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移民角色置换及补偿安置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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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羡慕着城中村村民的意外之财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滚滚而来的城市化进程背后,失去了土地和维生技能的村民们,除了偷偷种下房子以外,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够孤独地守护着自己的家人、乡邻和财富。
”
5.1城市郊区移民角色置换分析
5.1.1农村居民角色置换
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改变有两种情况:
第一,农村的主动城市化,即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城市化转变;
第二,农村的被动城市化,即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张、渗透。
无论在哪一种城市化进程中,都包含了一个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即人口的城市化。
人口的城市化包含了两种形式,即农民的市民化和农民的非农化。
前者通过身份转变实现,后者通过职业转变实现。
农民的市民化不仅仅意味着身份转变,为了实现完整的市民角色转型,还需要通过外部“赋能”和内部“增能”,融入城市,从城市新移民向真正的市民转变。
农民的非农化在城市郊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郊区“无土农民”日益增多。
与远郊“离土农民”外出打工的职业模式不同,城市郊区农民多数选择从事副业经营、到城市上班的兼业模式,加之“瓦片经济”的繁荣,使其收入稳中有升,劳动强度也远低于远郊农民。
5.1.1.1农村居民角色内涵
首先,城市郊区农村居民,既具有一般农民的特征,即拥有农村户口,从事农业劳动,世代归属于某一个村集体组织,也有其特殊性,即虽然拥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条件,但是并不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有些甚至已经不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同城市居民一样从事工商业活动,因此,“农村居民”更多的是一种户籍制度下的概念。
由于角色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地位的动态表现,在社会各界眼中,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是农业户口,就是“农民”,因此城市郊区农村居民首当其冲的角色就是农民。
其次,一般农民很难想象在现在的角色之外,他们还可以扮演别的角色。
因此,角色体验比较单一。
[2]城市郊区农村居民则不同,除了农业生产之外,他们还从事租赁、店铺经营、私营企业经营、打工等非农业生产经营,成为房东、店主、企业雇主或工人,具有角色体验多样化的特点,有些以土地入股的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甚至还扮演着股东的角色。
事实上,早在宋代就出现了“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即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以兼业的方式从事以交换和盈利为目的的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小商业经营、小雇佣劳动等。
李晓[3]将个体小农分为“传统型小农经济模式”和“改进型小农经济模式”。
前者以家庭成员为核心,眼光向内,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主要靠挖掘和发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自身固有潜力实现再生产,其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者与土地的结合状况。
后者更倾向于眼光向外,力求通过兼营手工业、商业,较多地利用外部市场,与商品经济建立起较密切的联系,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缓解土地的制约,补充农业的不足。
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就是改进型小农经济模式,是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最后,城市郊区农村居民居住在农村庭院,仍带有一定的农村生活习惯,但是除此之外,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其消费、娱乐等生活方式已与城市一般无二,生活质量远高于一般农村。
城市郊区农村一般属于城市街道管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城市社区居民。
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感觉自己与城市居民没有差别了。
5.1.1.2身份转变引起的角色置换
周作翰等[4]总结了我国农民身份经历的四次大变迁,分别是农民身份的阶级化、农民身份的结构化、农民身份的社会化和农民身份可能的公民化。
并且指出,在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身份从社会化向公民化的转变成为社会转型的内在张力。
可见,农民身份被赋予的权利在不断地扩充,向完整的公民权利靠拢,而现有的农民权利存在缺失。
农民身份权利的缺失和对相对剥夺感的认同是社会冲突的潜在因素。
[5]因此,农民身份公民化也是保持城市化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农民失去土地后,通过农转非,在户籍上成为市民;
农村居民失去房屋后,置换到城市房屋,居住在城市社区,在地域上成为社区居民。
(1)从农民到市民。
农民与市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
通常情况下,农民扮演的角色就是持有农业户口的、在“一亩三分地”上从事着知识和技术含量不高的种养业和简单手工业的劳动者;
其职业无须竞争上岗,而是世代相传。
农民有以下特征:
辛勤耕耘,勤俭节约;
带有小农思想,政治意识弱,社会圈子小,往往局限在村落范围;
生活成本低,集体经济依赖性强等。
城市郊区农民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年轻一代也不再拥有农业生产技能,他们经济头脑灵活,维权意识强,有主动拓展社会圈子的意识,生活方式接近市民。
但是与市民相比,在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作为村集体的成员和集体土地的承包责任人,农民享有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权,享受村集体资产经营的福利分红,然而这种使用权和福利权也是有限的。
这是由于,一方面集体土地受到严格的用途管制,只能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使用,农民拥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只是一种象征性产权,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支配权;
