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刺康王说辨证13页精选文档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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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曰:
‘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
’臣瓒曰:
‘此鲁诗也。
’”[4](P2669-2670)
以上两条材料都记载了周康王晏起,《关雎》叹而伤之的历史故事。
第一段材料出自刘向《列女传》,是现在可见最早提及此事的材料,一般被看作鲁诗诗说。
1第二段材料出自西汉杜钦向大将军王凤的进言,颜师古注引臣瓒之说明确指出“此鲁诗”,臣瓒为西晋学者,其时韩诗未亡,可推“刺康王”应未见于韩诗诗说。
《后汉书》中也记载了《关雎》刺康王的议论,注家亦将其定为鲁诗:
《后汉书?
皇后纪》:
“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
宣后晏起,姜氏请愆。
”注:
“《前书》音义曰:
‘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
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
’见鲁诗。
”[5](P397-398)
杨赐传》:
“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
“此事见鲁诗,今亡失也。
”[5](P1776-1777)
以上第一段材料为《后汉书?
皇后纪》的引论,所引康王宣后的两段记载均出自《列女传》,注文则沿用上文所引《汉书》注,第二段材料出自东汉杨赐对汉灵帝的上书。
由以上汉代文献中论及《关雎》的内容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从两汉奏疏中屡次称引可推测,“《关雎》刺康王”一说在汉代广泛流行;
第二,这一说法的具体记载到唐代章怀太子注《汉书》时已经亡佚,这很有可能与鲁诗亡于西晋相关。
1
韩诗诗说并未记载康王晏起这一历史故事,但明确提出了《关雎》为刺时之作,王应麟《诗考》引《韩诗序》:
“《关雎》,刺时也。
”[6](P630)这句话类似毛诗的小序,以一句话简短申明诗旨。
更详细的韩诗诗说保留于《后汉书》:
明帝纪》:
“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
“《春秋说题辞》曰:
‘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
’宋均注曰:
‘应门,听政之处也。
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
《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
’薛君《韩诗章句》曰:
‘诗人言雎鸠贞?
e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
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
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5](P111-112)
“应门失守,《关雎》刺世”一语来自汉明帝诏书,结合纬书《春秋说题辞》和宋均注文的说解,这句话中所谓的“《关雎》刺世”似乎并非诗的创作本身,而更应被理解为其在政治中的应用――当人主起了宣淫之心而荒废朝政,《关雎》便被用来匡正其行为。
薛君《韩诗章句》对此有更明确的说明:
诗人以雎鸠贞洁慎匹,比喻后妃与人君御见有度,无宣淫之心。
而“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到人君萌生好色之心,便咏《关雎》一诗以刺时。
由此可见:
第一,韩诗“《关雎》刺时”之义为诗的应用而非创作――韩诗诗说明确区分了作诗之“诗人”和咏诗之“贤人”,“《关雎》刺时”并非其作诗之义,而是借《关雎》咏淑女之义来匡正人主行为,是指《关雎》一诗借古讽今之应用;
第二,韩诗诗说中,《关雎》的创作意图是以雎鸠比拟后妃御见有度,是一首称美之作。
《韩诗外传》中的一段话,更能明确表明《关雎》在韩诗诗说中是一首称美之作:
子夏问曰:
“《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
”孔子曰:
“《关雎》至矣乎!
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虽神龙化,斐斐文章。
大哉,《关雎》之道也!
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
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
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
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子其勉强之,思服之。
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
”子夏喟然叹曰:
“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7](P164)
在这段孔子与子夏之间的对话中,师徒二人都对《关雎》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将其提升到“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的高度,这可以说明,韩诗诗说中的《关雎》,意义非比寻常,并非一首简单的刺时之作。
现存齐诗诗说中未见提及《关雎》为刺诗之义,仅存的一条有关《关雎》的论述见《汉书?
匡衡传》所载匡衡给汉元帝的奏疏:
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
故《诗》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
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
[4](P3342)
可见,在齐诗诗说中,《关雎》亦是一首称美之作,而其中的夫妇人伦,被从王教、纲纪的角度予以解读,从而受到极高评价。
综合上文的分析,从现存诗说看来,韩诗虽然提到“《关雎》刺时”,但却明确地指出这仅仅是后人用诗之义,齐诗则强调《关雎》是一首称美之作,因而,三家中明确《关雎》刺康王的只有鲁诗。
所以,鲁、齐、韩虽同为今文,但本为三家,各有所授,所言亦殊,在具体的说解上需要细致辨析,不可以“三家诗”混而言之。
二、从《史记》看鲁诗“《关雎》刺康王”说
在明确韩、齐诗说之后,我们再回到鲁诗“《关雎》刺康王”之说,“刺康王”是否有可能也是指《关雎》的应用而非创作呢?
