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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篇题为《论翻译理论建设》的文章中写道:
“早就有人说过,翻译是一种科学。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从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在工作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并不完全靠天才或灵感,如某些人凭空想出来的。
要发现它和通晓它,就得向与此有关的客观事物作一番调查研究的工作。
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得考察各种语文的构造、特点和发展法则,各学科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各时代和各国家的翻译经验。
然后把这三样东西的调查研究所得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这以后,各位翻译学科的学者就对于如何建立翻译学,翻译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展开了讨论。
笔者认为建立翻译学,除了对翻译与文学,美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及其翻译史的研究,对翻译本身内部结构的研究也极其重要,比如补偿:
由于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现象,几乎只要有翻译就必然会运用到补偿。
徐盛桓根据自己对翻译的认识所阐述的翻译学结构系统的总体系:
第一个层面是面对具体翻译活动的技巧层,包括纵向的历史上各种翻译经验的梳理和横向的当代各民族语言互译的规律总结;
第二个层面是研究翻译基本理论的原理层,对翻译原理的总和的概括可能采用不同的学科采掘模型;
最后一个层面是原科学理论层,它研究翻译学自身发展的轨迹、分支学科的催生等。
由此可见,补偿应该属于翻译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是翻译过程中不能避免的描述对象。
张柏然在《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一文中阐述道:
通过对这种翻译过程的描述,可以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
而补偿的理论研究正是这个翻译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
第二章补偿目前的研究状况
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修辞等方面的不同,必然会伴随翻译补偿的运用。
以此类推,翻译的补偿应该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目前,对于补偿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翻译中其他范畴的研究。
第一节补偿的研究概况
直至目前,除了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由夏廷德撰写的《翻译补偿研究》—这一专以翻译补偿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以外,对翻译补偿的研究大多以论文形式,或者是在各种专著中稍加提及。
对补偿的定义、分类、原则等还尚未形成为大多数认可的,系统的研究理论。
I国外研究概况
就国外而言,多数专家在其论著中都对补偿稍有提及,但都与其研究的理论研究相结合。
并没有出现就补偿而言的专题研究。
奈达(Nida)在1993年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一书中讨论功能对等时,从功能视角对补偿问题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
“可以把对同构缺失的补偿作为准确再现原文意义的手段。
例如,因为在比喻词语中缺少贴切的对等成分,有必要用目的语的非比喻短语来翻译一些比喻词语。
然而,如果有过多的比喻词语变成非比喻词语,那么一段文字的力度会有很大损失。
对诗歌而言,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为了补偿这类损失,在目的语中通过使用比喻手段来翻译一些非比喻词语是很重要的。
用这种方式,可以取得与原文的某种平衡。
”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奈达对补偿的看法已经跳出了字与字,句与句之间相互对应翻译的限制,而重视文本整体效果,为了取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平衡,可以在原文中没有使用修辞手段的地方,用使用修辞手段的方式翻译,以补偿原文中由于语言中各种原因在各处翻译中损失的表达效果。
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对于翻译补偿的论术主要出现在1975年出版的《通天塔之后》。
他把翻译看成是一个阐释过程,共由四个步骤组成:
(1)信赖(trust)、
(2)侵入(aggression)、(3)吸收(import)和(4)补偿(restitution/compensation)。
补偿是整个阐释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斯坦纳认为译者通过采取入侵与暴力手段从原文中进行掠取,使原文有所损失,使目的语有所增益。
但同时也造成失衡。
为了减少损失,恢复平衡状态,翻译这种阐释行为必须采取第四个步骤,即补偿步骤,以恢复原文与译文、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均衡。
斯坦纳没有对补偿下具体的定义,但他同奈达一样,将补偿作为维持原文与文之间平衡的有效手段。
彼得.纽马克(PeterNewlnark)是一位非常注重文本类型和功能的英国翻译理论家。
他的补偿思想实质上也是以文本功能为基础,按文本类型及其主要功能分别采取不同补偿手段。
纽马克把可以补偿的领域划得很宽。
因为他认为由可译性限制造成的翻译损失可以波及语义、声音效果、修辞或语用等各个层面,因此,可以对发生在这些层面的损失在毗邻处,或其他位置实施补偿。
纽马克以隐喻翻译为例具体说明了他的补偿思想。
他指出,各种文本中的隐喻是否应当采用语义翻译法,使其在目的语中再现,并尽可能接近原文形式;
或是采取交际翻译法,翻译出意思,这要取决于隐喻在原文中的功能。
也就是说应当看隐喻是否用来达到精确描述的目的(隐喻的真正目的),或者仅用来增强效果、装饰门面、产生轰动效应。
后一种情况是媒体使用隐喻的主要目的。
对这种情况,译者可以优先选用补偿手段进行翻译,在另外的位置使用隐喻。
实施补偿时所选位置应当能够产生最大效应。
对医学文本中的隐喻,如果译成英语或德语,通常应当舍弃,不必补偿;
但明喻应当保留。
