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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
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
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
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
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
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
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
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
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
《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二、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一)通俗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识地追求通俗。
苏轼评之曰“白俗”,王安石评之“白俚”。
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
清代的沈德潜称之为“浅易”、(《说诗晬语》)“平易近人”(《唐诗别裁评语》),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云:
“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
问曰:
解否?
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可见白居易的通俗,是经过修改加工的产物。
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
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则容易却艰辛。
”这就表明,通俗是来之不易的。
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
他俩是诗友,又是挚友,世称元白。
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们主张通俗,就大大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
特别是白居易,影响最大。
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说是中唐诗歌改革的纲领。
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诗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
上至王宫贵族、达官显要,下至黎民百姓,贩夫歌伎,无不喜诵白诗。
为何白诗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点究竟何在呢?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新乐府序》)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言必有据,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
根据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
简言之就是:
质朴、率真、切实。
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
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
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推行通俗诗风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
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
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
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
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
叶燮《原诗》云:
白居易的“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
”薛雪云:
“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
”(《一瓢诗话》)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处。
言浅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
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
平易浅显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
唐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
白居易和他的诗友元稹、张籍、李绅、刘禹锡都吸收了民歌的精华。
如刘禹锡的《竹枝词》这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
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
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
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
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
白居易诗歌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用语流便,平常事、口头语、眼前景,意到笔随,“称心而出,随笔抒写”,意深而词浅,很少使用典故。
僧惠洪《冷斋夜话》甚至说,白居易诗成之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此话虽不能视为信谈,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诗的通俗平易。
应该指出的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平易晓畅,是千锤百炼后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并非信手拈来,正像赵翼所说:
“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
刘熙载《艺概·
诗概》也曾经指出这一点: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
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
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宋人周必大也曾经指出:
“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
闲观遗稿,则窜定甚多。
”由此可见其良苦的匠心。
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惨淡经营之后的不经意。
元、白之诗,之所以能风靡天下,雄视百代,同诗人锤炼字句有关。
因此,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
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
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
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
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
元白之诗,就是如此。
《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作品。
上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无不喜爱。
故吏部、礼部选举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诗为评判的标准,而广大的人民则以会吟咏白诗为荣,连长安的歌伎都以会吟诵白诗而抬高了身价。
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风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
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
“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
”至于元稹诗风,也是如此。
(二)轻艳
通俗,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色彩。
虽然元白都以通俗著称,但因他们气质、性格、出身、经历、习惯、兴趣等等的差异,其诗风也迥然有别。
苏轼说:
“元轻白俗。
”这里用了一个“轻”字就把元白的诗风区别开来了。
元稹虽也通俗,但却俗而轻;
白居易则俗而不轻。
所谓轻,绝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
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润,色彩斑斓,兼纤秾、繁缛之美;
而白居易则崇尚一个“淡”字。
故元稹为艳俗,白居易则淡俗。
白诗的通俗是浅、淡、清,元诗是轻、浓、艳。
元稹的轻艳自有特色。
它色彩浓,密度稠,层次厚,甚至给人以腻的感觉,并时有雕琢的痕迹。
唐代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
“学浅切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白体’。
”这种评价对元稹虽有微词,但的确指明了元白之间诗风的区别。
元、白诗风,对于新乐府运动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
元、白诗派的四人中,风格也各有特色,成就也自有不同,张、王成就逊于元、白,影响也不及元、白。
就元、白而言,则元逊于白。
白诗质朴平实,剀切深刻,一针见血,一目了然,平淡自然,活泼自如,现实主义精神很强。
(剀切:
讽喻)
下面重点赏析几首白居易的代表作。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奢淫逸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
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
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注释:
朱绂:
fú
,古代贵族穿的一种礼服。
擘,bāi,分开。
衢,qú
。
《秦中吟》十首之一。
诗题“轻肥”,轻裘肥马。
取自《论语。
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
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
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
内臣者,宦官也。
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以至于此?
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
怎能不奢?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
“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
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
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
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
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
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
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
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
“气益振”遥应首句。
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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