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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开办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向人力资源市场整合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覆盖省、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的五级公共就业服务网络,确立了免费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创业服务等的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制度,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2.就业总量持续增长、质量日益提高
城乡劳动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保障。
1978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共计401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9514万人。
到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达到77640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93%,平均每年增长961万人。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42462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346%,平均每年增长845万人。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突出表现为劳动就业的产业分布结构向现代化转型。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提高。
1978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70.5%、17.3%和12.2%。
到2017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调整为27.0%、28.1%和44.9%。
三大产业就业比重排序从“一、二、三”的发展模式升级为“三、二、一”的现代模式,就业结构更加合理。
劳动者工资收入快速增长,就业灵活性和择业主动性逐步增强。
197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615元,到2017年增加到7431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6.7倍,年均实际增长7.65%。
改革开放破除“固定工”限制,打破“铁饭碗”,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扩大了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权,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3.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1995年颁布《劳动法》,明确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法律地位,保障了企业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的权利,为劳动力市场建设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2008年颁布《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前者明确了就业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强化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了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为长期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
后者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构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在保持劳动力市场活力的同时,提高了就业稳定性。
据统计,2017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稳步推进。
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迈向全面小康水平
居民收入增长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民生改善提高的基本面,也成为衡量“小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届时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党的十六大指出,人民生活已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新愿景,城乡居民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持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出台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和改善居民消费的创新政策举措,人民收入水平连年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
1.城乡居民收入每十年翻一番
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实现翻四番有余。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14.4倍,是2010年的1.63倍;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按可比价计算是1978年的17.3倍,翻了四番多,是2010年的1.8倍,接近翻一番的目标。
2.城乡居民收入多元化促进收入增长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城镇居民工资收入比重下降,经营性、财产性收入比重提高。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职工工资及得自单位的其他收入合计322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3.8%。
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2201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1.0%,比1978年下降32.8个百分点;
人均经营净收入4065元、财产净收入3607元,占比分别为11.2%、9.9%。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则由单一的集体经营收入转为家庭经营、工资、转移收入多头并进。
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66.3%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收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家庭经营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5028元,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37.4%,比1978年提高10.6个百分点。
随着农民工的大规模增长,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498元,占比为40.9%,比1983年提高22.3个百分点。
同时,随着各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转移收入也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603元,占比为19.4%,比1983年提高11.5个百分点。
3.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动分配格局改善
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占比逐步回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要求,国家深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据统计,201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为61.6%,比2008年提高5.2个百分点。
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也在加强。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充分发挥再分配调节功能,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1,比2007年下降0.43,比2012年下降0.17。
4.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中国扶贫工作成就举世瞩目。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40年来,中国先后实施多项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和战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聚焦贫困地区,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加大投入和攻坚力度,开创了扶贫事业新局面。
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
到2017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贫困人口规模为3046万人。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
贫困人口持续大幅减少,为全球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认为,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给“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贺信中称赞中国减贫方略,认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三、城乡居民消费实现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跃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明显改善。
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开始从基本的吃穿消费向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倾斜,生活质量、消费层次实现跨越式提升。
1.居民消费结构日渐丰富
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持续增长。
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311元,到2017年增长到2444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6.4%。
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16元增长到10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3%。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市场供给长足进步,中国居民消费重心由实物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
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
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看,1978—2017年,食品烟酒支出比重从57.5%降至28.6%,衣着支出比重从13.6%降至7.2%。
而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现长期上升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2010年以来三项支出比重之和保持在33%左右。
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家庭人均消费中食品烟酒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17年的31.2%。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呈现明显增长,三项支出的比重之和从1985年的8.1%上升到2017年的34.2%。
恩格尔系数的大幅下降,以及上述三项支出的增加,共同反映出居民生活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倾斜的显著趋势。
2.生活消费质量明显优化
城乡居民的饮食品质逐年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单一,以主食消费为主。
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品种类日益丰富,城乡居民饮食更加注重营养,膳食结构更趋合理,食品消费品质不断提高。
从1978年到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52千克降到110千克,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48千克降到155千克。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显著增加。
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由13.7千克增至20.6千克,禽肉消费量由1.0千克增至9.7千克,鲜蛋消费量由3.7千克增至10.3千克。
得益于居民膳食水平提高,中国人的体格发育和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衣着实现成衣化和时尚化,服饰日益成为现代生活品质的标识。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服饰鞋帽商品供给不足,城乡居民衣着十分简单,主要满足保暖御寒的需求,显著特点是“一衣多季”、“色彩单调”、“自制或裁缝做衣”,农村居民的衣着尤为明显。
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购买的棉布、化纤布、呢绒和绸缎合计为18.3尺,人均购买棉花0.4千克,人均购买胶鞋、球鞋和皮鞋仅有0.3双。
4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衣着需求发生了从“保暖御寒”向“美观舒适”的转变,从“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的转变,从“做衣”向“购衣”的转变。
居民穿着更加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和色彩的搭配,品牌化、时装化和个性化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
家庭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换代。
改革开放初期,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成为不少家庭婚嫁必备的“三大件”。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耐用消费品开始向电气化迈进,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成为新的“三大件”。
进入21世纪以来,不仅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高度普及,微波炉、排油烟机、空调机、热水器等也成为许多家庭必备的家用设备,而且城乡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
电脑和手机作为新型耐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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