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教案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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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饱览世事沧桑，杀戳和死亡，使他厌倦了政治。

此间他继续学习传统文化，接触五四新思想。

1922年，他告别湘西和沅水，到北京，去追寻文学之梦。

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他报考大学失败，他边做小职员，边旁听于北大，自学于京师图书馆，在公寓中伏案写作，经郁达夫、林宰平、徐志摩及胡也频等人的鼓励和帮助，自1924年起，他开始发表作品。

此后，其作品大量见诸于《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

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文学之旅。

1928年，他南下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

尔后，他受胡适、杨振声等聘请，以一个小学毕业的作家身份，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

在中国公学时认识了苏州名门淑女张兆和。

1931年任教于青岛大学，教授“小说习作”课，云天海水使之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书，艺术臻于成熟。

1933年由青岛去北平，9月与张兆和在北平成婚，任教于北京大学，同时开始主编《大公报·

文艺》副刊，培养了大批年轻作家。

此间并写成《边城》，成为“京派”小说的柱石。

1937年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南下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同时发表长篇小说《长河》，中篇《看虹摘星录》。

1946年，抗战胜利后北上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

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四家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

由于他在40年代受到左翼代表人物的攻击，他被文艺界批判。

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基本上中断了创作，潜心中国历史文物研究，渐渐淡出文坛。

50年代他早年作品的纸型甚至被销毁，其作品价值未被肯定。

1978年，他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1980年应邀赴美访问，受到美国文化学术界热烈欢迎。

随后，首先从国外开始对他的评价日趋于高。

1988年5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他是难得的“文体家”，其作品在思想内涵上，开创了既有别于“国民性批判”又不同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独特的乡村生活的观照点。

在艺术上他创作了诗化小说（或小说的诗化）

他一生著述甚丰，文学作品代表作有：

《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另有历史文物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为周总理亲自委托研究的课题，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沈从文著作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此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沈从文散文选集》《沈从文选集》等多种选本。

（关于“京”派，是相对于“海”派而言的。

“京”派和“海”派，分别指上世纪30年代活跃于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作家群体和活跃于上海的作家群体。

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因为这所谓的两派，无结社，无明确的纲领。

但学术界多数还是勉强视之为流派。

“京”派以沈从文、废名、萧乾、李健吾、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芦焚、朱光潜等为代表，主要是自由主义作家群体，“海”派以苏汶、鲁迅等人为代表，主要是左翼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以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作家团体，相对来讲，京派文学总体上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在审美趋向上采取从容节制的古典方式，也有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总体上疏离政治，远离商业功利。

“海”派，其实成分比较复杂，有典型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学和堕落文学，有以张爱玲为代表的融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文学，有新感觉派之类的前卫文学，还有富于使命感和革命性的左翼文学等。

“海”派在题材上多写都市各阶层现代文明生活，形式上借鉴海外文学成分较多，呈现实验、创新、开放、多变色彩，商业色彩浓厚，作品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关系密切。

“京”派和“海”派曾经在30年代发生过一场争论，“京”派沈从文认为，“海”派文学缺乏尊严感，存在“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倾向，缺乏“诚实与质朴”；

“海”派苏汶则辩白说，海派则代表现代都市文明文学，是现代机器文明的产物。

鲁迅则各打五十大板，“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

其实，两派之争，不甚明了，多少有文人的意气和派性的意味。

但“京”派对“海”派浮泛作风的批评不无中肯，但也显偏狭。

）

二、作者的思想

1、政治思想：

自由主义，疏远政治

作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一生对政治厌倦，远离政治，未加入过任何党派。

2、文学思想：

张扬文学本体性，强调艺术的自然和个性化，讲究艺术形式

（1）强调文学的独立自主精神，反对文学对政治和商业的依赖，重视文学的与人生的关系。

他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忍受任何拘束”，文学不能为“狭义的时代”，不能缺少必要的“暇裕”，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主体性，自由性，要求文学应该对抗政治与商业的压力和诱惑，不能成为政治和商业的附属物和奴隶。

但他也主张文学应该写人生，反映和关注人生。

（2）强调作者的人格和作品的个人性（尊重各自风格），反对虚伪的“风雅”和媚世的“俗气”。

出于对文学独立性，主体性的重视，他强调个人风格的特异，他憎恶文学流行虚伪的“风雅”：

幽默，也憎恶文学为了商业利益和政治功利的媚俗。

（3）重视共通人性，讲究艺术形式，注重文学功力

这主要体现于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

他的文学批评，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创作，是朴素和自然而为之。

他说：

“我以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

……一个作家对于这一点缺少理解，文字又平常而少生命，必然失败。

”从批评实践上，他也从人性和技巧方面切入较多，如他说朱湘的诗多是：

“飘飘心头留在纸上的人生淡淡的哀戚，”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进行的，同时又说，朱湘做诗追求“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保留的是中国旧词的韵律节奏的魂灵”，这是从形式方面进行的。

