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文献综述(发网上稿).docx

乐记文献综述(发网上稿).docx

《乐记文献综述(发网上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乐记文献综述(发网上稿).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乐记文献综述

摘要：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在世界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也有着历史首创性的重要价值。

它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是我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奠基石。

20世纪以来对《乐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内容；2、《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3、《乐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4、《乐记》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

《乐记》儒家作者与成书年代哲学基础音乐美学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我国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音乐美学原理和文艺理论的基石,它对两千多年来古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我国音乐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现存《乐记》的11篇内容中，前8篇论述乐的本源、社会功能和美学标准等；后3篇分别记述子夏和魏文侯、孔子和宾牟贾、师乙和子贡论乐问题。

20世纪以来，众多学者详细论述了《乐记》中一系列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并通过对《乐记》中所体现的哲学、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乐记》是如何阐释艺术的本源本质、社会功能、审美、创造等一系列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

20世纪以来对《乐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内容；2、《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3、《乐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4、《乐记》的不足之处。

一、《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内容。

关于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主要存有两种分歧。

一说为战国初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

（“《乐书》取公孙尼子”“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另一说此书为汉儒所作。

但对出自哪一汉儒之手,学者们也存有分歧。

有的认为是出自汉武帝的河间献王刘德之手（“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宫》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

郭沫若根据《隋书·音乐志》、《史记正义》,认为“今存《乐记》取自《公孙尼子》”。

此后,杨公骥、杨荫浏、廖辅叔、董健、周柱铨、周来祥、金钟、吕骥等相继赞同公孙尼子为《乐记》作者这一说。

蔡仲德在《〈乐记〉作者问题辨证》一文中却提出“《乐记》取《公孙尼子》”、“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之类的说法都不足为据,公孙尼子作《乐记》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他认为:

首先,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说一样,《奏答》此说也没有提出任何依据,也只是一种揣测;其次,《奏答》既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又采用《汉书·艺文志》刘德作《乐记》一段文字,而未加以否定,岂非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从而得出四点结论:

　　1、《乐记》的成书年代不是在先秦、战国初,而是在西汉五帝时代；

　　2、《乐记》的著者不是战国初儒家公孙尼子,也不是‘西汉杂家公孙尼’,而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

　　3、刘德作《乐记》时,曾广泛采用《周官》及诸子论乐文字,其中有些文字采自《公孙尼子》,但更多采自荀子《乐论》等；　　

4、《乐记》成书后,其中11篇由戴圣于汉宣帝时编入《礼记》,流传至今,即今存《乐记》,此后又有人将该11篇收进《史记·乐书》，也流传至今。

尽管对该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历代学者各持一词,不一而终,但其内容是对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阐述和总结,其思想资料是源于先秦诸子言乐事者,这是毫无异议的。

所以我认为，《乐记》的初稿应形成于荀子《乐论》和《吕氏春秋·大乐》之前，绝对不可能是汉代的刘德；而“《乐记》取《公孙尼子》”之说，则似乎更合乎《乐记》的发展逻辑。

因此，《乐记》的作者肇始于战国时期的公孙尼子，中经诸子的润色，最后定型于刘德、毛生等人。

而且我认为要确认《乐记》的作者，还必须弄清“作者”的概念。

按照通常意义来理解，“作者”是指著书立说的人，或者说是指文章或著作的写作者。

由此观之，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说公孙尼子是《乐记》的作者，也不能简单地说刘德、毛生等人是《乐记》的作者。

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案著录第一”指出，“周秦人之书，若其中无书疏问答，自称某某，则几全书不见其名，或并姓氏亦不著。

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

”这段话最准确地概括了周秦典籍形成与流传的基本过程。

薛永武在《从先秦古籍通例谈<乐记>的作者》一文中提出，“《乐记》的成书，也符合这个规律，即肇始于公孙尼子，后经先秦历代诸子的阐释流变，包括荀子的《乐论》和吕不韦及其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也就是说，刘德、毛生等人“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编撰或编著了《乐记》文本，即刘德、毛生等人有编有撰，而决非今天意义上的作者。

”我对此观点表示认同。

《乐记》原有23篇,24篇两种传本。

现存前11篇，同时保存在《礼记》和《史记》中,其内容是《乐论篇》论乐的本源；《乐象篇》论乐的特征；《乐言篇》论作乐之事；《乐化篇》论乐对人的感化作用；《乐施篇》论乐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乐论篇》、《乐礼篇》、《乐情篇》论礼乐的异同及其与鬼神的关系,亦即论乐的社会功用。

《宾年贾篇》《师乙篇》《魏文侯篇》以时间先后为序,分别为孔子论乐；师乙论乐；子夏论乐。

后12篇是关于音乐的创科、演奏、乐律、乐器等有关技术方面的研究,可惜都已失传。

现存11篇论及音乐的本源、特征；音乐的美感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用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音乐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古代与新声的关系等内容,甚至对音乐的创作过程也做了生动的描述。

二、《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

有关《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乐记》是建立在自然哲学思想体系上的闪耀着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辨证思想光辉的艺术理论著作。

作为这一观点的提倡者,吕骥认为《乐记》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在春秋之际所出现的各种进步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除开以孔子为主的儒家思想,还包含了殷周以来的非神的天道思想,以及建立在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初期无神论思想。

