委的统计,1983年以来全国投资项目实际投资平均超概算%。
1990年国有、集体单位投资共3477亿元,而资金到位只有2965亿元,存在512亿元“缺口”(见周正庆1990);
199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
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间相互拖欠。
并都期待银行多发贷款来“补足”。
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观调控”也必然首先从“压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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