其文学创作，着力表现山乡蛮野的自然人性美，采用诗化的语言，娓娓述来，深得古典诗词的韵致。

所以他有“文体作家”的美誉。

三、作者作品的艺术风格

1、沈从文小说的内容

沈从文的小说总体上由“沉沦病态虚伪的都市”和“充满生命活力的乡村”两大世界的对比观照。

（1）“湘西小说”展现两种不同的人生形式——现实的人生形式和理想的人生形式（“人性”和“神性”）对于“湘西世界”多采用歌颂的态度。

如：

《边城》反映的是人性化的人生形式，而《媚金，豹子，与那羊》反映的则是神性化的人生形式。

（2）“都市人生小说”——“我是为你们高等的人造一面镜子”，展示都市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和人性的沦丧。

对于“都市人生”多采取讥讽批判的态度。

《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常用讥讽调侃文笔，刻写城市各色人物，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民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相辅相成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缺乏的“阉寺病”（阉寺，指宦官，阉寺性，指柔弱，缺乏生命力）。

两个世界中，都有大量的性爱题材，他以此作为观察和表现两个世界生命形态的切入点，从而揭示不同文化制约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态。

2、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

自然人性、化外风俗和诗化笔墨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重要支架，也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

（1）自然人性

人性探索是沈从文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宁静的或超越的态度坚持纯艺术道路的思想中枢。

“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使我理想的建筑。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

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使沈从文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沈从文人性选择的基本思路是：

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疏政治而亲人性。

（2）湘西世界

美丽蛮荒的自然风光、特异的风土人情、质朴的人生形式，表现出边城人民质朴的生活形式，没有现代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循着特有的朴素的自然的规律生活。

（3）诗化笔墨

这是一种抒情笔墨，体现出空灵而又仪态万端的艺术风格。

A、善于驱遣多种文学体式的因素，是指搭配、交织、融合，从而使其结构体制非常活跃、千姿百态。

B、小说的结构，不仅讲究内在自由，而且追求外在自由，即追求篇与篇之间的不重复、不粘滞，翻出新意新姿。

C、“文字组织的美丽”，语言柔韧含情，清通爽利、新鲜自然。

语言新鲜活泼，句法短峭简练，忧郁的情绸与诙谐的风致糅合，在描写人物事情时，往渗入民情风俗的联想。

“我的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

是的，这可以说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的那方面的。

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

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

3、沈从文研究和评价回顾

30年代，苏雪林《沈从文论》，认为其作品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意身到老万龙种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为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夺自下而上权利”。

批评沈文体“富有单纯的美”，但又有“玩手法”的毛病。

40年代，他受到左翼代表人物郭沫若、巴人、冯乃超等人的攻击，说他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是“桃红色”的文艺家，他的作品被归入“粉红色”系列。

50年代，他从文坛上消失，1951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称之为“多是以趣味为中心”，“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蛮的力量”，“写法是幻想的”，“文字是优美的”，“一方面固然表现他不满于现实但不自觉地其实对过去时代寄予了一些怀恋”。

60-70年代，他在海外备受重视。

1961年，美国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说他是现代中国文学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

1977年美国学者金介浦以沈从文作博士论文，后又出《沈从文传》，注意沈笔下的乡土中国描写的特色，将其与契诃夫并论。

80年代，开始对沈作“重新评价”，为其翻案。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说：

“目前在全世界提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也只有沈从文和老舍”。

凌宇的《沈从文论》则系统阐析了沈从文的作品。

深得其壶奥的弟子汪曾祺的《沈从文的寂寞》则肯定他“民主主义的基本倾向”和“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

这些都倾向其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的评价。

80年代后期开始从审美价值方面去评价他。

突出收获是对沈从文文体的研究。

汪曾祺的《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明确提出所谓“沈从文体”的概念，赞扬他语言的功力和技巧，认为其物色是“充满泥土气息”和“文白杂糅”，“朴实则有情致”。

凌宇重新写成的《沈从文论》从思想价值和文艺内涵上对沈从文加以审视。

90年代后，沈从文研究相对沉稳，有多本较为系统的著作出版。

如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大学1990年版）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不少文艺1993年版），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湖南师大1997年版）。

最值得提及的是王晓明《潮流与旋涡》（中国社科院1991年版）中的一篇《沈从文：

“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他认为，沈从文描写湘西风情的作品用的是“地方志式的文字”，是“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木讷迂缓的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