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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一个历史的眼光与比较的视野,让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以及80年代前中期的情形。
但是由于篇幅与本人历史知识的限制,这个回顾不能不是十分简略而粗糙的。
一、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及其角色蜕变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人文知识分子的队伍之庞大、地位之显赫,与科技知识分子的队伍之萎缩、地位之卑微恰成鲜明的对比。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的整个知识系统中,人文知识历来占据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被尊为“道”;
而科技知识则处于知识话语系统的边缘,被贬为“术”。
相应地,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则作为“士”的同义词而位居“四民”之首,几乎垄断了知识精英的宝座,并作为政治精英的“后备军”或“兼职者”而贴近政治权力中心。
相比之下,科技知识分子则大多作为手工艺人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为大众所藐视,更无望转化为政治精英,其社会地位居然比“农”还低,仅高于“商”。
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在中国传统精英结构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以致于“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符号,完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以及政权的合法化机制、社会行为的规范化机制决定的。
从经济结构看,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本。
“‘士农工商’结构根植于深厚的封建农业经济之中,它表现为强烈的‘农本’特征,即‘重农抑商’或‘重本抑末’。
以农业为本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这一结构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定型化,‘农者,天下只本也。
’由此产生的‘本末’观念和‘重义轻利’意识,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
从文化-政治结构看,中国政治以官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而这二者又相互支持。
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伦理合法性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赖德菲尔德把古代中国称为“复合的农村社会”,由士大夫与农民组成。
士人与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成分,其中士人的工作是非经济性的,他们的使命是建构文化价值与伦理规范系统,因而不需要多少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
金耀基先生也认为:
中国的士大夫是偏重于“人事主义”与“人事学问”的,对于自然的学问兴趣极少。
中国秀异分子的功能偏向文化性与政治性;
而士人与农民这两个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阶层,又是相互流通的,所谓“半耕半读”、“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蹬天子堂”是当时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
梁漱溟先生说:
“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两个最主要阶层都视觉人文知识/知识分子高于科技知识/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的特点,还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的伦理哲学,而不是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统治阶级以所谓“礼仪”、“德”、“孝”治天下,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以礼仪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
这一方面使得人文知识的主干--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仪心性之学,位居整个知识系统的核心,使得以阐释这种儒家伦理为本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稳坐其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则导致科技知识无法转化为权力话语,科技知识分子也只能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但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处于极其紧密的关系之中,甚至异化为赤裸裸的政治权力话语,它既为政权提供合法化的依据,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其规范的作用。
它是宗教,同时也是法律。
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同构关系还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之间的同构。
以儒家礼义心性之学为核心的人文知识成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同必修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典型地表明了关于个体道德的德性知识与关于社会-国家的社会知识,以及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管理才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完全是一个东西。
这样,人文知识分子在由知识精英转化为政治官僚的时候,也就不必作知识结构与心性结构上的任何调整。
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地位不仅得到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维系,同时也得到老百姓的价值观念的支持。
金耀基先生说:
“中国人对于学问与道德最为尊敬。
所谓‘尊德性,道学问’即是学者之最要工夫,普通人亦以‘道德文章’来衡定一个人的价值。
君子也者,实即具备此二者之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念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老百姓对于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不高,但对于政治与文化上的地位非常重视,加上中国社会是以官为本位,而通向官场的道路又是由儒家经典铺就的,因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一般人普遍信奉的人生理想,同时也使得普通的社会成员把人文知识看得远高于科技知识,把士看得远高于匠人。
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非独立性。
老百姓真正看重的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做官。
做不了官的读书人依然是没有地位的。
二、精英结构的转型与“四民”结构的动摇
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这种结构状态到了近现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我们似乎还很难说是彻底的、根本性变化。
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反复证明了一个无情的事实:
传统中国的礼义心性之学在面对西方的工业文明的扩张性时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满腹仁义道德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不进行从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到人格结构的根本转型,就无法担当起中国的现代化使命。
