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的发展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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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歌和小说研究者的高歌猛进、激扬奋发不同，散文研究者更多的是低徊浅唱、疲惫松软。

当然，散文研究如此这般的境况不是没有缘由的，这可能与以下方面有关。

第一，新时期散文发展的滞后。

作为一种文体，新时期的诗歌与小说一直处于不断革新状态，观念与文体总在超越传统和自身。

在诗歌领域，朦胧诗、寻根诗、寻根后诗都是对以往诗歌传统的根本性超越；

在小说领域更是推陈出新，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后先锋小说等层出不穷、波推浪涌。

相比而言，散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质，一直处于既定模式之中难有根本性超越。

以致人们对散文的发展深怀忧虑，有人甚至提出散文消亡论”从中足可见出人们

对新时期散文滞后的强烈不满。

显然，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对一个没有多少变动的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其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

第二，散文概念和理论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诗歌和小说研究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从而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明确、固定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这就为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可以说，诗歌和小说理论的发展成为其进一步研究强有力的支点和依据。

然而，散文可供参照的理论几近空白，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系统而深入的散文理论，散文的概念、范畴、内涵、外延、价值和本体等都较为模糊，未能得以确认。

这就必然导致散文研究有着经验化、随想性的不足。

第三，散文研究者素质的低弱。

尽管新时

期已经出现几本散文研究著作，有的研究者也作了不少拓荒工作，并表现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和文化功底，但总体而言，散文研究队伍远没有诗歌和小说研究队伍整齐和壮大，其理论修养与学术功底也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让一支装备不良、素质低弱的“军队”去攻破

散文研究这个坚固的“堡垒”，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时期散文研究的落后状态直接导致三个恶果，一是它难以成为创作的借鉴与指导，从而使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处于相当的盲目和随意状态；

二是不能正确估价新时期散文的成就与局限，以致出现研究者的“迷失症”；

三是限制了一般读者欣赏能力的提高，读者或是对散文不屑一顾，或是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新时期中国散文已走过20多个年头，尽管它的成就远不能与诗歌和小说相提并论，但它仍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近些年，散文一改附属的地位，由边缘而移向中心，成为热得发紫的文学样式。

显然，在世纪之交，对新时期中国散文做出宏观而公正的评价，展望其发展前景，是一件必要而又颇有意义的事情。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不用“新时期、后新时期、后后新时期”而用“新时期”来概括这几十年的散文，主要有两点考虑：

其一，尽管在不同的时域里散文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本质上说，这几十年的散文具有总体一致的启蒙性特征；

其二，“新时期”这一概念更为完整和清晰，足以概括这个时期的散文发展与走势。

上篇：

文化散文－－继承与深化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别。

广义上，它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生活方式。

狭义上，它就是指与政治、社会和道德相区别的精神、心理、人格和审美方式。

我们使用的“文化”不是广义的，而是狭义的。

从此意义上说，文化散文更多的是带有文化内蕴，内含一个民族乃至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和审美意趣。

1990年，有的学者指出，“贴近生活的又一表现，就是世俗化倾向。

人情种种，世俗百态，成为一些散文家观照的热点。

由于这种观照常取文化视角，伴以历史文化反思，故又称文化散文”。

（佘树森：

《九0年散文琐谈》，转引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大致说来，“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散文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政治、社会、思想和道德方面切入进行的文明批判，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散文；

二是从文化角度展现人的精神、心理、生活和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文化散文。

比较而言，在中国现代散文中，意识形态散文为主潮，而文化散文则处于边缘地位。

到新时期，尤其到1985年以后，这一对比关系发生了调换，就是说，意识形态散文相对弱化，而文化散文则空前繁荣起来。

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一是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风雨业已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比较和平的生活，生活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

二是意识形态和文学的关系有所松动，那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已被打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文学以其自身的文学性方能获得其长久的生命力。

三是作家的学者化呼声很高，一些学者步入作家行列，这就带来了散文的文化化。

四是读者文化品位的提高也要求散文承载更大的信息量，做到更入情合理，有着更高的品位与境界。

此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化散文家，他们有冰心、萧乾、柯灵、孙犁、钱钟书、张中行、季羡林、汪曾祺、黄裳、余光中、林非、宗璞、余秋雨、张晓风、贾平凹、张炜、周涛、林清玄、张承志、史铁生、韩小蕙、王小波、素素、郑云云、伍立扬、王开林、刘鸿伏、祝勇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化散文的兴盛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散文的影响。

在新时期文化散文家中，有的就是当年活跃于文坛的散文大家，如冰心、孙犁、钱钟书，那些中青年散文家也都是喝过“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的乳汁长大的，从中国现代作家那里都可找到他们的师承或源头。

比如，汪曾琪直接师承沈从文，废名；

贾平凹在《四月十七日寄友人书》中“曾惊叹过三十年代的作家，深感到他们了不起，后越是学习他们的作品，越觉得他们都是从两个方面来修养自己的，一方面他们的古典文学水平极高，一方面又都精通西方的东西”。

张中行和黄裳又分明得益于周作人的文化散文。

林非、张炜与鲁迅的文化散文关系密切。

那么，新时期文化散文在哪些方面继承和深化了现代文化散文呢？

首先，对人性、人情进行了深度的开掘。

一般说来，中国现代散文比较重视表现人的阶级性，而对人的非阶级性则关注不够，当年鲁迅和梁实秋那场笔战就很能说明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化散文弥补了这一不足。

