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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这便使20世纪初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

对于我们所珍爱的文化传统，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了。

鲁迅说：

　　“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

　　但是，这一本来并不深奥的道理，中国人直到今天也并不明白。

能够怀着“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经算是开明之士了。

于是，大多数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实，就在“五四”前后，统治中国人大脑的，还是纲常名教和鬼狐报应。

辛亥革命驱逐了满族的皇帝，但并未触及中国人大脑中的皇帝。

1916年袁世凯要称帝，1917年张勋要复辟，这些“壮举”并非是毫无民意基础的纯闹剧。

拥护帝制的壮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

曾经被视为激进党的康有为，此时却大力宣传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

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们对心中的皇帝的依赖变得更急迫、更虔诚了。

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

“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

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针对各地兴起的祭孔读经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锋芒批判了这股逆流。

最早反对把孔子学说定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随后更多的人投入进来。

　　巴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说里，描写过“五四”时期闭塞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观。

就在此时的四川，却产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锋，他的名字叫吴虞。

　　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

他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成都任教。

《新青年》最初发行到成都时，只有5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各买了1份。

　　吴虞深深地为《新青年》所吸引，积极投身这场文化变革。

他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辨孟子辟杨墨之非》、《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进行严厉的批判。

他说：

　　二十四史，徒为帝王之家谱，官吏之行述，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恢张君权，崇阐儒教；

于人民权利之得失，社会文化之消长，概非所问。

历史即为朝廷所专有，于是舍朝廷之事，别无可记。

　　呜呼！

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

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

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

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

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

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拒杨墨。

　　吴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与专制的关系，特别对封建统治者借作护命符的孔子学说进行了勇敢的质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圣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南陈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

他发表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乡愿与大盗》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儒家“三纲”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是“专制政治之灵魂”。

但同时李大钊说明：

“余之抨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

其实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共识。

他们都认为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是圣哲，是伟人。

陈独秀曾规劝青年要以孔子、墨子为榜样，吴虞也说过孔子是当时之伟人，李大钊说孔子是其生存时代之圣哲，其学说亦足以代表当时之道德。

还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会创造出新的学说以适应现代社会。

可见他们并非像今天一些无知学者凭空想象的那样全盘否定孔子，而是认“五四”为孔子的许多思想不适应于今天，并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为一尊，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

在“五四”先驱的意识里，国学的范围要比孔学的范围大得多。

在今天，特别应该纠正的是，“五四”时代并没有“打倒孔家店”这句被后人误传的口号。

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多种思潮组成的，有比较激进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较保守的，例如学衡派，但学衡派也是赞成改革的，还有主张兼容并包的，例如蔡元培。

他们都主张改革传统文化，但谁也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

狂飙为谁从天落（3）

　　陈独秀说：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

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现代进化的最大障碍。

　　吴虞也说：

“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

　　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尤为突出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根据民主、科学两词的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当时又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先驱们认为，中华文明所急需输入的新鲜血液非这两位先生莫数。

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千钧棒所扫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学革命的朝阳喷薄而出了。

　　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号上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势不可挡地发生了。

这里，需要介绍那位著名的绅士派领衔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五个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获得过几十个名誉博士头衔，热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还曾经梦想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桐城派的风水宝地上，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

陈独秀被骂为“独兽”、“毒蝎”，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出试题时用做“孙行者”的下联，因为“猢”与“狲”都是猴子的意思。

总之是不属于人类。

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中，胡适的名字叫做“狄莫”，“狄”与“胡”，都是蛮夷之辈，总之还是非我族类。

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吾因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这“八事”是：

　　须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坚决的《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

陈独秀器宇轩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

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

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说《诗经》中的“国风”、“楚辞”都是“斐然可观”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十八妖魔”。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

　　钱玄同（1887-1939），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复，江苏江阴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

钱、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发表了著名的“双簧信”。

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各种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作《复王敬轩书》（即《奉答王敬轩先生》），逐条进行批驳。

这个子虚乌有的王敬轩，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点，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

　　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

又发表《致蔡鹤卿书》，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不应该“覆孔孟，铲伦常”。

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说，伦常有五：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

　　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

　　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

　　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道：

“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

”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均一视同仁”，这才是北大的胸怀。

　　李大钊则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认为：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

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

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

……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时代的要求，加上先驱者的奋争，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狂飙为谁从天落（4）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

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部。

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

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

　　鲁迅说，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

　　所以，新文学的建设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