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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在儒家是一個重要的中心觀念,在道家更是最基本的哲學根源。
儒家把道引申為人生的準則、社會的規律、政治的典範等,但道家卻把道作為宇宙原始物質的代號,進以演成自然主義的理想。
(二)道德修養的分歧
儒家以「仁」為道德修養的中心,「禮」為道德修養的規律,並且嚴格區別是非善惡,提倡道德及修養,內聖外王,並以成為君子、聖人為最高理想。
道家則絕仁棄義,認為「智慧出,有大偽」,以禮儀制度為禍亂的罪首,高唱善惡無別,以追求自然為理想。
(三)人生觀的分歧
儒家的基本觀念,是「仁」、「義」、「禮」,而且認為人天生便有使命感,終生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為要務。
故當自強不息,盡心知性,則能上達於天德,而兼善天下。
至於道家,因為老子一心避道,求取「無不為」,故認為人生於無為,順應自然,獨善其身,清虛自守,不作任何功業,並且能居安思危、知雄守雌。
(四)政治思想的分歧
儒家重視教化,以「內聖外王」為學習的最高目的。
孔子主張「正名」,行禮治;
孟子則集中討論民本、革命論等,而兩者大要都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標榜大同世界,這觀念成為後世君臣的政治目標。
道家則反對一切禮樂和教化,並對智慧全盤否定,如老子便認為「智慧出,有大偽」,故政治上傾向於無為而治,聲稱「我無為而民自化」,標榜小國寡民,此觀念影響到西漢初的統治策略。
可見儒道兩家在政治上亦有不同的表現。
(五)思想方法的不同
孔子的思維方法是折衷主義,亦即「中庸」之道。
孔子的學說無不以「中庸」為中心,如論語所說: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這就是中庸的注腳,因此孔子教化弟子說: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老子的思維方法則是「相對主義」,他所舉說的道與名、有與無、善與不善、美與惡等,又說:
「無為而無不為」,「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
老子為我國自然哲學之鼻祖,其思想與博學,早為當時人士所尊敬,孔子贊其言,聞其理論,亦蒙其影響,所以儒道二家學說雖有甚多大異其趣之處,但亦有不少相同的要點,現分述如下:
(一)兩者對天的觀念
道家對天之觀念,認為是自然,沒有意志,不能賞善罰惡,與儒家荀子所主張,「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天論》完全相同。
但荀子甚為積極,故進而為制天用天之主張;
而道家始終留於順天之觀念中。
另外,莊子主張與道冥合,與萬物齊一;
孟子亦主張「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皆備於我。
」《孟子‧盡心上》二者分別之處,就目的而言,莊子為求超脫,孟子為求道德;
就方法而方,莊子用「心齊」「坐忘」,孟子用存仁心、養善性的方法,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孟子‧盡心上》
(二)兩者皆言道德
孔子曰:
「志於道,據於德。
」老子則說: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從事於德者,德者同於德。
」孔子曰:
「以德報怨。
」老子曰: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等,多有相同的見解。
(三)身份論
孔子所稱「君子」、「小人」,老子所稱「善人」、「不善人」,都昰指該人在階級社會中的社會地位。
孔子說: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故兩人同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兩等。
總體來說,儒家之學較為積極,如孔子提倡「義命分立」,雖然道之不行,但目標仍為可以立己,可以立人,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
故儒家可成為後世治國的原動力,亦為弱國的求存妙方。
至於道家之學,可以養生,可以盡年,可以去除爭鬥和負累,為治世的安定良策,亦為亂世的生存之道。
然道家思想過份退隱,其學說實不足以撥亂反正,因此歷來對儒家評價較高,對道家學說評價較低。
儒法學說的比較
春秋時代,封建制度日漸崩潰,政治社會發生很大變動,一時學者紛紛研究補救之道,是故產生了許多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
到了戰國時期,又出現許多主張法治,反對禮治之學者,後人稱之為法家。
儒家堅持復禮,法家主張明法,兩家思想學說,處世態度,異處甚多。
(一)就自然思想比較
孔子思想中認為天有人格,有意志,是人們生死禍福之主宰。
孔子信從天命,認為天命可抗拒,他說: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論語‧季氏篇》天命乃冥冥中之主宰者,孟子則認為天能賞善罰惡,要人們聽天由命,安份守已。
而法家集大成者之韓非,則反對天命與天治,他認為:
「若天若地,孰疏孰親?
