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美经济模式及民生情况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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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表现为债务危机,欠了一屁股债。
起因是消费者引起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贷了款买房,由于房价下降,还不起房贷,于是引起了一串连锁反应。
只是在美国的债务主要是居民的消费债务,而欧洲债务危机则是在2010年达到高峰值,普遍称为是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政府负债。
然而,居民消费负债和政府负债根源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两种债务可以互换。
2008年美国采取了反危机措施,很快就把居民消费债务减下来了。
一组数据显示:
当年危机爆发时,美国居民储蓄率是-5%,也就是说居民负债超过居民储蓄。
但是在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后,2009年很快就变成了正数。
美国居民储蓄率现在又恢复到正常,大概6%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消费负债虽然下去了,但是政府负债却在飞速上升。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债务本质上是一样的,其结果都是入不敷出,只是把老百姓的负债转嫁给了政府。
为什么会发生债务危机呢?
这就与其政体有着直接原因了,美国政坛分为两派:
一派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中下阶层利益的派别称之为左派;
另一派是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派别叫着右派;
左、右两派争得很激烈。
左派认为政府应该多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建设福利国家;
右派则提倡自由放开、市场竞争。
这种争论由来已久,危机一来,双方都要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因而对危机就有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左派认为出现危机是自由过分,尤其是金融监管不到位,出现了很多问题才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右派则认为是因为福利过多,借钱太多而引发的债务危机。
我们先避开自由放开与高福利各有什么优缺点不谈,实质上这场危机既不能用自由放开、也不能用高福利来解释。
从收支平衡上讲,自由放开意味着低税收、低福利,而福利国家则体现为高税收、高福利。
纯粹以这两种方式,都能做到量体裁衣。
如果任选其中一种,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造成巨额的债务呢?
而且是不可控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为了赢得执政地位,拉足选票,就要尽量兼顾两大阵营选民的利益,否则就难成为执政党。
因而具体施政时就发生了左派的利益和右派的利益都只兑现了一半,这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下是很难克服的弊端。
由于两派政党都要讨好百姓,因为老百姓不喜欢你,你就上不了台。
那么老百姓是喜欢左派还是右派呢?
应当说,大多数老百姓很难把准这个尺度,都是各喜欢一半对自己有利的一部分:
既喜欢左派给他们增加福利,但不喜欢增税;
又喜欢右派给他们减税,但不喜欢减福利。
于是,在西方两党制轮流执政的体制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左派政党执政时,福利增加很容易,但税收增加则很难;
同样,右派政党上台,减税很容易,而减福利同样也很难。
在这样反复循环交替的折腾下,政府债务的“窟窿”就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当下资本主义体制下为什么会突发经济危机,存在于体制上的一大弊端。
按理说西方体制这种玩法,终归很难维系下去,总有一天政府会玩得破产。
实际上就美国来说,它之所以还能继续玩下去,得益于它找到了利用他国的资本不断地来为其填“窟窿”的途径,才使得其体制危害总能“化险为夷”。
其实,西方国家是靠全球化运作,透支他国资本来服务于本国民众的。
当很多国家都加入到玩全球化之后,就有了不少国家可以通过诸如外贸逆差、国债、资本市场向全球融资等方式,做这种“接力棒”的游戏。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国家可以把债务“窟窿”粘起来。
粘起来后老百姓是很难感觉到其中危害的,这个游戏就可以玩得很久。
等这个窟窿长大之后,一旦受到某一个切入点刺激,比如美国的房贷违约契机的引爆,就会出现债务的突然塌陷,造成非常严重的连锁反应。
如不改变规则,当这个“窟窿”大到靠其它新兴经济发展国家的外来资本也无法填补时,全球性的政治危机也许就爆发了。
实际上,西方国家执政党都知道自身体制的弊端,也想进行一系列体制改良。
但由于多方力量的束缚,都难有所作为。
如同奥巴马08年上台时就有改变美国现状的雄心壮志,一旦涉及利益各方等因素就进行不下去了。
而对美国的这种体制性问题,不论把它说成体制弊端也好,讲成透支他国资本也行,看成民主化成果也罢,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落在改善民生上,其结果是选民获利了,这是一基本事实。
这就是选举制会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构筑了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
虽然背债的是政府,但得利的则是民众,最后民生还是改善了。
当然这里还是要探讨如何解决民众福利过高的问题,以此来降低政府债务减少财政赤字。
否则,总有一天政府也会难以为继。
二、美国政体也有瑕次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权有三大分支:
行政;
司法;
立法;
相对应政治制度的三个基本类别为:
国家;
法治;
民主。
行政部门用权力去执行法规、实施政策;
司法和立法部门则用自身权力制约行政权,以确保公权公用。
美国一向有对政府权力缺乏信任的传统,故一直强调司法和立法制度对国家政权起到约束作用。
政治学者斯蒂芬·
斯考罗耐克把19世纪美国政治的特点归纳为“法院和政党组成的国家”,在欧洲是由行政官僚执行的政府职能,在美国则由法官和选举代表代为执行。
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才真正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职权;
而又过了半个世纪,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才逐渐壮大。
但相比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美国的公务员体系改革在时间和效率上都有较大差距。
20世纪中期,随着政府规模的大幅增长,美国开始向一个更现代的行政国家转型。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总体水平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美国从1980年罗纳德·
里根当选为总统后,便开始反对福利国家,但似乎无从拆分“大政府”。
