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琐谈上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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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考证/宏观微观/史料卡片/知识更新

　　history　research/historicalmaterialism/textual　research/marcroscopic/microscopic

【正文】

　　一、考证的方法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

　　研究任何学科，都离不开与该学科有关的资料。

因此，占有资料，是研究任何学科的前提与基础。

研究历史科学，也不例外。

故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根本。

没有或缺少史料，就无法进行史学研究。

然而，要占有史料，并非轻而易举。

因为对于所占有的资料，必须符合“质”和“量”的要求。

所谓“量”，是指占有资料的多少和齐备程度；

所谓“质”，则是指占有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的程度。

前者不足，势必影响认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

后者缺乏，必然造成认识上的乖谬与讹误。

故占有资料的“量”，不可缺少；

占有资料的“质”，尤其重要。

要做到前者，关键在于勤奋与博览；

而要做到后者，则必须在勤奋、博览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严肃认真的鉴别、筛选与订正。

换言之，前者是史料的广泛搜集，后者则是对史料的精心加工。

而对史料的精心加工，只有通过考证的方法才能实现。

因此，考证的方法是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

　　史学研究之所以离不开考证的方法，是由我国古代史料的实际状况决定的。

我们知道，史料的范围虽然非常广泛，但最主要、最集中和最基本的史料，还是官修二十四史和历代私家着述，统称之曰文字记载性史料。

在这些文字记载性史料中，或因时代的久远而有讹误，或因伪托假冒而有真伪，或因阶级偏见而有曲隐，或因作者疏忽而致歧义，或因辗转传抄而脱漏增衍，或因书禁而致残破不全，或因行反简古而致理解不一。

凡此种种，无一不影响其史料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因此，对于史料的鉴别与考订，实为史学研究的第一步。

以《管子》一书为例，其中不少篇目，并非出于管仲之手，如果不加考订，都把它们当作管仲之作，用之去说明春秋初期的社会，必将讹误百出。

又如《商君书》其中也有一些篇非商鞅原作，如果不加甄别，一律当作商鞅作品，用之说明秦孝公时期的情况，则未免张冠李戴。

对于先秦诸子来说，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至于脱漏一两句或增衍一二字的情况，更是举不胜举。

即使是秦汉以后的史籍，也不乏有残缺、脱漏与增衍情况者，连《史记》、《汉书》、《魏书》、《北齐书》与《宋书》也不例外。

古代史料的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有校勘、鉴别、订正与考释史料的必要性。

　　专以二十四史中的史料来说，也同样需要有史料的考证。

我们知道，古人写史书，重视事实的记录、过程的叙述和现象的罗列，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揭示。

有时连事件、人物与制度的演变过程也记述不清，往往脱漏必要的环节；

加上《本纪》、《列传》、《表》，各异其体，使每一事件，分割于若干篇目；

使每一人物，同整个社会活动彼此割裂；

更使每一制度，分割得支离破碎。

以致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联，人物和人物之间的交错，均有脉络不清之病。

更有甚者，同一史书所载同一人物、事件和制度，或《纪》、《志》矛盾，或《志》、《传》不符，或《纪》、《传》径庭，或几者互异。

所有这些情况又无一不影响史料的准确与可靠程度，使人无所适从，自然需要通过史料的考证以正其讹误、明其是非而定其取舍。

　　即使是地下出土的文书、简牍、碑刻、铭文和计帐，也需要经过严格的鉴别与考订，才能当作史料引用。

以地下出土的简牍来说，首先，需要弄清简牍内容的所属年代，然后才能运用它去说明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

同一古墓或遗址中出土的简牍，又可能是不同时期的遗物，因而必须区分不同简牍的不同年代。

其次，必须弄清简牍内容的性质，即要明白它们是公文，还先簿籍；

是契约，还是凭证；

是书信，还是诏令或者其他。

只有明白了这些问题，才能运用它们去说明问题。

再次，对简牍中的一些不见于史书的名词、术语或称谓，弄清它们的真实含义然后才能准确地运用它们。

此外，对简牍、碑志的残缺文字、假借字的使用以及其内容的意义与作用，都必须充分把握，才能准确地使用。

而这一切，无一不是史料考证的过程。

　　如上所述，表明对史料进行考证的方法，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确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必要手段。