」所以韓非發揮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思想,因此他反對儒家之聽天由命,畏天命的思想,認為對於自然和人事態度應積極自我推動,以達到人定勝天之目的。
(二)對人性的比較
儒家思想建立於人性皆善的基本理論上,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以互信互愛為基礎,而法家的人性論是建立於性惡的基礎上,因而不信人與人之間,能建立親愛互助可資信賴的關係,故認為儒家的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的推恩政治,會自然走上猜疑之途徑,故韓非說「人生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為人主而太信其子,則姦臣得乘其子,以成其私?
若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為不可信,言非成為孤獨而無助的人!
(三)政治歷史觀的比較
法家在政治上實行法治,而戰國初期,李悝提出以食有勞而祿其功,便能賞必行,罰必當之理。
李悝變法後,吳起在楚國實行變法,他針對儒家之克己復禮,而提出明法審令,實行政治革新,又主張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而商鞅也要求「法必明」,主張刑無等級,反對以前「刑不上大夫」之制,至於韓非更主張廢先王之教,以法為教,用法治思想統一全國。
至於儒家在政治上所實行之禮治,又如何呢?
「顏淵問仁:
『子曰:
克已復禮為仁。
』」《論語‧顏淵篇》或曰:
「克己復禮,天下歸於仁焉。
」《論語‧顏淵篇》上述所說到的禮,乃西周社會等級制度,孔子提出「仁」,是企圖用一種道德原則,來約束人之視聽言行,自覺地克制一切非禮之言論!
防止違禮犯上之行為。
孔子更強調「仁」就是愛人,孔子更要求貴族通過自我克制和彼此之間互相妥協,然後可鞏固其統治權。
但法家代表之商鞅,認為儒家鼓吹之禮樂仁義孝等都是妨礙國家富強與進步的,韓非則對孔孟提出之仁義忠孝之說,認是「愚誣之學」,所以他特別反對孔孟之「德」與「仁政」,如此才能適應於戰國時代之社會。
儒家是主張厚古薄今的,孔子主張在混亂之春秋時代,惟一補救方法是「克己復禮」,至於孔子之再傳弟子孟子,則主張法先王之復古主義,更提出恢復周代之「井田制」、「世卿世祿」制和「分封制」。
至於法家集大成者之韓非,則繼承其師荀子法後王之主張,他說:
「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所以他特別強調厚今薄古,認為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因為時代在變化,社會上一切事情不斷在改變,所以制度和措施也必須變更,他說: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五蠹》
(四)教育思想的比較
孔子之中心思想為「仁」,故其教材當然脫不了「仁」。
孔子之教育內容又可分為政事、德行、言語、文學四方面。
政事包括財政,其主張在「節用以足民」。
孔子對於軍政,亦提出其七年計劃。
他說「善人教民以七年,可以及戎。
」《論語‧子路篇》言語方面,包括外交辭令,誓師之辭,祭祀之文等,故詩書是言語科之主要教材,他說「不學詩,無以言。
」《論語‧季氏篇》孔子教學生,強調「博學於文」,「施之以禮」,故孔子以詩書為六藝之文,作為文學教材,時又涉及禮法與射御。
對德行方面,孔子主張人格教育,對其們人弟子之視聽言動,莫不重視。
至於韓非的教育思想,則以法律為治國要具,認為人人服從法律,必先普及教育不可。
他說:
「法者,編著之圖譜,設之於衣府,而布於百姓者也。
」《難三篇》韓非的政治教育思想,除標榜法以外,還重視「術」,實則其政治教育,可稱為「術」治教育。
他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
」《說疑篇》法家對於民生教育方面,若從法家理論看,定可尋求到其教育之共通點,他說:
