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江南首富沈万三被满门抄斩凌迟真相 沈万三传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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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的故事更是不胫而走，流传各地。

沈万三确实值得我们去探究。

从明代起，沈万三几乎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词。

嘉靖年间严嵩掌权，浙江嘉兴县一位丙辰进士花了两万三千两银子买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惹得当时人称之为“沈万三官”。

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一再嚷嚷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此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像南京沈万三有名气，北京枯柳树有影子，想要掩盖也掩盖不了。

沈万三真可说是名播大江南北，妇孺皆知。

在周庄，沈万三已成为代代敬仰的财神;

南京的中华门也留有沈万三的记忆，古老的城墙里承载着沈万三有一个聚宝盆的故事;

甚至在遥远的云南，也留有沈万三活动的足迹。

有关这位江南首富的种种传闻，扑朔迷离，让人琢磨至今。

沈万三的确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物，究竟“富”到什么程度？

据《明史》记载，说沈万三奖励他的私塾教师：

“每文成，酬白金以镒计。

”白金即白银，一“镒”即二十两，仅一篇文章就付如此高的报酬，沈万三的家底可见一斑。

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时，单造砖单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卫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个县，另有三个镇。

而沈万三一人便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馀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

明代孔迩的《云焦馆纪谈》说，沈氏“有田数十顷，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酿酒引水，都需用田数十顷，如此家产令人咋舌。

明人田艺蘅也在《留青日札》里写道：

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说要代其出犒银。

朱元璋有意刁难：

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

哪知沈万三豪爽应答：

愿每军犒金一两！

据此，今人或许能够明白，沈万三为何能号称“江南首富”了。

沈万三究竟是如何致富的，一直是个谜。

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流传最广泛的说法，当属“聚宝盆”一说。

说是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馀，他便好心买来放生。

哪知第二天，他看见众蛙聚在一个瓦盆内没有散去，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

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沈万三由是富甲天下，传说南京中华门的古称聚宝门的名称也源出于此。

也有称沈万三会“点金术”，能够点物成金，因此黄金源源不断。

另外还有分财说，元代吴江一带有一个名叫陆德源的富家，沈万三为他管账治财。

后来陆看破红尘，离家出游，将万贯家财拱手送给沈万三，沈万三由此一跃成为“江南富族”。

此外，还有沈万三由渔翁而得乌鸦石或马蹄金等传说，都非常神奇。

祸从天降沈万三有多少钱？

据说，沈万三富起来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因筑城墙有功，他的两个儿子被朱元璋封了官。

但不久，沈万三却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馀生。

1979年修订本《辞源》记载：

“沈万三，明吴兴人，字仲荣。

后移居苏州。

巨富，称江南第一家。

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见，令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

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

其后以罪发戍云南（一说辽阳），子孙仍为富户。

万三豪富事，民间传说甚盛，但诸书记载互有出入，已难详定。

”

民间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朱元璋开始并没有找到沈万三什么罪证，沈万三的致富似乎并没有什么违法行为。

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

明洪武六年（1373）前后，当他得知京师（今南京）要筑城墙，就主动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一带城墙，还向朱元璋进贡了龙角，并献有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同时在南京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

此外，沈万三甚至还表示愿意捐资犒赏军士。

谁知朱元璋大发雷霆，要将沈万三处死：

一个平民百姓竟敢劳军，这不是要造反吗？

幸亏马皇后劝阻：

我听说法律只杀违法的，不杀不吉祥的。

沈万三一介平民却富可敌国，是他自己不吉祥，这种人老天爷会降下灾祸，何必由陛下去杀呢？

朱元璋这才免他一死，发配云南。

沈家的财产自然全部被查抄，据说光田地就有数千顷。

这次打击不仅使沈家失去了沈万三这个当家人，而且财富也减去了大半。

现在看来，即使沈万三不主动捐款劳军，他也逃脱不了被处罚的命运。

在朱元璋眼中，沈万三富可敌国就是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总之要将他的财产全部归“公”。

沈万三在明初因富致祸的事迹流传非常广，言之凿凿，似乎不容置疑。

明史专家顾诚先生曾作专文《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说法，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均是讹传。

沈富（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知，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

《吴江县志》说：

“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

”张士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苏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这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十二年以上。

既然他已经在元朝末年去世，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

《吴江县志》的记载是否可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就沈万三子孙的生活年代来推算;

二是从同沈氏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士的记叙中来论证;

三是从可信文献中看沈万三本人的活动年代。

据元末明初人王行所撰的《沈荣甫墓志铭》、《沈茂卿墓志铭》来看，明洪武元年（1368）时，沈万三（沈富）的儿子沈荣已经六十二岁，孙子沈森三十九岁，上距沈万三的出生至少在八十年以上。