　　但是，强调史料考证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说史料的考证就是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史料考证方法的作用，仅限于获得准确和可靠的史料，史料考证的本身，并不是史学。

如果把史料考证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就会导致史料即史学的错误观点，就会误入一切为了考证和为考证而考证的歧途。

因此，在强调史料考证的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明确为什么而考证和考证什么的问题。

前者所回答的，是考证的目的性问题；

后者所回答的，是考证的内容与方向的问题。

我之所以强调对史料的考证，是为了弄清某一时期的重大社会问题，最终是为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服务的。

总之，对史料的考证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因此，随之而来的关于考证什么的问题，必须是为了解决历史上的某一重大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史料，而不应是无关宏旨的纯粹猎奇性的史料考证。

不切实用的烦琐考证，以考证本身为目的，为考证而考证，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史料考证。

　　关于史料的考证，还有一个如何考证的方法问题。

关于考证的具体作法，我国历代的考据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学者，对如何进行考证有一套系统的做法，大都为人们所熟知。

我这里所讲的考证的方法问题，是指考证这个具体方法需要有更高层次的方法论的指导。

一般说来，我国古代考据家对考证方法的运用，多限于从版本、目录、校勘、训诂、音韵等方面去进行考证，而且往往是孤立地、静止地、外部地和机械地去进行考证，一言以蔽之，是形而上学的考证方法。

以致其考证的结果，虽然正确者不少，但也不乏不切实际者，甚至有完全错误者。

我们今天所强调的考证方法，应当置于辩证法的指导之下去进行，即要以辩证法的方法论去改造古代的形而上学考证法。

要从史料之间的内部联系去考证问题，要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去揭示史料的实质、阐明史料之间的歧义、矛盾及其造成的原因，使考证的结果更切近事物的本质属性。

因此，总结与探讨新的考证问题的方法，改造与提高旧的传统的考据方法，实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现代自然科学中所流行的控制论与系统论，未尝不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去吸收其适合于社会科学的部分，至少可以多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以利于改进历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但要防止随便套用。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史学研究的指南

　　如果说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那么，理论无疑是史学研究的指针。

这里所说的理论，不是任何其他什么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客观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但是，当客观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一旦被发现、被认识而上升为理论，它对于人们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就有着指导的作用。

因此，理论虽然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但已经被发现的正确理论，必然是新探索的指南。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总和和记录。

人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个个人活动的总和就汇合成人类社会的历史。

但是，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时，都要遇到既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从过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继承下来的客观条件。

换言之，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

这些特定的客观条件，必然要制约着、影响着和决定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都是在毫不自觉的情况下必须接受着共同的总的客观条件的约束。

于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国度里的人们，在大体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总能创造出大体一致的历史来，从而体现出人类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性。

　　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人类与自然之间、人们与人们之间，都要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者，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与改造，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

后者，则表现为人们与人们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如亲属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与思想意识关系等等。

这两大方面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为前者所制约。

因为人类首先要能够生存下来，才能进行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

而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先解决衣、食、住的生活需要，即必须首先解决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问题。

然而，人们不可能单个地与自然发生关系去从事生产活动。

于是，在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就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各种关系；

接着，对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必然要发生分配、交换与消费等关系；

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交流思想看法，这就必然要发生文化与思想方面的联系；

随着生产的发展，当单个人的生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供个人消费而有剩余时，就必然要产生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以及奴役与被奴役等各种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

为了人类自身的生产，也无疑会产生血缘关系、亲属关系等等。

上述所有这些关系，都以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为基础；

而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又以人们对生产物质与生活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

因此，不论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如何多样，也不管历史现象多么复杂，更不管各种关系之间如何彼此交错，它们之间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主导和从属的关系。

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规定着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

　　然而，上述关于人们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客观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从来没有人揭示过这些真理。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

揭示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这一唯物历史观，“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

[1]恩格斯也说：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1]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伟大规律，就使得历史学产生了革命的变革，也给人们研究人类历史标举了根本性的指针。

正如列宁所说的：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的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产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内容，虽然永远处在不断发展与丰富的过程中，但它所已经揭示了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最一般的和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性，却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而给史学研究者提供了无可怀疑的指南。

　　当然，坚持史学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