然而,在严肃的非文学文本中,对新颖的或是最近出现的隐喻应当按翻译严肃文学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采用语义翻译法,使译文向原文倾斜,忠实原文,偏向直译。
彼得.纽马克将补偿的定义划得很宽,除了同奈达和斯坦纳一样,认为补偿不一定要发生在与原文相同位置上,还以隐喻为例,详细说明了应该以原文的目的为指导,针对其不同目的来决定是否使用补偿,如何补偿,补偿时应更加着重于哪一点。
纽马克的观点与奈达及斯坦纳不同之处在于:
奈达和斯坦纳注重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平衡,认为原文中的损失就应当使用补偿手段来弥补。
而纽马克则认为,应该针对不同文本来决定是否使用补偿,比如医学文本,翻译成英语或者德语,则完全可以舍弃,不用补偿。
巴尔胡达罗夫(L.S.Barkhudarov)是苏联当代翻译理论家。
在其理论专著《语言与翻译》一书中,他表述道:
“当出发语文本(emittinglanguagetext)的某些成分因某种原因在接受语(receivinglanguage)中没有等值成分(equivalents),而无法通过其手段传达时,可以使用这种(补偿)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补偿出发语某一单位没有译出或者没有完整译出(没有译出全部意义范围)而造成的语义损失,译者通过另一种手段,可以在目的语中不同于源语的位置传达相同的信息。
赫维(Sandor.G.J.Hervey)在表述语言的示意功能时涉及到补偿的使用。
他把所确立的补偿范畴应用于翻译语用补偿。
他指出,虽然语言一般都可以通过使用小品词、语调和语序等手段传达示意功能,但某一具体的语言在传达示意功能时,往往明显依赖其中某一手段,而其他手段的示意功能则相对处于弱势。
因此,他提出,当源语和目的语以不同手段传达示意功能时,不必拘泥源语的形式,可以把转类补偿作为常规翻译策略,在目的语中以不同于源语的手段重建源语所传达的示意功能。
其他西方翻译理论家,在阐述其翻译理论时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补偿,如哈蒂姆(B.Hatim)和梅森(I.Mason)则认为翻译补偿是翻译行为中,通过使用等效替代手段对某种交际性损失进行的弥补。
贝克(MonaBake)在其《换言之:
翻译教科书》一书中,在词汇层等值和超词汇层等值两部分中都讨论到补偿的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将补偿与损失联系在一起,认为有损失处必然要使用补偿,同时各位学者也都认为补偿可以发生在不同位置,可以在不同于原文位置,依赖不同于原文的手段,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实现对原文的补偿。
Ⅱ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出现过一些零星的补偿研究。
研究之初,补偿常常与变通联系在一起。
如柯平,当代中国译界翻译补偿研究中一位先行者,他的补偿理论是以现代符号学和语言学为主要基石。
柯平认为,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导致翻译损失的原因。
这是因为,上述差异使得源语符号和译语符号几乎不可能在指称、语用和言内三个意义层面上一一对应,有时甚至在指称意义层面上都难以对应。
为了在译语规范内保证特定语境中最重要的意义优先传译,力求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的等值,变通和补偿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张达仁将补偿与变通综合在一起,认为这是为了在汉语语法和惯用法范围以内,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突出或最重要的意义的优先传译,尽量减少翻译失真,争取译文和原文最大限度地等值的常用手法。
柯平把补偿视为翻译的常规手段,构成翻译技巧的大部分。
他发表的三篇专门讨论补偿的文章总共论及八种补偿手段:
(1)加注(annotation);
(2)增益(contextualamplification);
(3)视点转换(shiftofperspective);
(4)具体化(specification);
(5)概略化(generalization)(6)释义(paraphrase);
(7)归化(adaptation);
(8)回译(backtranslation)。
张达仁将变通与补偿概括为七个方面:
增益、加注、释义、概略化、具体化、视点转换和归化。
省去了柯平的分类中“回译”这一分类。
马红军是在诸多专家中对补偿研究较为系统的一位。
他梳理并回顾了翻译补偿理论的历史、补偿手段的界定及分类,并提出显性补偿与隐性补偿的概念。
他认为由于对补偿的认识不同,在翻译操作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往往采取不同的补偿策略,运用不同的补偿手段,但能否做出更为恰当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译者对语言手段、补偿的位置、效果对等、翻译单位以及补偿的界定是否具有全面的认识。
他通过分析Hawkes英译《红楼梦》中的一些典型译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并指出无论采用何种补偿手段,都应在充分把握原文精神的前提下,确保最重要意义的优先传递,既然翻译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语言缺损与失真,译者只能作出必要的妥协。
补偿在给予译者充分自由的同时,也对译者的创造力与灵活性提出很高要求。
在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翻译补偿研究》一书中,作者夏廷德阐述了补偿的重要性。
对翻译补偿重新进行了界定,论证了翻译损失的不可避免性和补偿的必要性。
并从语言功能的普遍性和语言的代偿性两个视角论证了翻译补偿的机理。
从时间、空间和手段的类型三个维度把翻译补偿分成整合补偿、分立补偿、同类补偿等八大类,最后还提出了翻译补偿所要遵循的几项原则。
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翻译补偿研究的专著。
这些学者从补偿本身出发,对其做出了整体上的研究。
还有的学者从小处入手,从词或者文化的角度对补偿进行研究。
如李旭清则从词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翻译实践中由于生活环境及物质生活差异、宗教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风俗传统和社会文化价值的差异造成了词汇空缺。
而这种空缺可以通过翻译补偿来解决。
但在他的论文中,补偿只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法,进而介绍了加注、释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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