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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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于共同体解体的过程中,但它不是形成于原始形式的共同体解体的过程中,也不是既可能形成于原始形式的共同体解体的过程中,又可能形成于原始形式的共同体解体以后产生的派生形式的共同体的解体的过程中。

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可能产生于封建的共同体的解体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于原始形式的共同体的解体的过程中:

“共同体向市民社会过渡具有多样性。

也就是说,共同体（村社）向市民社会转化时,既可能从封建的（或日耳曼的）共同体向市民社会过渡,也可能由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直接向市民社会过渡”;

“共同体解体的过程大体上也可以被视为原始积累的发生过程,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

”从这两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既包括封建社会这种派生形式的共同体,又包括亚细亚公社、古典古代公社等原始形式的共同体;

这种观点认为,封建社会的派生形式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和原始形式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都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

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此外,这里把“日耳曼共同体”这种原始形式的共同体说成是“封建的共同体”,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

由日耳曼公社组成的共同体与由亚细亚公社和古典古代公社组成的共同体,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三种原始形式的共同体,不能把“日耳曼共同体”看作“封建的共同体”,而把后两种共同体看作原始形式的共同体。

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在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以后,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从日耳曼公社这种原始形式的共同体解体到封建制度在西欧确立,经过了漫长的封建化过程。

日耳曼公社同古典古代公社和亚细亚公社一样,都是在氏族公社解体以后产生的农村公社,以日耳曼公社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这种原始形式的共同体同古典古代共同体和亚细亚共同体一样,都属于部落共同体,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是处于原始社会的最后时期,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的共同体,兼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两重特征。

把日耳曼公社这种原始形式的共同体看作是与古典古代共同体和亚细亚共同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把它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共同体这两种不同时代的共同体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把“日耳曼共同体”（公社）误解为封建社会的共同体,所以这实质上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由亚细亚公社、古典古代公社和日耳曼公社这三种原始形式的共同体解体的过程中。

马克思在1881年给俄国民粹派女作家维·

伊·

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把俄国农村公社以及亚细亚公社、古典古代公社和日耳曼公社等各种形式的农村公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性质讲得十分清楚。

马克思指出:

“‘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断定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是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由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这就是说,农村公社作为原生的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还隔着奴隶制社会和农奴制社会的一系列社会,它的解体过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毫无关系,也不可能产生和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只有农村公社这种原生的社会形态解体以后产生的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次生形态或派生形态解体的过程中,才能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产生和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二、所有制和共同体的原始形式的性质及其解体过程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章中,讲了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古典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三种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这三种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为基础,形成了亚细亚公社、古典古代公社和日耳曼公社三种共同体的原始形式。

这三种土地所有制的原始形式和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彼此之间具有不同的特点:

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个人只有土地占有权,没有土地所有权,个人对共同体依赖性最强,而且这种共同体最牢固,长期停滞,在由原始形式向派生形式转变过程中变化最小,并未从中产生出派生形式;

古典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列,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较弱一些,并且从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中派生出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

日耳曼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私有土地,这是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公有土地表现为私有土地的补充,共同体十分松散,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很弱（共同体只存在于举行宗教仪式和各种竞技活动中）,并且在历史上通过征服奴隶制的西罗马帝国,跨越了奴隶制社会形态,从中直接派生出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但这不等于说日耳曼共同体就是封建社会性质的共同体。

马克思除去分析这三种土地所有制的原始形式和共同体的原始形式之间的区别以外,还把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较,指出了它们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特点。

这些共同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占有不是劳动的结果,而是劳动的前提。

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

这种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自然界直接提供的。

（2）个人隶属于一定的共同体,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如果离开这个共同体,个人就不能生存,也没有个人的财产。

（3）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直接结合在一起,尚未发生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

（4）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劳动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

马克思之所以详细地考察这三种土地所有制的原始形式和共同体的原始形式,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

这个前提有两个:

一个是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从而成为自由劳动者;

另一个是自由劳动者能够和货币相交换,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

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

”从上面我们论述的三种土地所有制的原始形式和共同体的原始形式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它们都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前提,只有这三种土地所有制的原始形式和共同体的原始形式解体,在其解体的过程中产生出的所有制和共同体的派生形式的再解体的过程中,才能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产生和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我们通常都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雇佣劳动制度。

但是雇佣劳动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二者之间虽然有联系,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雇佣劳动的产生,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

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前提,雇佣劳动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明确的论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

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

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恩格斯这段论述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雇佣劳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其次,雇佣劳动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得要早得多,它在奴隶制度下就产生了,在封建制度下也存在着,但当时由于不具备必要的历史前提,所以都没有从中形成和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再次,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雇佣劳动只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劳动者采取的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并不占统治地位,它只是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并存,或者说是存在于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夹缝中。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巴师夏和凯里”一章中,在批判巴师夏时讲了雇佣劳动产生的四种形式。

他说:

“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

在所有这些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消灭,在这些关系中,劳动从它的收入、它的内容、它的场所和它的规模等等所有方面来说都是固定的。

所以,雇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

从非洲人的偶像直接过渡到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或者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都不像巴师夏所说的从渔夫过渡到雇佣工人这样荒谬和反历史。

”马克思讲的雇佣劳动产生的这四种形式中,第一种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第二种是从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第三种是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共同体、各种经济制度和等级制度的衰亡中产生的,第四种是从非洲和美洲的原始所有制形式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殖民统治而解体的过程中产生的。

其中第三种形式是雇佣劳动产生的典型形式,只有从这种形式中产生的雇佣劳动制度,由于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前提,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四种形式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已经产生和确立的条件下,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殖民统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移植到非洲和美洲的,非洲和美洲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始形式和共同体的原始形式自身是不能直接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认为从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始形式和共同体的原始形式的解体中可以产生和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犯了同巴师夏认为从渔夫可以直接过渡到雇佣工人同样“荒谬和反历史的”错误。

前面讲过,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

但是,并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都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讲了下面一种情况: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

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

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

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