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名词解释简答文档格式.doc

比较文学名词解释简答文档格式.doc

《比较文学名词解释简答文档格式.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比较文学名词解释简答文档格式.doc（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2）、变异性。

出自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差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

（3）、类同性。

比较文学发展到以平行研究为特征的美国学派时，影响研究的束缚便得以突破。

可比性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类同性和综合性作为平行研究可比性的特征凸现出来。

平行研究的对象是彼此毫无直接影响和亲缘联系的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文学。

因此，类同性所指的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在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思潮乃至文学规律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

而综合性则是立足于文学，以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比较的一种交叉关系。

因此，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就在于类同性与综合性。

（4）、异质性与互补性

异质性与互补性的可比性主要是从跨文明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法、美学派均属于同一欧洲文化体系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而随着比较文学发展到以跨文明研究为基本特征的第三阶段，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又凸现出来。

在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如果忽略文化异质性的存在，比较文学研究势必会出现简单的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的比较，前者使得中国文学成为西方观念的注脚本，而后者则是一种浅层次的“X+Y”式的比附。

因此，在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异质性”是其可比性的根本特征。

但“异质性”必须与“互补性”相联系起来。

换句话说，研究异质性是为了达到互补性。

异质性的内容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只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话才能得以进行，东西方文学才能实现互补。

由于多元性是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由此才能在中西比较文学及东方文明之间（如中国与印度等）文学比较研究中使被比较的对象互为参照，从浅层次的同异比较向深层次的文化探源发展，为实现交互性和总体性奠定基础。

交互性则是在上述基础上，对被比较的对象进行互释、互证、互补式研究，这样最终才能达到总体性。

由互补性而达到的总体性原则可以说是对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高层次的探索，也可说是对比较文学诞生初衷的最彻底回归。

上述四类可比性，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具体比较研究中，不应机械地强行分割开来。

第一章 

影响研究

第一节 

流传学

1.什么叫流传学？

试分析它的特征及研究范围。

流传学也称誉舆学，是传统的影响研究模式之一。

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

第根首先将它引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使之成为比较文学实践中的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基本方法。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者的“他者“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潮流、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

就本质而言，流传学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

因此，其特征表现为研究方法具有实证性，研究对象是文学关系。

首先，流传学研究的“文学关系”是多元文学关系。

梵·

第根对这一点有经典的阐述，他把这种关系限定在“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上”。

他说“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是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

”美国学者也认同这一点，韦勒克就认为：

“‘比较文学’的另一种含义限定于对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关系之研究。

”流传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沿着从“放送者”、“传递者”到“接受者”的经过路线，着重研究作家、作品（包括文学思潮和流派）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流传和变化，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文学关系”。

这就决定了流传学研究的多元文学关系特性（同时也奠定了其跨越性，即跨文明和跨国界性之基础）。

其次，流传学具有实证性。

这是与它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离的。

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建立在事实性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否则就无所谓“关系”。

所以注重事实，搜集确凿的资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审慎细密的考证，是流传学研究的必然途径和方法。

这就形成了流传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实证性。

再者，这种研究既然是以“事实”为依据，就必然要强调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既注意文学现象、观念、作品、文类的纵向发展、流变，又要注意这种传承流变与横向的各种关系。

流传学的特征也同时决定了它的研究范围。

那就是在考察构成影响的“经过路线”中，从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等对他国文学、文学创作者的影响。

其范围大致可以把它归纳为：

接受者国家和作者对作为放送者的外国作者的认识和评价、接受者通过什么方式、途径受到何种影响，及影响的内容和过程，等等。

2．举例分析交叉影响和循环影响的双向互动性。

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流传，就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交叉影响和循环影响的双向互动的典范。

它先是经历了在英法两国的流传与接受，约两个世纪以后它又“返销”中国，即1990年天津人艺又把作为西洋话剧的《中国孤儿》搬上舞台。

于是作为起点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赵氏孤儿》，经历了在法国、英的改编和再创造，最后又返回到它的故乡。

《赵氏孤儿》在中、法、英三国的流传中就存在着两种方式：

一是双向互动直线式交叉影响。

英国人通过法国而认识中国文化。

曾经有学者指出，英国剧作家谋飞的《中国孤儿》是根据伏尔泰的改编剧本创作的，在角色、场景和台词上不少地方与伏氏相同或相似，但谋氏之作在结构上更多的是直接取材中国的《赵氏孤儿》。

可见，作为放送者的《赵氏孤儿》在英国人那里变成了接收者，即它接受了法国的《中国孤儿》和中国的《赵氏孤儿》的影响，形成了它与法国、中国戏剧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一种交叉影响和互动关系。

二是双向互动的循环交流。

从中国的《赵氏孤儿》到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直至再返回中国，这既是一种循环互动，也有交叉影响。