在20世纪中,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掩盖了其施政质量的大幅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些方面,美国已再次沦为一个“由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部门占居了行政部门的许多正当功能,致使政府整体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
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由行政官僚体系处理的行政功能,在美国逐渐被法院系统“司法化”,导致昂贵的诉讼案件爆增、决策迟缓、执法标准不一。
在今天的美国,法院已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是正在逐步沦为政府权力变相扩张的替代品。
同样,国会也在争夺权力。
无法再向立法者直接行贿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找到其他途径来征服和控制立法者。
这些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扭曲了税收和支出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政府预算,拔高了政府赤字的整体水平。
他们还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各样法令,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使得政府难有作为。
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十年高铁规划,到头来搁浅到一事无成的直接原因。
这两种现象——行政的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往往会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能够自我延续和自我强化。
人民出于对行政机构的不信任,便会要求行政部门接受更多的司法审查,从而损害政府施政的质量和效率。
同时,人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诱使国会将更多、更困难的法令强加于行政部门。
这两个过程都降低了行政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过来又导致政府更加僵化、墨守成规,更加缺乏创造力和连贯性。
以上体制的瑕次,就产生了弱势政府。
这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限权政府是有益的,但负作用则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宏观调控的作用也就弱化了,金融危机难避免与其有较大的关联。
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带来的问题宪法规定我国实行的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结果,肯定是带来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中国这样一个强势政府的建立,有着其历史渊源。
从中国近代史来看,中国大部分时间是弱势政府,带来的结果是处处背动挨打。
这应该是后来促使执政党,要建立一个强势政府的主要原因。
强势政府带来的经济模式,必然是国家主导型经济。
怎样发展经济基本上是政府说了算,中国民众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
因而他们不可能向美国民众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走势。
改革开放来,政府主导经济一直主打GDP的战略。
因为,我们主要注重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发展模式说穿了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激活,或者是按哲学家所说的把“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是对人本能的一种释放。
GDP的突飞猛进,到后来却带来了不少问题,这一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销乏力,中国经济就会曝露出一个个问题来。
如,引发产能严重过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一系列问题。
特别是这样一种单一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会产生不少社会问题和弊端。
其主要表现为:
对内拉大了贫富差距和滋生了腐败土壤,付出的主要代价是造成了国内大多数人购买力不足的现状。
因而,只能靠大量出口来维系消耗国内生产过剩产品的平衡。
从此,对外就形成了如前所述,连接了为欧美国家填补债务“窟窿”的利益传送纽带。
四、中国持续发展急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形态,乃至于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此,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
邓小平曾经说过:
“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
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这体现了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但倒过来说,如果政府决策有失误和偏差,给经济带来的负作用还是很大的。
因为强势政府主导经济,GDP挂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可小觑。
这就带来了如前所述,在国际上发生的有趣现象:
有的国家需要向全世界透支,另外有的国家愿意借钱给它,甚至是巴不得借钱给它。
因为放贷国不借钱给负债国,自己也玩不下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美双边经贸关系。
所以,往往是美国债台高筑,而所谓债台高筑并不是说美国很穷,而是钱在老百姓手中,政府很穷,远远满足不了民众对公共服务和福利的要求。
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这两种做法对实体经济也会产生不同影响。
如果一个政府权力有限、责任很大,老百姓对应的自由和福利就会很多。
在这种状况下,居民消费率往往会很高。
因为民众的自由多了,他们就会花钱;
民众的福利多了,他们就敢花钱。
既会花钱又敢花钱,这种经济的消费率一定是很高的。
甚至感觉到今天的西方国家与1929年经济大潇条时情景发生了时光倒转:
1929年的西方是因生产过剩引发的危机,现在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是生产不足、消费过剩的状况。
这种消费过剩,靠得是通过中国这样的一些国家,产能过剩源源不断的补给输入造成的。
反过来说,参加全球化游戏的另外一类国家(这类国家中份量最大的就是中国),情况正好相反。
这类国家中,民众的自由度和福利都比前者低很多。
自由度比较低,就不大会花钱;
福利比较低,就不敢去花钱。
因此,这类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居民消费率特别低。
在2007-2008年度,中国在所有主要经济大国中是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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