比如，林语堂、丰子恺的文化散文较多关注人的普通人性，即衣、食、住、行和真、善、美、爱等，如林语堂的《论躺在床上》，丰子恺的《放生》、《素食之后》都属此类作品。

到了新时期，探讨人们共通的人性和人情成为文化散文的共同追求，作家逐渐认识到衣、食、住、行、性、爱、美、趣味等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

如郑云云的《住房心情》、伍立扬的《悲欣交织说口腹--饮食文化随笔》等都是自觉探讨人性的基本方面。

另外，亲情、夫妻和友朋之爱是新时期文化散文的一个母题，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苏晨的《老伴》、林非的《离别》、宗璞的《哭小弟》、韩小蕙的《悠悠心会》等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这些作品与鲁迅的《藤野先生》、冰心的《南归》、朱自清的《背影》都有内在的联系，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文化散文中关于人情至美的母题。

这些作品较前或许在观念上没有太多的突破，但在抒情的真挚、描写的细腻、叙事的方式和感人的深度上都有新意。

事实上，爱”作为人类永恒的母题，它世世代代为人抒写，然而它又是常写常新，总是不老，看来，问题的关键既是写什么，更是怎么写。

比如林非的《离别》让人想到朱自清的《背影》，它们都写父（母）子之爱，然而写法又明显不同。

一是在叙事方式上，《背影》是从儿子的视角用直叙的方式，表达离别前父亲对儿子体贴入微的关怀；

而《离别》则通过父亲的视角运用倒叙回味的方式，描写父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离别》中，儿子出国前父母的准备和机场送别时的千叮万嘱都被省略了，作品是从儿子离别后的空荡写起。

一个被抚摸着长得这么大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匆匆奔走的人群中间”真可惜自己的眼睛无法跟他拐弯”尽管儿子多少次回头告别，但母亲肖凤却自语自问说，为什么不再回头瞧我们一眼？

”父

母回到家里，推开门，觉得阴凄凄的，冷飕飕的”尽管时令正值盛夏。

此时，往日的欢乐都到哪儿去了？

”肖凤的心更是高悬着，她走进儿子的小屋子里，轻轻抚摸着他写字的桌子，抚摸着他今天早晨还睡过的被褥，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其实，离别前和离别中的伤情固然强烈，而离别后的伤怀往往更深厚，尤其对父母来说更是如此。

那么大的空间需要用思念去填充、回味和想望，从而产生较大的艺术张力。

二是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离别》较《背影》更节制。

《背影》中写了两次流泪，一次是看到家道衰落，想起祖母，

不禁簌簌地流下了眼泪”二次是离别时父亲为我准备一切，后又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里，我的眼泪又来了”。

而《离别》也写了两

次流泪，一次是儿子的身影消失后母亲泪水溢满眼眶，但强忍着，没有让它流下来；

二次是母亲回到家中，看到儿子的用品，抚摸着儿子早晨留下的体温，眼泪终于掉下来”。

这种通过节制后的感情更为感人，它在最该表达的时候一涌而出，既表达出作为学者作家的父母之克制力，又表现出内在情感的深度和流程，这里，《离别》比《背影》的情感表达又胜了一筹。

三是在细节的描写上，《离别》比《背影》更扣人心弦。

父亲送走儿子，“觉得自己的眼眶里正涌着泪水，绝对不敢开口说话，怕这轻轻的震颤，泪水会掉下来”。

这是何等细微的体味，这仿佛是人走在一根发丝上，又好像早晨的露珠滚在草叶上，让你的心也为之震颤。

与此相关，倡导人性向善也成为许多文化散文的共同追求。

在这些散文中，“善”不仅成为个人的一种修为，更重要的是，它能使自己避免受到异化和污染。

在表达方式上，新时期文化散文比较注重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

1989年，冰心曾写了《我喜爱小动物》，其中表达了作家与小猫和小狗间的亲近。

张炜也是酷爱小动物，在他的散文中屡屡写到小动物，其中表达了他的向善之心，也表达了对那些残忍者的诅咒。

在这里，我主要谈谈张炜的散文《圣华金小狐》。

在张炜笔下，小狐已不是狡猾放荡的野兽，而是周身充满灵性与美的象征，它的灵目，它的秀鼻，它的软毛，它的长须，它的大耳，都透出生命的光泽。

然而，就是如此可爱的小生灵，“到本世纪末，它们可能灭绝”，而灭绝小狐的罪人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作者表达了对人类残暴性的痛恨之情，“这样的一双目光、一张脸庞，让人怦然心动。

可是更多的时候，人类已经在残酷的追逐和杀戮中丧失了感动的能力。

对于死亡、流血、可怕的变故和异类的伤痛，已经变得相当漠然”，“圣华金小狐，还有其他无数的可爱生灵，都将在残酷的时间和命运的戕害和淘洗下，消失终结”。

作者最后还警示说，面对小狐的眼睛，人类“都应该长长的反省”，“人类在这样的一双眼睛面前，应该全面地检点自己的行为，追索自己的品质”。

面对人性的异化，张炜的呼喊是沙哑的，滴着血的，从中可见某种绝望。

在另一篇散文《老人》里，张炜关注的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这里的动物比小狐幸运得多，它们与美丽的花朵一起聚集在两位栖身山中的老人身边，做着美丽的梦。

老人从动物身上获得欢乐，而动物也得到老人的饲养和守护。

有趣的是，作者对动物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它们之间甚至它们与老人之间都可以用语言进行交流。

我认为，作者对动物如此富有童心，无疑希望人类与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