王静、刘健婷等人认为，《乐记》发挥孔子以来儒家学派哲学内涵，从礼与乐的矛盾系统出发，论述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礼”与“乐”作为一对矛盾进行阐述，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周来祥认为，《乐记》承继了孔子音乐、诗歌观点中朴素唯物的因素,吸取和运用春秋间阴阳说的朴素辩证法,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音乐和现实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建立了带有鲜明儒家特色的朴素的唯物辩证的文艺观和美学观。

（二）《乐记》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哲学思想。

　　持这一观点的蔡仲德先生在《〈乐记〉哲学思想辨析》一文中,从“动静”说——精致的唯心论、“理欲”说——露骨的唯心论、“天人感应”说——一种有神论、“唯君子为能知乐”论——一种唯心史观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思想体系是将有意志的天当作世界的本源、当作世间一切的创造者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认为《乐记》唯心论哲学思想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和阶级根源。

（三）《乐记》既有唯物主义成分,也包含唯心主义因素。

　　修海林认为《乐记》在有关“乐”的产生过程及音乐审美情感的产生问题上,“感于物而动”的命题对“心”、“物”关系是作了唯物的解释的,而“感于物而动”的命题在“静”与“动”以及“德”与“欲”的对立关系中则是一个被否定的命题。

修海林通过分析得出《乐记》音乐思想体系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当谈到乐的产生过程及人们的审美情感的产生时,其“感于物而动”的命题具有唯物倾向；但是当其音乐思想一旦展开叙述时,“感于物而动”恰恰是作为一个防范性的现实命题被提出来的。

它被用来从反面论证和补充“返人道之正”的命题,甚至作为制礼作乐主张的现实依据。

在“心”“物”关系上,“感于物而动”是作为“性之欲”的属性而被放到具天赋道德属性的“性之端”的对立面上去的。

因此,这一命题在《乐记》的音乐思想整体结构中,尽管存在着其自身合理的内核,但毕竟是被一层唯心的迷雾所包蒙着的。

三、《乐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一）音乐的本质

《乐记》一开头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旎,谓之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有研究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表达感情。

正因为音乐是人的感情的表现,所以感情不同,所发出来的声音也就不同哀、乐、喜、怒、敬、爱,这六者都是心感于物之后所产生出来的感悄。

六种感情不同,因而表现在音乐当中,也就成为六种不同的音乐。

反过来,表现不同感情的音乐,演奏出来,也会引起人不同的感情反应。

还有研究认为，音乐的本质不仅要表达感情,也要再现。

其再现的内容,不只是促使情感产生变化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且包括直接再现客观现实生活中的特定对象,直接描绘和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

（二）音乐与情感

研究者们认为情感与声音的关系是《乐记》音乐思想中发挥得较充分的一个方面。

认为《乐记》不仅明确表明了音乐是心灵的、感情的艺术,而且也表明了其互相影响、作用与反作用的辨证关系,同时也指明了人类哀、乐、喜、怒、敬、爱六大感情与“声噍以杀”、“声啴以缓”、“声发以散”、“声粗以历”、“声直以廉”、“声和以柔”之乐相互对应之。

（三）音乐的内容与形式

研究认为《乐记》不仅对音乐内容和形式的范畴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音乐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也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认为在“德”“艺”关系上,有着“重道轻器”的倾向。

《乐记》更重视内容,认为内容是首先的,是根本,形式是次要的,是“末节”，德性修养是主要的，掌握技艺是次要的。

（四）音乐与社会的关系

研究者们认为《乐记》深入探索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主要从乐与礼、乐与政的相互关系中把音乐与礼同政、刑并列,是治国的工具，也是教化的工具。

对《乐论·乐本》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怒,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从其义可知,只有音和,才能说明“政和”,音乐成了政治的透视镜。

由此可见，儒家的“礼乐”思想,注重了音乐的美育作用,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音乐本身,而是把音乐当作统治的需要,为了向老百姓进行教化,使老百姓潜移默化地服从统治,这就是《乐记》里面重要的一个方面。

（五）对原始艺术诗、乐、舞三位一体特点的总结与发展

李成认为，《乐记》的“乐”,不仅仅指音乐。

因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

虽然诗、乐、舞三者艺术表现形式不同,但在表现情感方面,却有共同的艺术规律,所以《乐记》揭示出了诗、乐、舞都是“本于心”的共同联系,肯定了思想情感在三者之间的纽带作用。

他认为《乐记》概括了中国早期文学的美学特征,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促进了中国文学诗化特征及中国戏剧诗、乐、舞的综合艺术民族特征的形成。

四、《乐记》的不足之处

一些学者认为，《乐记》受到历史局限性、阶级性的影响，虽然提出了音乐艺术要表现现实，要表现人的真实情感，然而当这一正确的艺术原则一旦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发生矛盾时，便又抛弃了它，而去乞灵于封建统治阶级抽象的概念——道，并且将“道”绝对化、神圣化了起来，用道掩盖了并顶替了生活的真实，以至于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

我们应该认识到《乐记》毕竟是封建社会初期的产物,是在西汉以前诸子百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其中很多观念思想借鉴了前人研究,也融入了当时作者的一些思想，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统治者服务的。

因此,对待《乐记》,我们应该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做出合理客观的评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发展音乐美学理论提供有益的积累。

参考文献：

[1]薛永武，从先秦古籍通例谈《乐记》的作者，《文学遗产》，2005,6

[2]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