但是,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并未能够在根本上动摇以思想、道德、人文价值为本位的文化结构以及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紧密关系。
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文化危机所作出的回应大体是两种。
第一种主要流行于五四以前,此时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是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旧式士大夫。
他们已经意识到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与中国现代化的不适应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传统人文基本价值——儒家道德伦理的神圣价值与本体地位,所以有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伦理道德,西方的科学技术”或“中国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样一些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
当然,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到。
首先,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动摇,特别是“士”与“商”的位置发生了极大变化。
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强弱起因于“中国以农立国”而“外洋以商立国”。
士农工商是农耕经济的产物,它已经不适应于现代工商业社会。
经商已经成为实现“救亡图存”“经世济民”抱负的重要途径;
其次,“工”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的危机引发了“实业救国”的浪潮,近代的企业与企业家阶层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对于转变观念当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曾获传统社会最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从事一向被目为‘贱也’的工商业,由视工商为‘末务’向重视工商社会风气明显转变的一个确切标志。
”这也标志着“那个时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标志中国已经开始接受以财富确立人的社会身份这一观念。
第三,教育体制的变化。
教育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规定考试的内容为培养儒家的“君子”型人才而设,具有浓厚的人文伦理气息与道德教育色彩,它的功能是培养以德为主的通才而非以专业知识为主的专才,中国的体制所要求于官员的是为庶民树立道德榜样,故而金耀基先生说:
“中国官僚治体具有很深的学术底性格,而此学术底性格则是以展现全幅的人文性格为主,重在圆通之知识,而不在一技之专长。
”到了近代,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内容必须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则主要是加入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
从186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式学堂,而科举制度则由衰而亡。
据统计,从1862年到1904年间,建立的新式学堂有40多个这些学堂的课程中虽然保留了传统的人文科学,但是新增加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容。
“各种学堂都开设了外语和近代自然科学技术课程,注意传播科技知识。
……这样,近代西方的数理化、天文地理生物学等基础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开矿、冶金、筑铁路、电报、造船、制军械等方面的工程技术知识,就都初步进入了中国。
”这当然不能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以及其等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影响。
总之,由于形势的需要,洋务以后中国的自然科学知识总的说来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自然科学人才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增长。
但是,我们似乎依然不能断言在近代,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已经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所取代。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需要兼顾中学与西学、道德伦理与科学技术,故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混合型的精英,亦即合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企业精英于一身的社会阶层,如曾国藩、李鸿章、弈、文祥、张之洞等,这与中国传统的官僚、地主、士人三位一体的精英模式是有所不同的。
他们作为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领导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
他们一般是“中体西用”拥护者,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机械工业,用以“自强”;
但同时维护中国的伦理道德,用以“立国”。
李鸿章在60年代的时候就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即可强国,到70年代则认识到还要学习机械。
这样,我们似乎不能把这些精英简单地归入科技知识分子或技术官僚;
其次,虽然商业、商人以及企业家的地位在近代有所提高,出现了精英结构的变迁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19世纪的后30年,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即“绅商”。
“一批开拓之士由此弃仕从商,‘士’、‘商’的界限已不那么分明了。
”这也就是所谓“士”与“商”之间距离的缩短或角色的混合。
但是,这些所谓“绅/士商”顾名思义是从原来的人文知识精英兼政治精英转化为经济或商业精英。
如孙家鼐是咸丰甲午科状元、陆润庠是同治甲子科状元,张謇为光绪甲午科状元。
据研究,“在早期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中,由封建绅士分化出来的资本家居于重要地位。
”各省商务局大多由这些原先的“状元”、“进士”、现在的商业或企业精英担任。
这与今天的商业/企业精英绝大多数从科技精英转化而来,或由科技精英兼任恰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新式学堂虽然出现,但新旧思想的斗争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依然十分激烈。
改革并不顺利。
1866年,文祥等保守官员奏请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便遭到倭仁、张盛藻等保守派的极力反对:
“若令正途甲科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正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而安望其有事功哉”,“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由于强大的反对势力存在,增加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建议迟迟不能实现。
这表明,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中的合法化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的。
而且科技精英在同向官场的道路也并不顺利。
直至1888年,总理衙门对各省以及同文馆的学生共32人特试以算学题目,才取中举人一名,而且仍然要反复强调“中体西用,中学为本”。
比如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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