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概况及10大课题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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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者们一方面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技术角度，另一方面从具体典型的全球化新闻传播事业考察过去100年的世界新闻传播事业。

《新闻与大众传播》1997年秋季号以“媒介历史”为专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回顾审视20世纪媒介发展轨迹，该刊1998年夏季号以“媒介的社会角色”为专题，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妇女问题报道、总统选举问题报道等作了深入分析。

新闻学者迈克尔·

舒德森（Michael

Schudon）1995年出版《新闻的力量》一书，从新闻媒介与民主进程的互动关系展开对新闻史的叙述，被誉为美国新闻史的批判性研究成果。

他的叙述虽然局限于美国，但反映的却是全球化的新闻问题。

在欧洲，学者们关注20世纪欧洲新闻传播事业的焦点问题是：

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新闻事业的进步，冷战及冷战后的东西欧新闻传播，局部战争中的新闻传播，商业化浪潮冲击下的新闻传播，文化帝国主义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东欧新闻体制的衍变，无国界电视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文化认同及国家主义冲突中的新闻传播等。

　　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从全球化视野观察和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的思路日益清晰，研究活动也不断拓展与深化。

新闻学者墨尼尔（JohnC.Merrill）1995年主编的《全球新闻学：

国际传播考察》（第三版）即是这一研究思路的具体体现。

该书涉及全球媒介哲学、全球媒介体制比较、全球新闻的采集与流向、全球新闻自由、全球新闻伦理、全球广告与公共关系诸方面，并对西欧、东欧、中东、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北美的新闻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

这种研究思路和研究活动表明，西方新闻界正在为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作理论准备。

（二）全面反思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变化的媒介环境中建构新闻学理论

　　世纪末，西方新闻学术界出现了全面检视新闻学理论的学术景观。

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全面比较欧美新闻学理论研究，试图在变化了的媒介环境中实现两种理论研究的整合。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是，英国学者约翰·

科纳（JohnCorner）、罗杰·

西尔弗斯通（RogerSilverstone）和苏格兰学者菲力普·

施莱辛格（PhilipSchlesinger）邀请欧美著名传播学学者对媒介研究的进展作出评述，于1997年在伦敦和纽约两地推出的《国际媒介研究：

批判性考察》一书，它所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北美和欧洲媒介研究状况比较，国家、市场和传播体制，媒介研究与媒介政策。

其研究背景在于，随着80年代以来商业与技术浪潮的冲击，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逐渐被瓦解，变化了的媒介环境对欧洲媒介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公共服务和政府控制为重要特点的“旧秩序”，受到新科技的冲击以及跨国商业势力与欧洲形势变化的影响，同时新秩序的基本规约再经过受众、市场的考验，导引出欧洲新的媒介模式──私人和不同的市场机会构成的私人媒介与公共媒介的双元系统。

这样，就自然产生了欧美新闻学理论的反思与整合。

　　第二，对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进行反思，寻找新的理论出路。

其中引起广泛关注的研究案例是，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伯里（WilliamE.Berry）等人对曾经广泛流行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提出批判，于1995年出版《最后的权力：

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在新闻学理论研究上开始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和两极思维的局限。

其他比较典型的研究案例还有，批判李普曼（WalterLippmann）的新闻与民主思想，以期真实地建构新闻的民主角色理论；

批判埃默里（EdwinEmery）的新闻史观，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真实地呈现新闻媒介的历史地位；

批判媒介效果理论的商业化内涵，在把握媒介效果的人性内容中重建媒介效果理论；

反思20世纪的西方新闻自由观念、新闻伦理观、客观报道理念，以期达到对新闻媒介垄断时代的文化批判。

　　第三，全面清理并讨论有争议的新闻理论观点，进行新闻学理论的立体建构。

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案例当推戈登（A.DavidGordon）等人于1999年出版的《媒介伦理问题争论》，该书对媒介伦理中的相对与相反的理论命题及观点一一进行论辩，建构了立体化的媒介伦理观。

　　值得注意的是，互动的、灵活多样的新闻传播形式，文化与政治、市场与意识形态、传播者与接收者的多样化关系，各种信息传播形式的交叉，都给传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正进一步加速方法论的整合与创新。

同时，20世纪末普遍存在的对媒介统治力量的焦虑和兴奋正在发展出两条重要的研究路径：

一是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审视媒介统治力量，一是在科学主义视野内继续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理论和媒介社会学、媒介经济学、媒介管理学理论，为不断加强媒介统治力量构筑更精细的技术理论，使人们陷入对媒介统治力量更深的认同。

　　（三）关注新闻传播业运作机制和传播业务的改进，为新闻政策的制定、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新闻媒介的市场化产业化战略服务

　　西方新闻学者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机构、学术团体、商业部门、媒介和民间组织，因此，除了上述宏观研究，其大量研究成果是面向新闻传播业运作过程中的现实焦点问题。