如果说，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是“请中国人”给“法国人上道德课”，那么20世纪末《中国孤儿》回到“娘家”，就是“请法国人给中国人上艺术课”，－—《中国孤儿》不仅以全新的面貌再现舞台，而且“反转来影响着我国艺术家的戏剧意识和戏剧思维，即作为放送者的中国又变成了接收者。

第二章 

变异研究

文学变异与文化过滤

1.文化过滤的定义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

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

文化过滤肯定了文化在传播过程发生变异、变形、转化的合理性，以及接受者对文化的误读的不可避免性。

这一认识论上的转变是与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生态联系在一起的。

如接受美学的兴起，确立读者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又如，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哲学解释学”，主张“在理解中所发生的过去只是过去和现在的一种调解和转化，它们都超越了认识者的有意识控制。

”这些理论不仅给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也刷新了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更为文化过滤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根基。

2．文学变异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

它与文化过滤之间的关系如何？

文学变异性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之中，其主要内容有：

（1）语言层面变异学，即文学文本在语言的迻译过程中的交互影响以及彼此赋予对方以“新质”。

（2）是民族国家形象的文学变异研究。

任何一种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话语或书面的途径而被制作的，有时通过口头传说，有时通过新闻媒体，有时通过文学作品。

它所展现出的异国空间，有可能是理想化的，展现的是一个乌托邦；

也可能是“妖魔化”的，描绘的是一个活地狱。

实际这是形象制作者自身的种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

（3）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重视可比性结构的整体和综合研究，源于比较文学对接受概念新的理解。

如果过去的影响研究只研究A如何影响B，很少研究B对于A如何接受，那么文学变异学下的接受研究则更重视对接受的历史语境、现实语境、文化语境的研究。

这样一来，文学就和社会连在一起，文学就与社会心理、民族审美特质和文学性连在了一起，从而使接受研究走出传统的二元结构研究的窠臼，使文学研究在跨文明的语境下真正实现其具体性、变异性和为我性。

（4）文化变异学研究。

在跨异质文明的语境下来探讨文学关系，其研究的视点不仅仅体现于跨越语言界限的变异上，“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人、物、印象及整体文化在“制作者”作品中的形象，以及接受者视野介入后对被接受对象的调适、修正乃至变异，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些变异底里的深层原因和促使发生变异的内在规律。

那么，文学变异学研究与文化过滤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

文化“模子”的不同造成接受屏幕的限隔，透过屏幕的接受必然是一种文化过滤，而过滤就意味着接受的过程必然要留下什么或扬弃什么，它既不是简单的原文学文本主体的被动接受，也不是本我文化主体的简单归化接受。

总之，文化过滤是跨文明语境下贯穿于文学交流和对话过程中的制约机制，也是决定对话和交流之结果和表现的前提条件，而变异性则是文化过滤的显性表现和具体体现。

第二节 

译介学

1.为什么说译介学属于文学变异性研究？

影响研究注重的是以实证的方法描绘出文学影响的路线，而深受语言学转型之后的欧洲理论影响的译介学却并不试图通过探幽发微或缜密考证来指出误译对目标文化的影响。

影响研究的理论前提之一是将源文化视作主体，目标文化视作客体，以原文为中心，而仅把翻译作为工具；

而译介学却恰恰相反，它的前提是误读和误译，因此翻译必然产生变异，值得深究的是这些变异产生的原因及历史文化语境。

可见，译介学既然不同于媒介学，也就不应再囿于影响研究的框架之中。

因此，继续突破影响研究的范式，从文学变异学的视角研究翻译问题，不仅会促进译介学的发展，同时也对更新比较文学的学科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故本教材不仅将译介学纳入文学变异性研究的框架之内，而且从这一全新视角出发，重新界定译介学。

我们认为，译介学是比较文学中研究语言层面的变异的分支学科，它关注的是跨语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语言变异（即“创造性叛逆”）现象，并探讨产生这些变异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根源。

2.译介学的翻译理论研究与传统译论有什么不同？

传统译学始终建立在对“原文”、“译文”的本质化定义之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关系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因此忠实、准确被视为评判翻译的基本原则。

而70年代兴起的翻译研究，由于受到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陆理论的深刻影响，激烈批判传统译学本质主义的翻译观。

翻译研究不仅积极肯定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更进而提出翻译对原文的“不忠”是绝对的、必然的，而且这种“叛逆”与“不忠”往往携带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因此，翻译研究不再将翻译的准确性作为自己要关注的问题，不再以忠实为标准对译本进行价值判断，不再将指导翻译实践、确立翻译规范作为自己的任务，不再沿袭“作者中心”与“原文中心”的传统思路，而是转向以译者、译文为中心，将翻译问题语境化，探讨充满误读、误译的翻译如何影响目标文化，产生种种误译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机制。

3.什么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两大主将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译研究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