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趣谈中国帝王的变法 历代变法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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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皇帝也可以兴利除弊,大胆变法,一旦取得成效,不仅能延长王朝的生命周期,甚至可能重现中兴。
但变法的风险也不小,由此激化矛盾,必将迅速崩盘,结果依然是“中期”变成了“晚期”。
可见,处于“中期”的帝王责任重大,举步维艰,怎么办?
(一)
长期以来,史学家热情地讴歌历史上的变法,然而,这种讴歌与史实相符吗?
首先,从秦朝到隋朝,变法并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现象。
中国的皇帝制度确立于秦始皇,经两汉魏晋迄于隋朝,历时八百余年,此间,统治时间最长的是两汉,但并未做过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
其余王朝大多短命,兴亡合计不过几十年,“中期”本不明显,更谈不上什么变法了。
其次,唐朝以后,王朝中期变法普遍出现,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从唐朝起,经宋、元、明,直到清朝,多为统治时间超过百年的大王朝,漫长的时光不仅使历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现,统治者也可以较深入地反思、调整,所以,这些王朝大多进行了中期调整性质的变法。
比如唐朝德宗时期的变法、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
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些变法大多并未成功。
比如唐德宗时,盛世景象已成明日黄花,相反,藩镇割据,雄踞一方,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日趋缩小,财政税收入不敷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国家政权风雨飘摇。
鉴于此,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实行变法,以期扭转衰颓的国势,重现王朝的生机。
德宗变法中最精彩的内容是两税法。
两税法改变了原来的纳税依据——从以户口为主,到以户口、土地并重,从理论上讲,这减轻了无地少地的农民的税赋负担,扩大了税源,也体现了富者多纳税,贫者少纳税的平等原则,而且,一年分两次征收,取消了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简化了赋税的征收成本。
但是,两税法实行的结果却是弊端重重,比如在户税部分,政府以钱计税,纳税人交钱完税,而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限,以致农民卖掉收获物,不仅多受一层商人的盘剥,而且,人人争相换钱,使得物贱钱贵,农民的负担反而没有减轻。
再比如,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可以合法买卖,这样一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变法不得不草草收场,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此外,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大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毫无疑问,这些变法具有进步意义,不仅一些有价值的举措为后代继承,促进了古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而且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
但从长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仅变法者身败名裂,还累及国运,间接成为王朝覆亡的替罪羊,这又是为什么呢?
史学界普遍认为,古代历朝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三:
1.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强有力支持。
2.变法触动了实力集团的既得利益,引发他们动用一切资源拼死抵制、破坏,比较而言,变法派的势力相对弱小。
3.变法的举措可能因超前而不尽符合实际,或因变法派操之过急,缺乏冷静耐心等。
其实,上述认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历代变法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
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亡的命运已经铸成的时候,往往并非人力所能改变。
比如,到了王朝中期,君臣远非开国时代可比。
想当年艰苦创业,大刀阔斧,皇帝雄才大略,目光远大,臣子艰苦朴素,兢兢业业。
而今文恬武嬉,安于享乐,皇帝也没有了祖辈的威风,根本约束不住臣子的腐化堕落,更何况很多皇帝带头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政治就更不可收拾了。
同时,和平时间一长,人口肯定越来越多,而国土面积的扩张却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吃饭问题、就业问题尖锐地摆在统治者面前。
古代的中国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单一,基本无力解决上述问题。
而且,随着人口的膨胀,官僚队伍必然扩编,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与民争利,无所不用其极,普通百姓越发没有活路了。
种种问题的积累,预示着大动荡的不远,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体制内的调整,缓和矛盾,扭转危机,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表面上看,变法比革命的代价小,但就难度而言,却远远大于血流成河的革命。
因为革命只有一个敌人,大家戮力同心,舍命向前,往往可能死里求生,杀出一条血路。
相反,变法是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达成妥协,要处理的关系堪称千头万绪,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运用极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话说得好:
打铁先要自身硬,而中国古代王朝中期的变法家的群体形象却不理想。
比如,北宋王安石领导下的变法团队大多由见风使舵的政客、首鼠两端的小人、贪污腐败的官吏构成。
当时皇帝倾向变法,变法成为时尚,于是,一些人前来投机。
像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据说王安石对他有“父师之义”,但为了争夺宰相的位置,吕惠卿对王安石无情打击,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另一位变法干将邓绾本来靠巴结王安石起家,见状立即墙倒众人推,加入到打击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见王安石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又摇身一变,转而攻击吕惠卿,重投王安石。
有人指责邓绾无耻,他居然回应说:
“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至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变法派中的先锋干将。
历代变法派往往有一个难以挣脱的“小辫子”——腐败。
他们要重振朝纲,而自己的操守却不干净。
王安石变法中,变法派里面不乏腐败分子,借变法之机贪赃枉法,搜刮民财,但王安石本人尚属检点。
而明代变法的领导者张居正却不能以身作则,他独断专横,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犹以为无下箸处”,死后被抄家,没收的财物折合白银近二十万两,良田几百万亩。
当然,这很可能是家乡亲人、仆人背着他所为,但他主政期间,三个儿子考中进士,而且名次极为理想——一个榜眼、一个状元,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天下的读书人会心服口服吗?