过去5年内，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新闻政策与法规研究，媒介集团化研究，新闻报道效果研究（如爱滋病问题报道、总统选举报道、公共事务报道等研究），媒介发展状况研究，新闻从业人员结构及职业道德状况研究，新闻报道与意识形态研究（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等研究），媒介环境与受众研究，新闻叙事风格研究，名记者研究，广告与公共关系研究，女记者与性骚扰研究，新闻报道与受众观念研究等。

这些研究虽然比较零散，但为西方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打开了面向现实的发展道路。

　　（四）传播学的跨学科特征依然明显，学科整合的尝试正在进行

　　传播学的跨学科特征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按照威尔伯·

施拉姆　（WilburSchramm）的说法，传播学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上车，也可以随时在这里下车。

因此，传播学实际上存在于各种学科对于社会传播现象的研究之中。

这种状况在“九五”期间并无大的变化，由此带来两方面趋势，第一个是研究的细化，许多学者按照自己的学科兴趣选择具体的课题或角度，近年来出现了方方面面冠以“×

×

传播”的研究领域与成果。

第二个是研究的庞杂，传播学几乎囊括了人类传播的所有方面，同时又涉及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诸个门类。

与此同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框架和阐述分析角度，整合各种传播学研究及其理论。

在《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一书中，作者把不同类型的传播理论视为互有逻辑关系的“方言”，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传播学研究总体框架。

在对传播思想史的追溯中，也开始摆脱原先所谓“四个先驱”（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库因）的传统看法，而是回溯到更为久远和广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比如《传播观念的历史》一书。

这实际上把人类传播作为总的研究视角，以史为线索结合不同学科的一种努力。

这种整合研究同样反映在一些教材上。

自1995年以来所出版的教材中，有的就以“传播学一般理论”和“传播学情境理论”两个部分，把传播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包容其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验学派汲取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二者日益融合的趋势。

这主要表现在：

在经验学派的发祥地美国，批判学派的声音越来越响，影响越来越大；

有越来越多的经验学派采用、吸收批判学派的研究视野，比如“把关人”研究，从原来的“个人把关”为重点，拓展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层面，把“个人”、“组织”、“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中的互有关联的“把关”层次进行分析，这此批判学派所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批判等视角十分接近。

（五）网络传播中新闻学研究关注的论题

　　“九五”期间，传播技术最突出的进步是网络传播的突飞猛进。

新闻学研究对网络传播关注的论题是：

网络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对新闻报道方式、新闻制作与消费方式、社会发展以及跨国和跨文化新闻传播、新闻信息流量与流向的调控等的深刻影响。

在西方，新闻学家们一方面在实现着新闻学研究的文化与技术转向，另一方面又以文化与技术的名义推行着媒介帝国主义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些新的新闻学研究论题：

网络传播与弱小国家与民族的信息自主权问题，媒介经济的全球化与新闻媒介帝国主义，网络传播中的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问题，跨文化传播，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等。

此外，网络时代及世纪末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所呈现的传播主体的多极化、媒介角色的多元化以及强大的媒介统治力量，使得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终极性问题即新闻自由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西方新闻学者正日益关注的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旧问题，如媒介影响力问题，所有权和社会控制及公民权问题，媒介使用的社会心理问题等。

在网络传播的新情况下，学者们还十分关注新的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文化冲击与文化多样化等新矛盾，对这些新矛盾的研究正在成为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这一时期这方面典型的研究案例是，《新闻与大众传播》1998年春季号开始的“网络的未来”专题讨论，凯里等著名学者从各种角度探讨了网络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法国学者马赫兹于1998年出版的《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描述了信息技术、信息和传播的趋同性及其在各种媒体（报刊、通讯社、广播和电视）中的应用，同时还研究了与信息和传播新技术发展相关的问题，如网络规范化、媒体对暴力的态度、妇女接触媒体等问题。

　　（六）网络传播中传播学研究关注的论题

　　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把传播学研究引向深入，主要论题有：

网络传播对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一研究基本属于效果研究。

其中有的是对传播学的一些经典理论，如“把关人”、“议题设置”、“使用与满足”等在网络传播背景下的检验与扩展。

有的则是直接的效果调查，比如“网络传播对于总统选举的影响”，“克隆事件在网络中是如何传播的”等。

在网络传播时代，传播与全球化社会的关系及其可能性研究等一类问题，大致上与原先的“发展传播学”、“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融合在一起，目光主要聚集于网络传播与全球文化发展、网络传播与国际贸易、网络传播与国际政治民主化以及网络传播与妇女发展等具体的专题研究。

　二、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概况

（一）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研究生专业目录，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升为一级学科，列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这标志着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新闻教育水平和新闻学学科建设水平总体上有重大提高，也预示着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在下个世纪将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据教育主管部门统计，到1996年底，经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新闻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共55所，专业点88个，在校生达9000人，教师1011人。

1997年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在各地发展速度加快，据新闻教育学会的不完全统计，连同各地未经教育部备案的专业点，全国大约有120多个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学点。

截止1998年年底，全国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硕士授予点35个，博士授予点6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形成了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齐全的办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