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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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和都阳2000；

Tsui1991，1993；

Jian，SachsandWarner1996；

WorldBank1995，1997；

Zhang,LiuandYao2001；

AzizandDuenwald2001）

以1978年价格衡量的31个省区市的人均GDP和劳均GDP的变异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0.97和0.69；

1990年两个指标分别为0.84和0.70；

但是到2000年，两个指标则分别上升到0.96和0.82。

以1978年价格衡量的人均GDP和劳均GDP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0.35和0.30；

到1990年则变为0.33和0.30；

但是2000年这两个指标则分别上升到0.38和0.36。

由此可见，中国各省区市的发展水平有拉大的态势。

2001年中国大陆31个数据可得的省区市中，当年价格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北京和天津分别为37382元/人、25300元/人和19986元/人。

除去三大直辖市之外人均GDP最高的四个沿海省区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的水平分别为14550元/人、13612元/人、12925元/人和12375元/人。

一些落后省区的情形则与这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省区市形成鲜明对比。

2001年当年价格人均GDP最低的四个省区贵州、甘肃、广西和云南分别为2865元/人、4173元/人、4697元/人和4872元/人。

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13倍，浙江的人均GDP是贵州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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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日益拉大的地区差距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解释这个现象。

Chen和Feng（2000）对1978-1989年中国29个省的经验研究中，强调了私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私有企业的发展状况能够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

然而，正如激进转轨国家的经验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私有化本身并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这些企业进入了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选择了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LinandYao2001）。

Lee（1994）以及Dayal-Gulati和Husain（2000）强调了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

不过，这些研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的决定因素并没有给出深入的分析。

Young（2000）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加大的关键，因为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

但是，地区市场分割和保护政策本身还是一个内生的结果，地区分割政策是发展战略作用之下形成的（林毅夫等1994）。

另外的一些研究（Dé

murgeretal.,2001；

FleisherandChen1997）将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和/或地理因素，这些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同时，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但是，正如后面将要指出的那样，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水平并不亚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里。

如果倾斜的投资政策是导致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之前中西部地区得到了大量投资却没有缩小和东部省区市发展水平差距的事实。

图1（a）：

1978－200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人均和劳均GDP变异系数

图1（b）：

1978－200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人均和劳均GDP基尼系数

说明：

图1（a）和（b）中涉及到的GDP均以1978年价格衡量。

图1（a）中的变异系数的定义是有关指标的标准差除以均值；

图1（b）中的基尼系数是根据Lorenz曲线的原理得来的。

资料来源：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和各省区市统计年鉴资料整理而来。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关于自生能力这个概念的含义，后面还将详述。

，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目标，政府就要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而各种各样的扶持措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这些省区的资本积累速度，也制约了这些省区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

中西部省区没有充分摆脱赶超战略的影响，因而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就差。

为此，应该按照市场信号的引导，对赶超战略之下形成的存量要素配置结构重新进行调整，以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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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第三部分对中国地区发展政策的效果进行理论分析，阐明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是制约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部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系统的统计资料，对本文的理论观点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

最后是结论性评论。

二中国地区发展政策的大致变化历程本小节所引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各地纷争的局面，全国空前统一。

但是各省区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

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黄河流域，因而早期的经济活动重心也就主要集中在那个地区。

大约到宋朝时，中国的经济活动重心逐渐南移，主要农作物种类发生了变化。

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始于洋务运动。

不过洋务运动并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有选择地在一些沿江、沿海等交通条件好的地区设立工厂。

19世纪末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

当时上海、广州和武汉三个城市的工厂数占全国的64%。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里，民族工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1928-1937年之间的十年建设时期，国民经济也有一个大的发展。

这个时期里中国地区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些变化，东北的重工业发展迅速，天津、青岛等地也形成了工业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些重要的工业设施向大西南地区迁移，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但是基本格局仍然是东南沿海比较领先。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比较大的。

。

从图2中可见，1952年28个数据可得的省区海南、西藏数据不可得，重庆的数据包括在四川省当中。

之间，人均GDP水平的均值为134.89元/人，变异系数变异系数等于标准差除以均值。

为0.59。

上海市人均GDP最高，为436元/人，最低者贵州则只有58元/人，前者为后者的7.5倍。

图2：

1952年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支出

为了发展国民经济，中国政府从1953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前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是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第一轮建设高潮。

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这些重工业建设项目中的相当部分，都建设在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大城市里，建立在沿海城市的只有1/5。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为了使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和华北沿海地区的生产潜力充分挖掘出来，国家加强了对沿海地区的资金投入。

“三五”时期（1966－1970年）是中国工业建设布局的一个战略转移时期。

为了备战，中央政府按照“一、二、三线”的划分，将建设项目的布点主要集中于“大三线”的川、贵、滇、陕、甘、晋、鄂、湘等省区。

“四五”时期，国家对大三线投资的力度趋缓，中央政府要求各省区市提高工业产品自给率，加之东部一些油田的开发，沿海一些省份投资比重有较大回升。

19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改善之后，中国的投资重点逐渐转向沿海地区。

按照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改革之前中西部省区获得的大量投资应该会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然而事与愿违，从1953年到1978年的25年里，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

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西部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于东部省区。

从图3可见，1978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为2498元/人，是人均GDP最低的贵州省的14.28倍，除三大直辖市之外发展水平最高的辽宁省的人均GDP为680元/人，是贵州的3.89倍。

1978年各省区市的人均GDP均值为467.57元/人，变异系数为0.9588，远高于1952年的0.59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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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78年中国大陆各省人均GDP水平

1978年秋季，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施了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

“在1980年3月召开的关于制定长期计划的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要‘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要承认不平衡’”（王梦奎等2000，第266页）。

“六五”（1981－1985年）、“七五”（1986－1990年）计划当中确立了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首先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的方针。

在这些政策之下，沿海地区的投资比重迅速上升。

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体制方面，从1980年开始，改革了过去实行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代之以“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以激发各省区市财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1980年代重视沿海地带发展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却相对滞后，对未来国民经济的发展构成挑战。

在这种状况之下，进入1990年代以来政府的长期发展规划中又重新强调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1996年3月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提出了防止地区差距扩大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也引导大量的外资投入到中西部地区。

19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伴随着这些宏观政策的变化，1994年改革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实行了分税制，统一了所有内资企业的所得税。

三自生能力问题以及赶超战略对中国地区差距的不利影响

正如我们前文介绍的那样，改革之前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指导下投向中西部地区的大量投资没有根本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均和劳均GDP水平。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症结，也在于赶超战略之下对中西部省区的投资大量集中于资本密集的行业。

为阐明发展战略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林毅夫（2002a，第272页）中正式定义了“自生能力”概念：

“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

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