另一方面集体资产运营不够规范,并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模式,虽然说集体经济对城市郊区农民生活影响较大,村民十分关注集体资产的产权制度,但是村民在集体经济事务上的参与权受到限制,缺乏对集体经济运转与监管方面的有效控制,只能说是象征性股东。
通常情况下,市民身份扮演的角色就是持有城市户口的、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者,他们遵守城市规则,文明程度较高,政治敏感度较高,参与积极性高,承担一定的义务。
同时,拥有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享受一系列的福利和权益,包括财产权、受教育权和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福利。
由于城市有较为完整的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市民对其财产不仅拥有完整的使用、处分、支配的权力,还拥有房地产增值的全部收益,同时市民享受城市劳动就业保障的各项优惠政策,找工作时花费成本较低,失业后生活仍有保障。
角色置换后,成为城市新移民的农民将面临双重损失,一方面是损失了享受村籍福利和廉价的生活成本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因政策、体制不到位,在享受公共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受到歧视,损失了享受市民待遇的权利。
因此,他们有可能从收入较为丰厚、生活较为舒适、地位较高的城市郊区农民,转变成为受城市和乡村排斥的“双重弱势群体”——城市新移民。
(2)从农村居民到社区居民。
房屋置换后,农村居民搬迁到城市安置小区,角色置换为城市社区居民。
置换前,城郊农村紧贴城市,有些已经由原来的乡镇管辖转到城市社区管辖,成为农村社区,但是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居民所在的农村社区在组织基础、功能与形态上有较大的不同。
首先,农村社区以家庭为单位安排生产与工作,而城市社区以劳动力个体为单位进行培训、招工、失业补助等生产和工作安排;
其次,农村社区仍保持部分农业生产功能和集体经济,城市社区不再具有集体经济功能,主要负责社区环境、文化建设等方面事务,让社区居民充分享受社区公共设施带来的福利,并且为社区内的企业提供一定的服务,但是不参与企业的运营;
最后,农村社区仍是带有村落性质的管理体制,城市社区是以法理观念为指导的组织机构。
置换后,安置小区成为农村居民向社区居民过渡的区域。
由于安置小区居住人群的特殊性,可以将安置小区看作带有农村社区色彩的城市社区,并非纯粹的城市社区。
由于带有农村社区的色彩,已经发生身份转换的农村居民在生活习惯、文化偏好等方面都与一般城市社区居民有较明显的区别。
从主观上来讲,城市郊区农村居民在角色置换前已经通过在城市工作、消费、娱乐等途径储备和积累了一定的、塑造好市民角色所必需的知识、智慧、能力和经验等,并且形成了自己对市民角色的理解,有些甚至认为市民角色要比农民角色更加自在、自足。
这是在拥有土地、尚在农村生活的基础上的理解。
但是,在真正失去土地和房屋,完全脱离农村环境的情况下再次去理解市民角色,就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强制性的转变。
常会看到安置小区由于居民生活习惯不良而出现垃圾乱扔、房屋乱搭、车辆乱摆、家禽乱养等现象,有些甚至将绿地破开种菜,成为有农村特色的城市安置小区。
由此引发的歧视导致农村居民角色转换的同时发生了社会地位的下降,容易被周围的城市居民孤立。
随之而来的是,安置小区及周边整体人群收入水平偏低,无法带动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出现安置小区商铺频频倒闭,这意味着农村居民进城后不仅丧失了商业机会,生活便利程度也下降了。
5.1.1.3职业转变引起的角色置换
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城市郊区经济繁荣,农民不再以单一的农业为职业,而是向多元化的兼业方向发展。
郊区农民兼业与郊区地理位置、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紧邻城市,农民在种地之余,可以到城市打工;
郊区本身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带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从而诞生了“瓦片经济”,出现了“前店后房”和“庭院经济”,造就了农民的新角色——房东和雇主。
(1)从农民到工人。
农民作为一种职业,由出身决定,没有入职门槛,不需要竞争筛选就可以上岗,具有固定性,只要还拥有土地,就被认定为在业,而不存在失业的说法。
但是随着土地的日益减少,加上农业耕作是一种边际生产率很小甚至为负数的劳动,越来越多的农民无法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益,成为隐性失业者。
相比之下,工人作为城市工业生产的主流职业,需要在人才市场通过竞争才能够获得,具有易变性,也就存在失业风险,但可通过劳动保障体系降低风险。
在城市郊区,从事农业生产而放弃非农生产的机会损失更大,因而农民作为一种职业的角色并非主流,实际上只有家庭中的老年人在仅有的承包地上从事农业劳动,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是农业收入并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一部分郊区农民在角色置换前就已经在城市工作,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与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不同,郊区农民在城市工作时流动性不强,已经享受企业为其购买的社会保险,许多甚至已经工作至退休。
对于这类郊区农民来说,角色转化几乎没有障碍,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失地后不再被纳入失地农民保障,而是继续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
另一部分郊区农民在角色置换前处于无业状态,靠“瓦片经济”收取房租生活,有些甚至已经十几年没有工作过。
他们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劳动力素质上都已经与社会发展相脱节,因此这类郊区农民往往成为角色置换后失业群体的主流。
(2)从房东到房客。
“瓦片经济”不但造就了一批郊区的职业房东,而且对提高郊区农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和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功不可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况。
农村老年人通过房屋的衍生功能获得房租收入和副业收入,不仅可以使自己生活比较宽裕,还可以给家庭总收入作出贡献,维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家庭中对大事有话语权。
由于安置小区尚未建成,郊区农民在房屋拆迁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搬迁过渡,大部分需要租赁房屋,只有少部分能够投亲靠友。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他们都从房东转变为房客,由固定居住变为流动居住,虽然只是暂时,但是对郊区农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从房东到房客的角色转变,给郊区农民特别是老年人带来巨大风险。
一方面房租收入丧失,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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