在元明易代之际，沈万三的儿子已进入暮年，他本人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我们虽不能断定沈万三绝对活不到八十多岁，亲眼看到大明帝国的建立，但是，明军在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下，进兵云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开始的，至十五年（1382）平定该地，即便沈万三还活着，而且在平定云南之年立即把他充军该地，沈万三也当在百岁上下。

他能够如此长寿吗？

如此看来，明代野史笔记和《明史》关于沈万三的记载，有的很可能是把民间传说记录下来，有的是不了解真相，误把沈万三子孙的事情附会成了沈万三本人。

明朝有没有沈万三这个人？

沈万三在元朝已很富有，至于聚宝盘、点金术等说法，在今天看来过于荒诞，不足为信。

那么他真正致富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祐时迁至湖州南浔镇。

元至正二年（1342）南浔一带大水，贫民纷纷逃往他乡，沈祐也在此时迁往周庄。

沈万三应当是由躬耕起家，再通过经商致富的。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

“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

”沈万三（富）的父亲从湖州南浔镇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

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集佃户、出租田地、雇佣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主持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

传至沈达卿一辈时，沈家“产益广、赀益饶”，有史籍称其田产多达数千顷。

明人孔迩还记载沈万三很注重兴修水利，“万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

另外，秀南村的沈氏墓地，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墓主为沈庄，是沈万三的孙儿，当地百姓都称之为“安山坟”。

其墓志铭中记载，“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沈万三），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等等。

这是沈万三最先由“躬耕起家”的一大铁证。

沈万三积累了一定资财后，从事贸易，才一跃而成为巨富的。

元朝时海运发达，外贸畅通，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

另一方面，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

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

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

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

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

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当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加上外贸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沈万三迅速致富并不奇怪。

孔迩在《云焦馆纪谈》中写道，沈万三成为海商，来往于徽州、池州（今贵池）、太平府（今当涂）、常州之间，辗转贸易，获金数百万，所以显富。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也说：

“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

”这也可以与《吴江县志》相印证，“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

明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潘群认为，沈万三的财富积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财富起于“农”，而繁于“商”，是一个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

既然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已经去世，他本人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

噩运降临在沈万三的后裔身上，是在洪武二十六年蓝玉“谋反案”发生以后。

此前，沈家也曾牵连了一些祸事，洪武十九年沈万三子沈旺的两个儿子沈至、沈庄曾经一度下狱，不久释放。

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任苏州府吴江县粮长的陆仲和却在劫难逃，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从总体来看，“蓝党”案发以前作为江南首富的沈家还没有受到皇权和官府的沉重打击，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没充军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着。

这可以从下列事实证明。

一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根据朝廷命令，苏州府荐举人才到京师做官，沈贵的孙子沈玠授户部员外郎，沈富的姻亲莫礼亦任户部员外郎，王公达任主事，张瑾、杨德彝任工部员外郎，徐衍任主事，龚达可任兵部员外郎，潘贤任主事，金伯中任礼部员外郎，李鼎任主事。

这十人同一天辞受俸禄，洪武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华盖殿早朝时，沈玠等奏：

“臣等田地家财都是皇上保全的，现在又蒙赐俸，实在难以消受，请求辞去。

”圣旨道：

如果要辞，就从你。

继而有旨：

愿受者听。

沈玠辞说：

“臣玠诚不敢以富饶故妨诸户家，念臣一门屡蒙恩宥，保有妻孥田庐，已逾素望，又居尊官，荣逮父祖，敢更受禄哉！

”叩谢至再。

由此可见，这时沈家仍受到朱元璋的“保全”，富饶如故。

洪武青花缠枝纹玉壶春瓶另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已升任户部左侍郎的莫礼请假回乡省亲，曾到周庄沈家拜访。

当时沈家所用器皿皆金银，以刻丝作铺筵，摆了紫定器十二桌，每桌设羊脂玉二枚，长尺馀，阔寸许，中有沟道，用来放置筷子，以免筷子弄脏了刻丝。

行酒用白玛瑙盘，有斑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抢采，称作五猿争果，都是至宝。

入赘的女婿顾学文摆了宣和定器十二桌，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

连两家僮仆都穿的是绫罗绸缎，其他珍异佳肴就不用说了。

莫礼感叹：

“呜呼，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

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

其受祸宜也！

莫礼返乡探亲的洪武二十三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党”的高潮，三月，潭王朱梓因岳父于琥陷入党祸，竟和王妃于氏吓得自焚而死。

闰四月，功比萧何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下狱，不久同一批功臣被处死，全家籍没。

莫礼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环境下请假回乡作短期逗留的。

他写下《归吴江省亲》诗说：

“不才窃禄意拳拳，暂得承恩下日边。

报国惭无经济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