「夫明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務而外工作。
」《五蠹》在軍事教育方面,他說:
「鐵銛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
」《五蠹》因此,韓非認為力戰乃治國之本,非仁義禮智所能比,他說:
「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
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矣薦紳之飾,富國以粟,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
」《五蠹》上述所論,法家認為斬敵者不必高慈惠,既賞斬敵又高慈惠,勢不兩立之事;
拔城則不信兼愛之說,若信兼愛則必信非攻,此又勢不兩立之事;
既欲富強,不貴農夫士卒,而貴游食之客,亦勢不兩立之事。
從上述各點看來,韓非之尚力重戰思想,極為明顯。
(五)教材選擇的比較
儒家之教材是詩書禮樂和周易,認為這些都是應讀之書,論語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述而篇》又說:
「不學詩,無以言。
」《論語‧季氏篇》是以孔子以詩書六藝為教學之材,而六藝之中詩尤其重要,因為詩書禮,同是先王之法典,故孔子用為教材。
法家則認為社會是不斷進化的,他說: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五蠹》韓非是功利主義者,故對教材之選擇,自不必法古,他認為儒家以禮為教材,是違反社會進化觀點,他出「刑」來代替「禮」,他說:
「法者,事最適者也,古無二法,法二適,故言行軌於法令者必禁。
」《問辨篇》可知刑法乃韓非教育之中心思想。
韓非之法治,不僅用於治國,且用於規範人的行為,刑法是法家政治教育教材。
法家之學,是一純粹的政治學,法家之書,也就是一種純粹政治學的寶典。
自法家學說興起後,漸取得與儒家對抗的地位,對儒家學說有相當的影響,並與儒道之學合參,而成為中國學術上的伏流。
韓非的學說主張
韓非是韓國的公子,他吸收了儒家荀子的「性惡論」,承繼了春秋以來法家的刑名學說,以慎到的「勢」為體,以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為用。
而他主張的「術」,又明顯是蛻變自老子的「無為」、「守柔」之道。
故此,韓非思想是集諸家大成的完整系統,是法家理論的成熟階段。
(一)宇宙論
荀子主張「制天」,並且「明於天人之分」,反對天的主宰性及權威性,更反對迷信天命和鬼神。
韓非盡得荀子真傳,認為「天」完全是機械的、自然的。
他認為如果統治者治國行事,須擇吉日,事鬼神,迷信卜筮,並從事祭祀活動,國家必會趨於滅亡。
(二)人性論
荀子認為人性本惡,「必待師法而後正,得禮義而後治」,主張人必須透過外在規範,才能為善。
韓非進一步發展其「性惡」之說,認為人的行為,只會從私己利己的角度出發,一切人際關係,如兄弟、父子、朋友、君臣、貴族、農奴等,都是以利益為標準,人人皆抱著自私心理,即使父母對子女亦在所難免。
(三)政治觀
韓非師承於荀子,在性惡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人性全惡的看法。
他認為民性頑劣,不能教化,統治者必須「貴法治,賤仁德」,故法家論政,只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
他的學說便是指引君主,如何使用法術和權勢來統冶國家。
其治國總原則,是以勢為體,以法、術為用。
韓非對於慎到、申不害、商鞅三者的法術勢主張,俱有所補足。
他認為商君「徒法而無術」;
申不害則「徒術而無法」;
慎到卻執著於「自然之勢」,皆過於片面。
故韓非首要的主張是法、術、勢三者合一,「不可一無」(〈定法〉)。
(a)重勢
在重勢方面,韓非著重扶植君主的威勢,對儒家提倡的賢人政治,全然反對。
韓非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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