如果这一猜测可以成立,那么今古文学者在《关雎》说解上的矛盾就可随之化解。
从上文所引的材料中难以得出进一步结论,我们可以从其他汉代文献中寻找相关材料进行分析。
与“《关雎》刺康王”之说相应的是司马迁《史记》所提出的“周衰而《关雎》作”的说法: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
仁义陵迟,《鹿鸣》刺焉。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8](P509)
嗟乎!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
儒林列传》)[8](P3115)
司马迁的诗学派别仍有争议,大部分学者将其划为鲁诗,因此,其在《史记》中屡屡提及的“周室衰而《关雎》作”常常被与“《关雎》刺康王”之说联系起来,即康王失德而《关雎》作刺,这种联系表面上看似乎合乎情理。
但是矛盾也随之而来,康王时代为西周盛时,《史记》曰: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8](P134)对康王时期的政治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2“周衰而诗作”怎么会是康王时期呢?
王充就曾质疑此说:
问《诗》家曰:
“《诗》作何帝王时也?
”彼将曰:
“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
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
”夫文、武之隆,贵在成、康,康王未衰,《诗》安得作?
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
(《论衡?
谢短》)[9](P562-563)
王充对当时流行的以“周衰而《诗》作”为康王时作出了反驳,他认为,康王时代是周代兴盛时期,不应与“周衰而《诗》作”对应起来。
那么,这种种矛盾该如何解决?
我们还是需要回归《史记》文本,分析“周衰而《诗》作”之说的具体语境。
首先,在《史记》中“周衰”、“周道缺”的说法并不少见,如“昭王之时,王道微缺”[8](P134),“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8](P134),“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8](P140),“平王之时,周室衰微”[8](P149)。
在以上几条材料中,西周中期的昭穆时代、西周后期的懿王、东周的平王,都被冠以“王道衰微”的评价。
可见,“周衰”、“周道缺”一类表达,是太史公的惯常语法之一,并非指周代全衰之时,也没有固定的指代对象。
那么,“周道衰”应该也可用以描述康王时期。
其次,“周衰而《诗》作”之“作”,其理解也应回到具体文本语境: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
呜呼,师挚见之矣!
纣为象箸而箕子唏。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
[8](P509)
这段话来自《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的序论,在这里,太史公谈道,自己读春秋史书在厉王时代总是废书而叹,对这一时代的政治表示惋惜,他谈道,当周道有缺,便有《关雎》和《鹿鸣》之诗出来讽刺,而厉王“恶闻其过”,公卿不敢议论朝政,导致了祸乱产生。
这段话可以和《国语》中著名的“召公谏厉王弭谤”对应来看,这段记载被司马迁搬入了《史记?
周本纪》。
厉王以强权禁止国人议论,召公进谏曰: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
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10](P11-12)提出国君应该对民众的议论加以疏导,并且建立包括献诗制度在内的畅通的信息渠道,将来自民间的批评意见作为行使政令的参考。
然而厉王并没有采纳召公的建议,导致后来被流放于彘。
由以上分析看来,“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
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和厉王止谤应该有着对应关系,《关雎》、《鹿鸣》讽刺时政是礼乐制度的表现,正如《诗大序》曰: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1](P271)而当厉王闭目塞听,甚至以强权禁止议论时,就已埋下了周代衰败的种子。
《史记?
儒林列传》的序论也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
太史公曰:
“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嗟乎!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
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8](P3115)
在本文看来,“周室衰而《关雎》作”和“幽厉微而礼乐坏”也存在上文分析的对应关系,“周室衰而《关雎》作”并非历史化地描述诗在周代衰败之时被创作出来,而可能只是追溯一种礼乐制度的实施情况――当王室德行有亏,便有《关雎》之作刺过讥失,对君主行为予以匡正;
而至幽厉时期,这种礼乐制度不再实施,周代的政治便走到了尽头。
所以,不管是韩诗“《关雎》刺时”,还是太史公“周衰而《关雎》作”,都更多着眼于诗的应用,以及这种应用背后的礼乐制度对政治的影响。
回归鲁诗“《关雎》刺康王”一说,还可以参考西汉扬雄的说法:
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
齐桓之时?
,而《春秋》美邵陵,习乱也。
(《法言?
孝至》)[11](P543)
扬雄习鲁诗,因此其著作中也提及《关雎》与康王时代的联系,但是,他却以《关雎》和《颂》并列,作为康王时期治世的表现。
结合前文“叹而伤之”、“《关雎》起兴”等说法,鲁诗并未将康王晏朝之事上升到刺过讥失的高度。
因此,鲁诗对于《关雎》的说解,很有可能与韩诗诗说一样,是着眼于这首诗的演奏而非创作。
三、《关雎》作刺之“作”应指应用而非创作
许多宋代学者从这一角度辨析“周衰诗作”并非指创作而是指音乐演奏。
如郑樵《六经奥论》一书中列“《关雎》辨”一条,对“作”字之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齐鲁韩三家之诗,皆以《关雎》为康王政衰之诗……而不知《麟趾》乃《关雎》之应也,《序》亦言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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