这些人推行变法,怎能不让人怀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挡得住反对势力的反攻?
史学家还抱怨古代的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
其实,中国古代的皇帝代表着各方面的利益,帝王术的基本原则是“平衡”,而不是“选边站”,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变法一天也坚持不下去;
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皇帝统筹全局,自然要随时调整,要想让皇帝孤注一掷,投身变法,本身就是违背王朝政治规则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说王朝中期的变法鲜有成功的话,王朝晚期的变法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危险的举动。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果不搞变法,一个衰败的王朝尚可维持时日,一旦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比如元末丞相脱脱急于挽救王朝,搞“旧政更化”,推行与汉文化接轨的变法举措,又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针对通货膨胀进行的钞法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疏浚黄河的最直接结果是千千万万的治河民工在工地竖起了反元大旗,最终脱脱成了元亡的替罪羊,被流放并被毒死。
再比如清末统治者急于挽救王朝,居然想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结果激发起了民主化的大潮,最终被埋葬在辛亥革命之中。
清亡后,有遗老反省,认为如果不搞政治改革,“虽以无道行之,未遽亡也”。
也就是说,即使推行独裁统治,谁反对就镇压谁,也不会那么快地亡国。
可见,变法往往是一剂猛药,而衰败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过急,用药过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过程;
即使变法稍有成效,也不过延长统治周期而已,不可能扭转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运的灵丹妙药,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而不宜夸大其作用。
(二)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误区——以派画线,作“一刀切”的评判。
比如,受讴歌变法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反变法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是阴险的小人等,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汉朝独尊儒术后,历朝实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饱读经典,入仕做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
尤其是反对变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学者名流构成,地位可能较高,但大多没有政治、经济的实权,平素以俸禄为生,并非十分富裕。
清高自傲的特点决定他们很难跟所谓的“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在历史上也找不到他们受“利益集团”指使或接受其资助的材料。
更不能认为反对变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
试想当变法派策动皇帝,掀起变法大潮的时候,如果随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顺风顺水,又可能浑水摸鱼,谋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这种得罪君主、同僚,影响自己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的举动呢?
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吗?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历朝的反变法人物的道德素养普遍高于变法派。
比如在反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人物中,有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那样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他们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道德修养好,备受打击仍不改初衷,是公认的君子类型的人物。
司马光晚年掌权,尽废新法,但推动朝廷礼葬王安石,不抹杀其功绩。
相反,变法派一朝得势,便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仅因为政见不同,王安石就对年轻的苏轼百般排斥,屡进谗言,由此看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不昭然若揭了吗?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这些人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来反对变法,站到变法派的对立面上的呢?
其实,这主要应该是治国理念上的分歧。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首创了一个对变法派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理论武器”——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历代反变法者长期沿用的重要理念。
今天看来,这可能是迂腐到极点的观点,因为“变”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祖宗之法为什么不可变?
但稍加分析,就可见这一观点不乏深刻、合理的一面。
每到王朝的中期,即使是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经济窘迫、社会危机、国力衰弱的事实,但他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质问:
此时经济形势再恶化,也强于王朝初期的一穷二白,同样一部法,为什么祖宗的时候能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现在就难以为继了呢?
换言之,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呢?
如果是人坏了,歪嘴和尚念歪经,换成什么样的法能解决问题呢?
如果是人坏了,不去“治人”,反而去“治法”,岂不是舍本逐末?
中国古代讲究敬天法祖,祖宗是个神圣的观念,哪位子孙敢自认为比祖宗还伟大?
汉朝有一个“萧规曹随”的典故,说的是惠帝的时候,曹参任丞相却不积极工作,整天饮酒作乐的故事。
惠帝心中当然不满,找人提醒曹参。
曹参进宫质问惠帝:
“陛下掂量掂量,您才干比得上汉高祖吗?
”惠帝不假思索地说:
“我哪里比得上先帝!
”曹参又说:
“陛下看我跟萧何丞相比起来谁更高明呢?
”惠帝说:
“你好像比不上萧何。
”曹参说:
“陛下言之是也。
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换言之咱君臣俩你比不上刘邦,我比不上萧何,还折腾什么?
你无为而治,我恪尽职守,不就行了吗!
惠帝豁然开朗,就不怪罪曹参了。
众所周知,在汉朝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景之治,而“萧规曹随”跟文景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多事,不生事,不扰民,兢兢业业地贯彻好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中国古代历朝反变法的理由还在于“与民争利”。
这关系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治国不是经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的价值观、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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